“九省通衢”武汉位置极重要，为何没有朝代定都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可谓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北方地区，所谓“崤函帝都，河洛王里”，宋朝以前的首都长期在西安和洛阳之间唱“二人转”，开封也曾在北宋时期盛极一时，而北京更是最后成为元明清三朝的首都，而南方地区则由南京作为代表，杭州、成都等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过都城，不过南方的都城大多数都是半壁江山或割据政权所立（只有南京在明初50余年短暂做过大一统朝代的首都）。

然而，有一座在现如今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地位的城市，却在历史上几乎从未做过都城（哪怕是地方政权），这就是武汉。

黄祖（？－208年），东汉末年将领

从“九省通衢”到“超大城市”

武汉建制始于西汉。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手下的江夏太守黄祖（孙坚、凌操、祢衡等多位名人都死于这位黄祖之手）的郡治，就在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后来，东吴孙权又在武昌的蛇山修建城堡，并建造了著名的黄鹤楼。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清初《广阳杂记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清末，武汉更是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民国时期，更是得以与“大上海”并称为“大武汉”。而现如今，武汉更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军事、科教、交通中心城市，并成为全国“超大城市”之一（城区常住人口在千万级以上的城市，全国仅有8个）。

然而如此多光环笼罩下的武汉，却在历史上有着一项略显尴尬的遗憾，那就是几乎从未做过首都，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割据政权，细算起来，也只有东吴孙权曾短暂迁都武昌，但朝野上下一片反对甚至喊出了“宁饮建邺（南京）水，不食武昌鱼”的口号，短短一年之后就迁回了南京。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一都四京”的建都方略，计划将首都定在武汉,而南京、广州、重庆、北京各为东南西北的京城（有些类似于曹魏的朝代施行的“五都制”），不过最终也并未实施。

而在民国时期，武汉也后做过两次国民政府首都，一次是1926年底至1927年，为时不到一年；另一次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虽然于1937年11月宣布迁都重庆，但事实上是迁至武汉，因此武汉也算是事实上的首都，不过随着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的失败也随着终结，历时也不到一年。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武汉与定都总是失之交臂呢？

武汉会战中的日军

首先，武汉地区发展较迟，无论人口和农业都长期不占优势，“完美错过”了不断迁移变化中的政治中心。

历史上，我国的政治中心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转移的趋势（严格说是向东北方向移动），从地处西北关中地区的西安，再到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洛阳、开封，再到河北地区的北京。当然期间部分朝代因战乱入侵也会将都城南迁，定都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杭州等。而这些都城所在的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开发较早、农业发达、人口较多，为建都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人文基础。

而相比之下，武汉地区所在的江汉平原一带在历史上长期是湖沼密布的范围极其广大的湿地地带，古称“云梦泽”，根本不适合发展农业，人口一直颇为稀少，西汉司马相如在其著名的《子虚赋》中称其“云梦者，方九百里”，到了唐朝年间虽然面积大幅缩小，但仍然相当可观，孟浩然曾用“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诗句形容其广阔。

直到明清时期，随着不断的开垦和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的变化，云梦泽才彻底消失，而武汉地区也才逐渐成为有数的商业都会，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为时甚晚，可以说是完美错过了不断迁移变化中的政治中心。

先秦时代云梦泽的位置

其次，在于武汉地区所在江汉平原湖泊密布，河道曲折，极易发生洪灾。

气势磅礴的云梦泽虽然最终化为乌有，但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如今武汉所在的湖北省湖泊总面积将近3000平方公里，面积百亩以上的湖泊超过800个，虽然和当年的云梦泽无法相提并论，但也可称的上是“千湖之地”。这些星罗棋布的湖泊在雨季无疑成为巨大的风险隐患，

与此同时，流经至此的长江（此段江段又称荆江）由于支流众多，加之河道蜿蜒曲折，极易出现排水不畅的现象，即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这两大因素的叠加，因此极易发生洪涝灾害。

据统计，1499年至1949年的450年间，江汉一带的干堤溃口就高达186次！仅在清朝末期，1860年和1870的洪水就对武汉造成了巨大灾害，民国时期1931年的特大洪水更是使得武汉最高洪水水位达到20米以上，大部分市区泡在深水之中，并达数月之久。对于生产力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巨大的洪涝灾害无疑更是无法得到解决，频繁的自然灾害当然使得历朝历代不会将此选为定都所在，又有哪位帝王愿意好不容易建起的繁华京城变成水乡泽国呢？

武汉处于“树大招风”的交通要地，在战争时期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作为交通枢纽的武汉有“九省通衢”的美誉，从武汉出发最多跨越两个省份就能到全国任意一个省份，其“天下之腰”的赞誉确实名不虚传。但在和平年代是交通枢纽，在战乱年代，可也同时自动转化为“兵家必争之地”了。比如三国时期，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就是一个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争战不休之地，曹操、刘备、孙权在此各据一方，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做是“三国时代”的缩影。

而抗战时期的武汉会战，国民党军队最终败于日军的地理角度的因素，就在于武汉处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面对着日军东、南、北三方面围攻，从“地利”角度上来说就处于绝对的劣势。

对于古代帝王来说，这样一个“树大招风”的兵家必争之地，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更不要说定都久居了。

洋务运动 湖北织布局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武汉基本上和定都失之交臂，但后来居上的武汉却屡屡敢为天下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清朝末期，武汉就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大名鼎鼎的汉阳兵工厂前身）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武汉更是屡屡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1957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成为中国第一座跨江大桥，毛主席也泼墨挥毫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诗句；1958年，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在武钢产出，开创了钢铁工业的新起点。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武汉汉正街更是成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甚至有“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的美誉，成为了改革的风向标。

尤其是2020年，武汉英勇顽强的取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再次写下了“英雄城市”的光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