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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的中国风云变幻,战争更是司空见惯。与受过正规教育的公务员们不同,农民起义军领袖在行军打仗时,放在他们案头的兵书战策,大抵都是《水浒》《三国》等小说。
作为《孙子兵法》的平替,《水浒》《三国》兼顾实用与趣味性,所以除了让起义军们感到如获至宝,远在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同样格外垂青之。
“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翻译学习之外,后金人还能做到学以致用,皇太极离间大明名将袁崇焕,“即公瑾赚蒋干之故智”。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及至康熙朝,皇帝“尝有诏,饰印《三国志演义》一千部,颁赐满洲、蒙古诸路统兵将帅,以当兵书。”
《水浒》《三国》乃是中国经典名著中璀璨生辉的两颗宝石,更难得的是,除了文学属性,在军事谋略层面,还具备可操作及可复制性。
如果说宋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明末清初则是两部小说得天下。
平壤出土的《论语》简牍
1,战略
《水浒》《三国》之书,都可以看作“农民革命的教科书”。然而,单就军事策略层面而言,两本小说所针对的侧重点,其实各不相同。
这亦可以从两书对后世的不同影响,看出些许端倪。《三国演义》长时间被视作通俗历史教科书以及军事著作,在其影响之下,后世诞生出大量的历史演义类小说;《水浒传》则启发了后来的古典英雄传奇,乃至武侠小说的创作,盖因其对人物的塑造,堪称波澜起伏。
相比而言,《三国演义》人物的塑造,则带有明晰的理性色彩。所以,书中的将帅、谋士,他们对于天下形势的判断,虽然是长远的,但一定也是合乎道理的。
荀彧所说的“奉天子以从众望”,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鲁肃倡导的“孙刘联合抗曹”,司马昭定下的“灭虢取虞之计”(先取西蜀,水陆并进,并吞东吴)。如果着眼于眼下,他们的计策,不但没有力挽狂澜的功效,甚至会受到怀疑,但时间会证明一切,那皆是“不世之略也”。
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中国战略原理解析》一书中指出:“战略是着眼于宏观的和长远的,运用力量对抗求胜的科学和艺术。”然而,正是由于其长远的属性,可能不够“爽快”,所以说《水浒》里的人物,几乎没有“长久的战略性”可言。
某种意义上,梁山泊就是乌托邦式的存在。他们的兵马有数万之巨(根据不同算法,巅峰时甚至能达到十万),而其据点仅有梁山泊一处。据《孙子兵法》之言:“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可想而知,山寨军民的温饱,势必会成为问题。此时,他们的战略就是通过攻克城池,换取粮草。
后来,宋江提出的招安大计,勉强算得上战略。说其勉强的原因是,此战略所依托的唯有宋江的威望,不但其心腹武松、李逵等人不认可(“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梁山的智囊智多星也不太心热,所以此战略并不算是“运用力量对抗求胜的科学和艺术”。
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
《三国演义》中,除了诸葛亮的“三分天下”,其余谋士的战略目标几乎都宣告达成。而《水浒》所提出的战略,基本都是死胡同:“招安”的决议让大部分梁山英雄以悲剧收场;如果不招安,攻城掠地总有竭泽而渔的那一天,十万兵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勉强可以自保,终究不能和庞大的官兵抗衡,永世的“快活”,似乎也就成了伪命题。
这似乎就解释了,为何明清的很多起义军,“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
2,战术
《水浒》当然有其闪光点,否则也不可能被当作兵书来读。其大量的离奇诡异的战术谋略描写,堪称绝妙,即便与《三国》相比,也毫不逊色。
《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某种意义上,梁山的智囊们,已然达到“上兵伐谋”的境界,他们使出的计谋,与《三十六计》等兵书,还有颇多的暗合之处。
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就生动演绎了“铁树开花”的计谋。铁树本来不可能开花,但“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诸好汉假扮成小贩,作了一个局,把官兵迷得六神无主,最后果然应了那么一句话:“小贩开花黄泥岗,杨志痛失生辰纲。”
宋江(1073~1124),字公明,绰号呼保义、及时雨
宋江攻打高唐州,被知府高廉连败两次,吴用算出晚间其必然来劫营,于是想出一条“空城计”,让高廉扑了个空。
相比于吴用的借鉴,使用“空城计”的“祖宗”,当然还是《三国》里的诸葛孔明。实际上,除了“空城计”,在军事战术方面,两本小说还有大量“撞车”的情节。
譬如,《三国演义》中著名的“火烧赤壁”,在《水浒》中亦有借鉴。高俅二次攻打梁山,选择水战的方式出击,为求稳当,高俅命人“每三只一排钉住,上用板铺,船尾用铁环锁定。”吴用则照方抓药,用火攻的计谋应对。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
再比如《三国演义》惯常使用的“离间计”,堪称后世之典范,如前文之言,周瑜利用情报工作,离间蒋干的故事,甚至被清朝人活学活用。《水浒》里当然也有形形色色的离间故事,也许不如《三国》里的知名,但就实现难度而言,可能犹甚之。
“九纹龙”史进和“花和尚”鲁智深被困华州时,为了营救他们,梁山一口气组织了五百人的队伍,化身为侦察大队。
梁山先是截获一则“朝廷派出一个殿司太尉,来西岳庙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的情报;其后,吴用决定果断出击,他派出500名细作,拦截下宿太尉一行,让那500人假扮成太尉小厮;最后,以太尉的名义,诱华山太守出城,在庙内斩杀之,其后乘胜追击,攻下华州。
纵观古代侦察史,化妆诱导侦察袭击的例子当然不少,但一股脑组织500人的阵容,可谓闻所未闻。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也只需“演”好自己,《水浒》的那500名军士,要分别扮作虞侯、警卫、侍从等等,群众演员们还不能有太大破绽,其难度系数可想而知。
三国演义
3,口号
在战略层面,《三国》里高瞻远瞩的智谋能“秒杀”掉《水浒》;战术方面二者在伯仲之间;然而,思想动员方面,《水浒》反而能赶超前者。
显然,在军事动员工作中,明清的起义军领袖,反而更多的借鉴了《水浒》。
明万历十四年,山东发生一起利用宗教组织起来的起义,因为泄密,这场起义还没爆发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其檄文中就有“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字眼。两年之后,老家安徽安庆市的刘汝国在南方发动起义,其口号即“大书剗富济贫,替天元帅。”天启年间,徐鸿儒“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明末清初查继佐编纂的《明书》认为,这是《水浒》造成的三次大祸,经由此三大祸,大明王朝从此之后“元气全澌”。
这三次起义不过是“开胃小菜”,明朝末年起义军的数量,则呈指数级增加。
明末起义军有个特点,即“诸贼皆讳其名,以诨号动众。”而光是以《水浒》中的人名和诨号为诨号的起义首领,就有将近四十余人。“宋江”、“黑旋风”、“混江龙”等名号,最为他们所青睐。
《三国》中的人物同样被作为诨号被使用,巧合地是,它们却常常被明军的将领使用。《三国演义》中,农民首领最爱用的诨号,一为曹操,一为张飞,此二人而已。
起义军中的翘楚,张献忠和李自成,亦然受到《水浒》的影响。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即出自《水浒》中的“替天行道”,而他早期隶属于“三十六营”,效仿的也是《水浒》“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组织结构。
张献忠
带兵打仗时,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可想而知,《水浒》里的主张和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他,张献忠甚至以此为自己的杀戮寻找借口:“朕向来诛戮者,皆代天行道,非屈杀也。”
真的很难想象,南至重庆、四川,北达东北边陲,那些非官方的军人领袖们,不看兵法看起小说了。更邪门的是,靠着两本小说,他们竟然真的让风雨飘摇的大明帝国,渐渐走向了末路。
这是中国的小说家,创造出来的,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以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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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武志国 《论
[2]林雅玲 《
[3]卢克旺 《
[4]汪远平 《龙腾蛟舞,波诡云谲——
[5]杨绍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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