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问题被揭露始末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阎明复曾撰文回忆说， 他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毛主席曾对杨尚昆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

康生问题的揭露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更是拨乱反正的关键。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党全国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革”、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康生把持中央党校20 多年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但“文革”时期却是重灾区。该校被康生把持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个烂摊子。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重新启用，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文革”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担任过胡耀邦秘书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说：“康生的头上有‘两顶桂冠’；我也送给他三个称号，康生是‘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

“文革”期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与康生有过一次“狭路相逢”。

1966年6月初，迫于康生的高压，林枫在党校成立了“文革”办公室。当时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刘海藩被调来负责写简报，主要是将党校开展“文革”的动态及时上报中央。 

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林枫于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批斗。为煽动党校群众继续陷害林枫和刘少奇，1966年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50人座谈会”，康生讲话长达4个小时，反复讲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又黑，说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阵地，反无产阶级革命的“黑堡垒”，修正主义的“黑据点”，叛徒特务的“黑窝子”，资产阶级思想的“黑染缸”。

讲了四个“黑”之后，康生突然话锋一转：“党校报来的70多期简报，完全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对抗的，我越看越生气。简报是什么人负责写的？” 这时刘海藩正在台下听得发懵，突然听到康生在叫是什么人写的简报，着实吃了一惊。

这时有人喊：“刘海藩写的。”康生问：“他来了吗？”“来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回答。“刘海藩站起来！”一个造反派吼叫。刘海藩坐的位子正好与康生妻子曹轶欧挨着。看到这情形，曹轶欧就说：“刘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来嘛！”刘海藩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康生厉声问道：“简报是谁叫你写的？”刘海藩有几分紧张地回答：“是组织上安排我写的。”“什么组织？”康生越来越严厉。“当然是党组织。”

康生愤怒地反问：“哪个党组织？”

刘海藩预感到灾难来临且已经躲不过去了，于是这位湖南青年的辣椒味冒出来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中国共产党！”

康生没想到这么个小人物竟然对自己大不敬，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什么东西！”刘海藩强忍着没有再说话。康生抖动着手头的简报接着说：“你写的这些简报是共产党的话吗？你执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是替林枫说话的黑笔杆子、黑爪牙！”

当晚，刘海藩就被造反派抄了家。

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引燃康生问题“第一把火”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由于当时中央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胡耀邦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他揭露了康生的“十个问题”：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二、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上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

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

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

五、康生、曹轶欧在党校乱点名的问题。康、曹在党校动辄说某某是反革命、叛徒、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实际上与第四个问题是一回事）

六、康生在对待李广文（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一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问题的处理上出尔反尔。

七、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向违反毛主席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精神。

八、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针有问题。（实际上与第七个问题是一回事）

九、康、曹包庇造反派头头。

十、康生把持党校期间，其亲信和党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当时这“两顶桂冠”还在，并且曹轶欧还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枚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是比较慎重的。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的陈文斌、刘立中两位同志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按照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

王富长为什么敢公开揭露康生？他说，当时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康生问题依然是禁区，对康生和曹轶欧依然要称康老和曹大姐。公开揭露康生，他心中也有一定顾虑。但他之所以敢挺身而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在经过一段时间“整风会议”的揭发和讨论后，逐步认清了“文革”的本质，同时感觉“文革”中党校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至于揭发康生会不会有风险，他认为风险是有，但大环境已改变了，“四人帮”毕竟倒台了，过去那一套站不住脚了，站出来揭发康生也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了。第二个原因是，王富长曾被评为全国青年标兵，对曾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感情。在发言前的一个月，王富长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武某（康生的党羽）竟然还与华主席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就冒昧地给华主席写了一封信，揭发武某与江青有密切联系。后来，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一非和副教育长牟泽衔对他说：“耀邦同志很关心你！”听了这话，王富长预感到是他写给华主席的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第三个原因就是，王富长不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对康生问题没有更多的思想顾虑。王富长在“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成为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这把火正伴随着拨乱反正的罡风越烧越旺。

胡耀邦在敏感时刻间接出手支持

1977年12月3日，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教员李公天去找哲学研究室副主任韩树英，告诉他从朋友处听来的曹轶欧去世的消息，并提议贴小字报揭发康生。

韩树英说：“应该揭发，但这不是个小事情，我们要去请示一下耀邦同志，况且在他的上边还有汪东兴和华国锋。”李公天找到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对他谈了揭露康生的想法。梁表示要向耀邦同志汇报。据曾担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说，对于康生这个人，耀邦非常厌恶。陈维仁记得，每当提起康生，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12月3日是星期六，本来胡耀邦已决定不回城里了，但听了梁金泉汇报后，当即决定回城里的家中。他的目的是回城里打听消息。

12月5日星期一，胡耀邦一到办公室就对梁金泉说：“这个李公天，不好好念书，却去打探小道消息，曹轶欧根本就没有死！”刚上班李公天就去找梁金泉打探消息，这时才知道自己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他问梁金泉：“那么小字报还可不可以贴呢？”梁金泉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公天又找韩树英，韩树英说：“为了慎重起见，你再去问问副教育长冯文彬，看他什么态度。”

12月8日早8点前，李公天就来到冯文彬家中说：“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

16楼是教务处所在的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这样做行不行？”冯文彬说：“我要征求耀邦同志意见。”中午一下班，李公天又来到冯文彬家中，冯文彬对他说：“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李公天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李公天又找了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吴秉元、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中午就把小字报写了出来。由于吴秉元表示自己要单独署名写一份，韩树英、李公天、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就五个人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当天下午，他们就把两份小字报都贴在了16楼的走廊里（哲学教研室就在16楼办公）。

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当晚，有人向胡耀邦报告说16楼有人贴出了揭康生的小字报，胡耀邦当即兴奋地披起大衣对梁金泉说：“走，看看去！” 梁金泉劝阻说：“耀邦同志，你不知道这件事啊！”耀邦听了，先是一怔，接着便会意地笑着说：“对对，我不知道！”

12月9日，到1 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有党校教员，也有学员，许多高级班学员也纷纷来看，多数人看完后沉默无语。直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这天，胡耀邦不顾秘书的劝阻也去看了小字报。看完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有人贴出了揭康生的小字报的消息在中央党校不胫而走，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墙上很快就贴不下了，大家就在走廊里面拉起铁丝，把小字报挂在铁丝上。一楼挂不下，就顺着楼梯向二楼挂，煞是壮观。

由于学员们纷纷前来观看，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这里有必要交代的是，李公天曾在团中央机关工作，是胡耀邦和冯文彬的老部下。他认为当时揭批康生问题难度最大的是胡耀邦的上面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另一个让人顾虑的是汪东兴曾在社会部工作，是康生的老部下。正是有这些因素，为了稳妥起见，才使得他与韩树英采取了上述措施。

如果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康生打响了“第一枪”。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党校的揭批康生运动，并迅速扩及全党、全国，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及以后中央对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历史的审判：向全党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至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据于光远记述，陈云说：“‘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漫远（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在发言中共阐述了七条意见。他说，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康生在苏联时，曾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党中央书记，拥护王明当书记。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据说书名还是康生议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时搞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就是纠正康生造成这些错误的。

四、康生推荐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当时有人提出江青历史有问题，可是康生却保证江青历史没有问题。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时，曾被国民党特务突审了两个小时，就当了国民党特务，干了很多坏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着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材料听说丁肇中已交给了中央。

六、全国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党校两个人到全国各地查找两个托派分子。后来听说这两个托派分子在延安时已被康生下令枪毙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传、组织大权，还掌握了一、二、三办，并抓了很多人。

陈漫远最后说：“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有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是‘其人将死，其计也毒’。”程子华、金如柏、马文瑞、萧克、韩光等也从不同方面揭发了康生的问题。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五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康生，这个阴谋家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介绍，“文革”期间，曹轶欧曾让人把党校办公楼后面的10棵白皮松移栽到了位于颐和园东侧的党校南院。粉碎“四人帮”后，白皮松又被移了回来。如今，这10棵松树仍然枝繁叶茂、蔚然挺立，守卫着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时间是真理的女儿，被颠倒了的是非，最终还是会被重新颠倒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