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统治下 为什么大多数德国人可以岁月静好？

　　大多数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都能生活得愉快且平静。极权统治可以在多数人中间获得支持，同时对少数人犯下令人发指的迫害罪行。

　　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被塑造成“人民的敌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纳粹是怎么逐步建立起恐怖统治的？德国人为什么甘愿成为权力的零件，犹太人为什么不在受到迫害后第一时间逃亡？当恐怖统治初见端倪时，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知道什么：恐怖、大屠杀以及纳粹德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Eric.A.Johnson采访了30余位经历过纳粹德国的人，包括大屠杀的幸存者，流亡的犹太人、反对纳粹并遭受迫害的德国人、曾经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普通德国平民等。Eric以巧妙的方式将这些口述呈现给读者：当一位犹太幸存者说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恶魔时，他随后呈现给我们被纳粹迫害的反对派德国人的口述；在一个1934年就感受到德国社会反犹情绪的口述后面，呈现给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并不看好希特勒的地区的人的口述。

　　用这种方式，Eric让我们思考，在政治环境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同地区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经历和感受着社会怎样的变化。他们像温水中的青蛙，是哪一刻受到巨大的刺痛从水中跳出来的？犹太人为什么在歧视和迫害不断加码时还默默忍受？德国人又是怎么样被迫习惯种种禁令，不敢提出反对意见的？

　　威廉.本森（William Benson）回忆道，1934-1935年间，希特勒来到了莱比锡，在广场上演讲，听演讲的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那时，一些德国犹太人比起犹太人，更认同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因为希特勒反对共产党，很多有钱的犹太人还说“希特勒是个好人。”

　　威廉生命中最初的13年在德国度过，他有很多德国朋友，父亲也时常邀请很多德国朋友来家里做客。即使他后来流亡海外，也还是忍不住喜欢听德国的音乐，他说：“这是我的一部分。”

　　但威廉童年在学校见的更多的是针对犹太人的霸凌，同龄的孩子们称他为“犹太猪”。不久，希特勒颁布了禁令，禁止犹太人去德国人的学校，他不得不转学。商店也开始禁止犹太人入内。后来，他去意大利学习，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联合后，对1914年后来到意大利的犹太人下了驱逐令。

　　想要禁止犹太人，必须先区分出他们。在德国，犹太人被要求佩戴身份标识。这种证明文件被创造出来，目的就在于禁锢，在于缩小一部分人的自由。通过创造这种文件，一个群体的公民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这是一种创造法律之外的权力的方式。

　　威廉从意大利去往法国，1942年，他接到消息说，父亲和兄弟去了奥斯维辛，然后消失在了那里。

　　1933年，玛格丽特（Margarete Leib）是一个美丽的德国少女，而她的父亲被送往了集中营。他是社会民主党（SPD），曾在国会工作，希特勒上台后，他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1934年，他在集中营内被勒死。听说这个消息的玛格丽特去到盖世太保处大哭大闹，她回忆道：“在场的五六个盖世太保都十分尴尬。他们知道我父亲被杀了，只想让我快点离开。后来他们提议说可以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得不把钱交给盖世太保，他们留下了1千马克，把剩下的钱给了我。”

　　灾难在身边发生，自由被一点点剥夺，但人们总是以为事态不会继续变差，被害的不会轮到他们。

　　1933年，希特勒上台那一年，德国就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事件。阿尔敏（Armin Hertz）对此印象深刻：“穿着棕色制服、戴着袖标的纳粹党人站在我们的商店前，举着‘别向犹太人买东西’的标语。他们在我们的橱窗上写下‘犹太人’。”希特勒青年团唱着歌，歌词是：“刀下犹太人的血溅出来，让我们精神振奋。”

　　“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发生，我们的商铺被砸，到处都是碎玻璃，犹太教堂被点燃。犹太人在救火，警察就在一边看着。在那之后，我们在柏林没办法继续待下去了。”

　　1942年左右，在德国，限制犹太人的禁令变得愈加肆无忌惮，犹太人被要求佩戴六芒星标志、在晚上七点或八点后不得出门、开始陆续有犹太人被送走。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大屠杀，他们听说被送走的人是被强制工作。还有犹太人主动提出要加入，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了。直到人们发现，那些被送走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环境并非何时何地都这样令人窒息。人们总是试图寻找希望。卡尔（Karl Meyer）回忆道，直到1940-1941年间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人知道大屠杀的事情，即使纳粹的种种行径让人恐慌，但很多犹太人还是不想离开这个他们成长的国家。人们都想要相信事情不会变得更糟。

　　“我在纳粹德国下生活了5年，当时我所在的科隆是一个天主教城市，大主教并不喜欢纳粹。那里人们打招呼还喜欢说‘早上好’，而不是‘希特勒万岁’，我觉得人们都暗自庆幸不必说‘希特勒万岁’。但后来战争爆发，一切都变了。”

　　在每个犹太人的回忆中，他们的德国邻居都不得不在愈加恶化的形势中与犹太人保持距离。卡尔的快递员对他们说：“请原谅我不跟你们问好，我不想丢掉工作。”

　　犹太人的处境极糟，他们成了“赤裸生命”，被剥夺了公民权，生命、财产和尊严随时可能受到侵害；他们成了“主权难民”，持有德国护照却不能作为一个正常的德国人被接纳。

　　而被纳粹宣传为高人一等的雅利安人也不能免除危险。政治异见者的处境不像犹太人那么糟糕，但极权主义让他们也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成为“赤裸生命”——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人们，没有生活可言，平稳的日常随时可能被打破——除非你就属于权力本身，甘愿做权力的一个零件。

唯一没有向希特勒伸手敬礼的人。人群中的唯一“清醒者”，但代价是什么？作出一次“清醒”的举动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政权引导的举报和猜疑逐渐让人们自发地猜疑，在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不信任的屏障树立了起来。无论属于何种政治立场，每个人都不得不在某一时刻丢掉良心。

　　盖特鲁德（Gertrud Sombart）一家的生活也不平静。他的父亲在希特勒当选前就说：“谁给希特勒投票，谁就是在给战争投票。”父亲没有参与政治或参加任何政党，只是“管不住嘴”。他的一个同事被儿子威胁要举报后饮弹自杀。后来，他父亲本人也在工作的地方被逮捕，在公司的老板担保下出狱。他们一家人在德累斯顿开了店，但纳粹阻止人们去他们那里买东西，渐渐地，他们不再有客人光顾了。

　　不同的人的视角下看到的社会的平稳或暴乱程度不同，哪怕邻居一个个消失，哪怕身边的人被逮捕，有些人也不为所动，漠不关心。

　　在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严重，当时甚至每天早晚各发一次工资，但到手的工资还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希特勒上台后，通过修建铁路等一系列措施让人们有了工作。父亲是纳粹党员的鲁尔夫（Rolf Heberer）问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指望人们因为一些与自己不相关的人受到政治迫害就说：‘这些限制太不可理喻了，我反对这一切’吗？”“我认为，大概有6000万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就是那时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

　　认为自己不会成为受害者的人，总是“客观又理性”，对正在发生的灾难漠不关心。

　　在希特勒青年团度过10年的赫伯特（Hubert Lutz）说，盖世太保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友好。有时，他会训斥她“好好走路，不然我就踹你的屁股。”赫伯特解释道：“这是因为他非常喜欢我，因此觉得对我也有家长的责任。”

　　后来，1943年，赫伯特听到盖世太保的妻子与妈妈的对话：“我的丈夫在住院，他崩溃了，因为在波兰和俄国，人们正在屠杀。他告诉我，他们杀死一个女人，抢走她的婴儿，提着他的脚把他的头往墙上撞。”赫伯特的母亲回答说，她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太令人发指了。

　　这些屠杀针对的是游击军，他们会破坏德军交通线路，炸毁火车。德军的处理方式是，把出现游击军的地方整个村子的人杀光。赫伯特说：“我知道杀死女人和小孩与杀死游击部队有微小的差别。但你也得考虑到，俄国拒绝遵守日内瓦公约。而且，英国也声明他们会在有女人和小孩的地方扔炸弹。我认为许多人都这样想：‘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那我们就满足你’。”

　　在被问道她是否听说过集中营时，赫伯特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流言，我想我当时确定集中营和大屠杀正在发生。但我并没有过多去想那些事，我当时才15岁，没有直接参与那些事。这也不是我那个年纪的孩子该关心的。”

　　关于希特勒，赫伯特说：“我们非常崇拜他，我们爱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做任何错事。”“当希特勒死去的时候，我父亲表现得好像世界崩塌了一样。”

　　赫伯特一家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真正受益者、享受者，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但当一部分人被残害，一部分人被噤声，一部分人被迫唯唯诺诺的时候，社会上留下的声音，就只有赫伯特们的声音了。Eric在书的最后总结道：“大多数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都能生活得愉快且平静。极权统治可以在多数人中间获得支持，同时对少数人犯下令人发指的迫害罪行。”

　　不过，可以说有人真正从中幸免了吗？直到今天，德国仍然要背负这一历史责任，无法大力发展军事，每一个德国人都要与纳粹主义划清界限，不敢展露过多的民族主义情绪。

　　靠煽动群众、制造对立来巩固支持率的纳粹，一定无可避免地会走向战争。当纳粹杀死犹太人时，没人说话；当纳粹把政治异见者送往集中营时，没人说话；当纳粹发动战争时，敢说话的人已经消失了；当战争尾声，每一家的男人都必须去战场上送死时，任何物资，包括食物、汽油都要严格配给时，城市每天被联军空袭轰炸时，人们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