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江青说，散会后我带人给你解决

在中国，有些女人注定会成为传奇人物。譬如江青，是随文革而扬名天下的。数十年后，文革逐渐淡化，进而更由动乱改称探索，她却依然鲜活，还时不时被视为闪闪发光的人物。

我们今天不讲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也不说她曾经的几段婚姻生活。单从延安时期回顾过来，这个人便已经格外的引人注目了。

江青是1937年8月底到达延安的。此前两月，她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解聘，随即在7月中旬前往延安。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处的洛川时，正逢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只能改为骑马。到达延安后，先安排江青在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不论是谁都要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因为审查她的党籍问题，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的入党介绍人黄敬来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审查才告结束，安排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关于这段历史，江青后来对美国学者维特克介绍说：“我到洛川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他们全体都出来问候我，……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江青讲述这段往事时，正是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排除有一定夸张的水分。但中共初到陕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拥护者和宣传者，曾先后给予埃德加·斯诺、丁玲、史沫特莱等知名文化人士以热烈欢迎。江青属于比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较知名的电影演员，受到如此规格的欢迎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937年11月，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归来。回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的妻子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在这儿，江青遇到了山东诸城的老乡康生。

作为校长，康生竟然邀请江青到枣园玩，这是很特殊的。康生订立过严格的规章，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从中央社会部门口经过，但江青例外。不久，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分管。

这之前，延安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因为性格和误会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10月间离开延安去了西安，然后取道新疆去了苏联。

毛独身一人住在窑洞，康生便让江青主动去找主席。后来有种传说，认为是江青见缝插针。其实没有康生的指示，江青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没有康生的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毛的住地。

康生曾对人讲过，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可以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学生自然要拥护老师；二是当月下老人，为他人牵线搭桥做红娘。

康生是做这两种投资的高手。他找到江青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的窑洞，毛看了看她说：“你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吗？”

“我可以管生活、管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毛又问。

江青也不说话，直接就帮毛泽东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将文件报纸叠放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拿床单扫净，就连褥子也都清扫一遍，重新铺过。这些事原来都是来自农村的警卫做的，哪里能像江青这么精细。这天，主席没留江青吃饭，江青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经过江青一番打扫，又恢复了整洁的面貌。回头见毛的衣服胳膊肘处破了，江青主动说：“我给你缝缝吧。”临到告辞时，毛说：走这么远的路，吃了饭再走吧。当时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的桥儿沟镇，离毛的李家窑洞有很远一段距离。

不知从何时起，江青就住下来不走了。毛说：“不走了也好嘛，有地方住。”当时毛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办公室和寝室。

1938年8月，江青接到调令，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附近，担任军委档案秘书。1938年11月，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婚。前后仅仅一年，这一年，江青23岁，毛45岁。

比起贺子珍来，江青更善解人意。她给毛泽东沏茶，茶杯的柄一定朝着毛泽东。毛泽东想抽烟，不待吩咐，她便知道马上去拿香烟。毛泽东要看书，她会迅速找到并放在毛泽东面前。在韶山乡下长大的毛泽东，环境卫生是不太讲究的，但自从有了江青，毛泽东的办公室变得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江和毛走到一起时，有许多人反对过这桩婚事，所以江青有很长时间非常低调。窑洞里来了客人，江青沏上茶，会自觉地退出去，并不作陪。如果客人是外国记者或是国统区人士，江青会主动回避。偶尔毛泽东同意，她才出面会见客人，但也只限于礼节性地握个手、点个头，端上一盘花生米或延安红枣，然后就坐在旁边认真聆听，绝不插嘴。

她后来的出头露面，甚至张扬跋扈，都是“艰辛探索”的需要。说到责任，实事求是讲，不应该全部推给她一人来负，其他人也该有所承担，至于比例大小，我们不作讨论，大家可以自己换算。

人处在某种环境中，善的一面会弱化乃至消失，恶的一面却会萌生甚至膨胀。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表现，是她后来接受公审并被判刑的依据，罪有应得。在此之前，即便1949后，她也只是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很少有惹人注目的活动。但到了1966年，她便立身前台，出尽风头，几乎没有她不现身的场合，人也变得不可理喻。据黄永胜的儿子回忆，这回忆当然是来自黄永胜的讲述，说到一桩往事。

文革中，周恩来有天召开碰头会，会前强调当天的议题非常重要。话音刚落，江青突然发难，抱怨周恩来不关心她的生活。周当时就愣了，一问，才知道江青认为她卫生间的马桶冬天太凉，一坐就要感冒，一感冒就会传染给主席。为了保证主席不受感染，只能不见主席，不见主席会影响革命，谁来负责？因为正在开会，周恩来说，这样行不行，散会后我带人给你解决。江青说不行，我现在就要让你给我解决。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中断会议，带着碰头会的几个成员，去了江青住的钓鱼台11号楼。来到江青的卫生间，周恩来左看看右看看，用手摸了摸马桶，确实很凉，但没法解决。只好说，江青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又不能把那个东西加热，只能我回去找人用最好、最软的布，把这个马桶垫圈包起来，暂时替你解决问题。

黄永胜的儿子在回忆录中讲到这个事情，认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竟然遭受如此刁难，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江青已经变得并不认为这是事情，她就像一个被惯坏的任性女人，在她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法治，也没有怕惧。

毛泽东逝世后，有天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还像往常一样无理取闹。许世友憋不住冲江青吼道：“你张扬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说完甚至摆出一副想要动手的架势，江青这才吓得不敢说话。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远远不是揍一下的问题了；而是坐在受审席上，千夫所指。曾经的欢呼、歌颂、赞扬，原不过是高压下的谎言、假象、欺骗，仅仅一夜之间，便众叛亲离，土崩瓦解，成了自我陶醉的梦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