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军委二局”：曾冒充蒋介石越级指挥国军

毛泽东说，和蒋介石硬碰

那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

而有了二局，则是玻璃杯中押宝

——题记

2021年初秋，在位于广州南郊长洲岛的工作室里，庞贝的长篇非虚构先锋文学作品《乌江引》写到了最后一页。

从窗口向东南方向望去，不远处就是黄埔军校旧址。近百年前，《乌江引》的原型曾希圣一路南下来到长洲岛，考进黄埔四期。

红军时期，他成为中共情报破译工作的创始人，作为中革军委二局局长率领曹祥仁、邹毕兆等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重要密报，使红军在长征途中数次绝处逢生。可以说，与国民党较量，红军在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情报上却处于绝对优势。

近些年来有关长征密码情报战的原始文献陆续解密，以此为题材创作《乌江引》的构想在庞贝头脑中形成。

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解放军总参某部（其前身即中革军委二局）任参谋，已转业多年。为了搜集史料，他重返乌江、瑞金、延安军委二局旧址等历史现场，拜访了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的后人及多位二局老人。

曾希圣和曹祥仁都在“文革”期间早逝。因长年超负荷用脑，邹毕兆一度出现失忆症状，多年后才有所好转。

邹毕兆1988年曾写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叫《玻璃杯》，开篇就是这样一句话：“毛泽东曾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二局“好脑袋”

红军的无线电情报事业是半部电台起家的。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了一部电台，战士没见过这种东西，劈头就砸，电台受了损，只能收，不能发，因此叫“半部”。曾希圣经常用“半部电台”的故事提醒手下注意保密：“只能收，不能发……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也是一样！”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一共缴获了一部半电台，接收了10名国民党电台人员，红一方面军成立了无线电队。第二次反“围剿”又缴获三部电台，其中包括一部100瓦特大电台，开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第26军宁都起义，17000名官兵参加红军，其中有无线电通信人员40多人，带来了8部电台。

前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对军事新闻管制不严，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能从公开报道中捕捉到很多军情。那时国民党对红军的侦听能力还不知晓，非蒋嫡系部队经常使用明码沟通，被红军所侦听，他们所使用的一些简单的加密方式，从国民党军内部过来的人员也能轻易译出。后来新闻管制逐渐严厉，宁都起义之后国民党军各部无线电通信全部加密，红军情报来源陷入困境。

1932年2月，红军强攻赣州。由于无法破译江西敌军所使用的“展密”，红军的无线电侦听基本失聪，敌人“忽然”多出来几个团，攻城的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军团长彭德怀大发雷霆：“谁谎报军情说是两个团！”

侦察科长曾希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此战之后，他开始组织力量破译敌军密码。彭德怀把红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推荐到了总部，他在电话里大笑着对曾希圣说：“你的脑袋我不敢要，我倒要送你一个好脑袋。”

曹祥仁是作为报务员调来总部的，但他对密码破译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经常夜以继日连轴转，吃饭走路也沉浸在密码猜想中。

突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来。

1932年8月的宜黄之战胜利后，曾希圣等在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了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一份电报，其中有30多组密码已经附有汉字译文，使用的正是“展密”。

曾希圣说，破译犹如攀岩，关键是找到裂缝。再光滑的岩壁也会有裂缝，而重复的数码就是这裂缝。他曾用一副对联给新来的人讲课：“所长无所长无所事事，好处真好处真好嚣嚣。”如果破译了这个“所”字，这个字就可以连带出很多字，若是猜到这个“长”字，放回电文讲得通，这个“长”字也就破开了。

曾希圣中文功底好，曹祥仁熟悉敌报代码，二人根据已译单字，与不断侦收到的敌军“展密”电报相对照，前后猜字连结，不断假设推演，最终在一个多月后将“展密”全本贯通。

展密一破，就在枫山埠一役中立见奇功。

1933年1月6日，国民党5个精锐师进攻苏区，其中吴奇伟的90师更是素有“铁军”之称。根据破译的敌情，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和22军分路设下了埋伏。

激战前通常是无线电静默。红一方面军除一台机器值班外，其余电台均已停开。

午夜12时，曹祥仁接班，独自值机，却突然发现敌军电台异常活跃，五部电台同时发出“十万火急”讯号，显然必有重大军情。

信号稍纵即逝，曹祥仁在几部电台之间迅速切换。他先把电台转到敌14师电台，电文太长，像是宿营报告；旋即转听5师，与眼下战事关系不大；再转回吴奇伟的电台，恰好听到他正在下达新命令：“乘共匪小胜稍懈，待机偷袭……”

原来，红军的部署已被发觉，敌军连夜改变了主攻方向。根据这个最新情报，7日凌晨4时，红军下达新的作战令，紧急调整部署，将敌军诱入包围圈，大获全胜。

此战之后，军委对二局的作用更加重视。1933年5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成立了情报局，即二局，曾希圣任局长，曹祥仁担任增设的破译科科长。

三军团送来了曹祥仁，一军团则送来了另一个“好脑袋”邹毕兆。

邹毕兆和曹祥仁一样也是报务员出身，对摩尔斯明码背诵如流，能辨识对方发报的细微指法。曹祥仁性格开朗，邹毕兆内向安静。当时二局分前后方，留在后方二局的破译员只有邹毕兆一个，他却很快打开局面，平均两天破一个敌方密码。

邹毕兆有一个黑皮的登记本，每破一个密码，就在本子上记一笔。自从“展密”破译以来，一年多里黑皮本上已有一百多笔破译记录了，周恩来发出的敌情通报每每都以“确悉”开头。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将其命名为“百美图”。

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向“极有功勋者”颁发红星奖章。这是红军的至高荣誉，获一等奖章的只有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等数人，29岁的曾希圣被授予二等奖章，19岁的曹祥仁和18岁的邹毕兆被授予三等奖章。

二局只随中央和军委最高首长行动，一举一动都高度保密，成立之初知情者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少数几人。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因此，为二局人员颁奖是在晚上秘密进行的。周恩来和朱德为他们挂上了奖章，并与大家同赏了“百美图”。

土城危局

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二局夜以继日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但面对敌方百万大军的“铁桶合围”，红军只能被迫开始长征。

行军转移中，二局成为唯一的情报来源，工作一刻不能停息，只能采取接力式行军。二局共有4部侦听敌人电报的电台，每两部为一班，一班驻扎侦听，一班赶路，交替前行。

收发报机有40斤重，只能用肩挑，60斤重的蓄电池和90斤重的霍姆莱特充电机要抬着走。红军大部队可以雇佣挑夫，但二局不能让外人接触，只能用忠诚可靠的战士。

1935年1月7日，根据二局破译的电报，红军攻下了兵力空虚的遵义，在连月苦战后终于获得了难得的10天休整时间。

15日至17日，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在遵义柏公馆召开。这期间，二局日夜守在机房里，既要锁定薛岳的中央军，又要盯牢各省军阀的电台，电台滴滴声如密雨。

撤出遵义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攻打土城。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是葫芦形山地，低谷周边山峰林立，便于红军伏击孤军深入的追军。

1月27日下午，红三军团、五军团与川军郭勋祺旅前卫团在青杠坡发生激战。战至28日，敌军不但没被打退，反而越战越多，一度逼近军委指挥所前沿。红军损失惨重，干部团都投入了战斗，朱德、刘伯承也上了前沿阵地。

二局的驻地在一个破庙里，所有电台一齐开动，全力捕捉郭勋祺旅电台信号。

之前他们被告知，这一仗可能会捉到大批俘虏，二局也会分到一些，可以补充到运输队，有电台人员就更好了。他们正期待着胜利的消息，没想到门被突然撞开，周恩来、王稼祥冲了进来，问郭旅有没有“台情”，曾希圣说已找到了电台，正在全力破译，周恩来要他们赶快搞清敌情，“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郭军密码是“正密”，这是一种自编密码，而且是最复杂的“来去本”。这种密码破一个字只能是一个字，即破出一个“军”字不等于破出了所有的“军”字。

曾希圣时而在墙边缓缓踱步，时而以冷水洗脸。曹祥仁呆呆望着火盆，忽然又在纸上涂涂写写。邹毕兆埋头比对着几份密电，时而拿起已见底的茶缸空喝一口。

“破！”下午三时许，曾希圣一拳砸在桌上，猛喊一声。

之前谍报队说郭勋祺旅兵力是四个团，这时他们才完全弄清：周围敌军已有九个旅！

电报显示，敌人大军正奔集而来，一个包围圈正在迅速形成，但尚未最后合拢。下午五时，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出战斗。

夜里，二局破获了一份最新密电：“赤水河以西兵力空虚，极虑赤匪乘机窜犯。”军委决定，立即西渡赤水河。

工兵连夜架桥，凌晨时分，浮桥架成。曾希圣接到电话，立即大声喊：“关机！军委要二局先走！”

一封假密电

庞贝说，“土城危机”是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党和红军的精英人物几乎都被围困在这里，如果没有二局的情报，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二局就地侦收，就地破译，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

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则要数南下途中的再渡乌江。

红军要北上过长江，先要南下过乌江，而蒋介石已在黔西地区“张网兜鱼”。

二局获得的最新敌情显示，湘江南岸有三个师阻截，东边有湘军守备，北面有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主力尾随追击。

3月30日夜，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这新军事“三人团”与朱德、刘伯承、一局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等开会商议敌情。大家都认为，如果敌人发现红军渡河，南北夹击，红军将背水一战，其结果将比湘江之战更惨烈，而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北面。

这时，曾希圣提出了一条奇计：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假电报。他的理由是，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此时坐镇贵阳，更是直接指挥。二局熟悉国民党中央军的密电程序和规律，他本人熟知蒋介石电文修辞与格式，曹祥仁熟悉敌军通用、专用两种密码，邹毕兆能熟练模仿对方发报惯用指法和节奏。大家都拍案叫绝。

回到二局后，曾希圣迅速草拟电文：“吉密。今据飞侦确证，匪以一股南向乌江佯动，而主力大部正加速西去。”电报要周、吴两部“星夜并程，限明日抵达泮水、新场”。新场距红军过河的渡口有上百里，掉头来追无论如何也来不及。

他们一起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措辞，最后终于定稿。曹祥仁迅即将电文译成密码，邹毕兆坐在发报机前，手指灵巧地按动了电键。

3月31日，红军大部队从三个渡口顺利过江。二局破译的密电显示，此时周、吴两队正很“听话”地行进在去新场的路上。

得知红军已渡乌江，蒋介石大为光火，发电严斥吴奇伟所部、驻守乌江的黄道南：“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份假电报从未被识破。 

渡乌江那天，毛泽东经过红一军团二师营地时，师政委刘亚楼疑惑地问：我们绕来绕去，这是要去哪里啊？毛泽东微笑不语，用红色铅笔在军用地图上画出一道醒目的红线：由贵州向云南，再折转，北上直指金沙江。

撤离中央苏区后，干部战士不断地提问，部队是往哪里开？上级领导只能笼统地答，是战略转移。用毛泽东的话是，我们现在这点兵力，不能和敌人硬碰。硬碰，那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目前只能是见缝插针，该躲时躲，该闪时闪，机会好时，就敲他一下子。

乌江之后，红军跳出了敌军的密集包围圈，把敌人甩在了身后。部队有了明确的方向，士气也重新旺盛起来，对于军委的战略意图也有更多的理解了。他们乐于相信，这些决策后面一定有什么神机妙算。

红军能“看见”敌军，敌军却不知道红军在哪里。

国民党军的侦察主要靠侦察机目视侦察，贵州山多林密，春季阴雨多雾，且红军多在山区夜间行军，听到飞机声就隐蔽起来，甚至故意暴露一些目标以误导敌机。因此，敌军很难准确获知红军的动向。

在密码方面，国民党军一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红军密码是基于周恩来早期领导创编的“豪密”，后来又有多个升级变种。这是一种“复译法”，底本加乱数，一次一密，其算学规则是加不进位、减不借位。乱数码是随机数字，类似现在的随机验证码，即使底本中汉字有重复，加入乱数码后就能使电文“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豪密”是借鉴苏联密码体制编制而成，而中文编码比外文字母更难破解，可算那个时代最安全的密码体制。

蒋介石1933年曾令密码专家黄季弼破译红军密码，结论是“无从分析”。随着二局破译能力不断提高，以自身破译经验与三局一起研究提高了己方密码的破译难度，如此在攻防两方面都力压对手。

水中的星光，风中的密息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1935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技术侦察部门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长。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没几年，曾希圣要求调离二局。

出于保密的原因，曾希圣和二局的作用只有中央和军委领导知道。在延安，曾希圣每月享受一等津贴12元（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等只有5元），诸如此类的待遇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而巨大的压力、枯燥的工作、高度的用脑也使得曾希圣的性格有所变化。他想离开二局，出去带兵打仗，开创一个局面给不理解他的人看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重建新四军，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政委。他是密码脑袋，在他的带领下，新七师富甲全军，到1947年番号撤销时，账上资金折合黄金有50万两之多。

他离开二局后，24岁的曹祥仁接任局长。1947年，曹祥仁带队赴东北，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二局。

林彪性格内向好静，平时作战时只带四五个参谋，但1948年9月南下锦州时把二局的三四百人都带在身边，数十部电台同时工作。林彪说打仗打的就是情报战，作战方案定好后，“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

邹毕兆也一再要求调离二局。因为长期高度紧张的听译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长期严重失眠、头痛、幻听，脑子里有各种响声，由热爱破译变得怕文件、怕书本。在他的一再要求下，1944年他随八路军359旅挺进中原，任南下支队副参谋长。

离开前，他把那个黑皮小本子交给了曹祥仁。红军到达陕北时，他并未写满整个本子。空白页不多了，他就用更小的字写。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写到最后一页，就是革命胜利之时。

这个笔记本完整记录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破开的所有密码，邹毕兆给它取名《心血的供献》。上面记载：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军委二局共破译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码达1050多个，平均每月17个。尤其是在1935年1月14日至5月9日的近4个月时间里，二局在敌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相继突破密码94个，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黑皮本被交给解放军总参某部保密室，成为其“镇馆之宝”。

在庞贝看来，二局的人因为长期与密码技术打交道，性格中普遍有种封闭感和孤独感，人际关系多有困扰。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曾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他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被撤销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听说国内当前搞情报工作比较困难，就让女儿给他买计算机资料，为他请清华大学的老师讲计算机课，重拾脱离近30年的破译研究，直到医生严禁他看书写字。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

1978年，迟到十年的曾希圣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参加，胡耀邦致悼词。

2002年是曾希圣诞辰100周年，《曾希圣传》如期问世。女儿曾小红在参与传记组筹备工作时，才第一次详细了解到父亲的这段情报密史。因为当时尚未公开解密，这一版《曾希圣传》只在内部发行。李先念作序称，曾希圣是“我们党的情报破译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想出去看看”，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被派驻保加利亚，后来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老战友曾希圣在安徽搞“责任田”，他曾去参观并欲在浙江推行，为此遭受了批判。

1975年，61岁的曹祥仁在北京病逝。他在病重期间说，自己这一生中最自豪的还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

邹毕兆1946年在作战中与战友失散，在大山里转了一个多月，不得已将手枪埋在山洞里。找到部队后，这段历史却没有旁证。1972年，他回湖北寻访，竟找到了那把生锈的手枪，证明了自己当时所述属实，也未曾被捕过。

1955年授衔时，他只是个大校。而与他同获三等红星勋章的邓华、杨勇、杨得志等都是上将。1983年，他以副部级待遇退休。他1999年去世，享年84岁，是“破译三杰”中唯一的高寿者。

在《玻璃杯》中，邹毕兆曾回忆起枫山埠大捷后，他们在一次夜行军途中休息。“虽是冬季，却不寒冷，而是云淡风和，身舒体爽。曹祥仁同志谈起将来向晚辈讲革命故事。你一言，我一语，要讲的故事顶多。”

然而，到可以讲的时候，这些故事已经无人能诉，或者欲说还休了。

“那时，他们才二三十岁。革命胜利后，他们进入中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他们忙于革命工作。再后来，政治风云变幻，便有各种遭际。他们很少向晚辈讲自己的故事。他们带走了无数的秘密。”庞贝感叹。

在《乌江引》的最后一页，庞贝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时间的深处，

有一种静默。

那是水中的星光，

是风中的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