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英国幕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893年，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奏请嘉奖并重用一个名叫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的“洋员”。

在奏疏中，薛福成首先按传统做法列举古例。他写道：“自昔多事之秋，往往借材异国。秦用由余，晋用巫臣，吴用伍员，汉用金日磾，无不推诚倚任，得其死力”。

接着，薛福成把笔锋一转，继续写道，当时中国面对“邻邦环伺，交涉多端”之局，自然也应当重用马格里这样的异国人才，“不收其俊，无以得敌国之情；不广其助，无以应事机之变。”

简而言之，薛福成将马格里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客卿”，并认为其的确也发挥了如伍子胥之对于吴国那样的作用。

那么，马格里为何人？他为什么会得到薛福成如此盛赞呢？

来华：曾祖“纳贡”，曾孙造厂

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马格里是个陌生的名字。

1833年，马格里出生在苏格兰。27岁时，他作为一名军医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英法联军进攻京津等地的战事。

在此之前，马格里所在的家族，已有人来过中国，并且成为了早期中英关系史上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那就是曾于乾隆年间使华的马戛尔尼，马格里为马戛尔尼的曾孙。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八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北京，尝试和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当时，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开展自由贸易以及英使驻京等要求，但被乾隆皇帝悉数拒绝，理由是“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简而言之，当时马戛尔尼希望清廷接受西方的近代外交观念，而清廷则要求马戛尔尼接受以“天子”为中心的藩属体制。双方都感觉是在对牛弹琴，无法沟通。

1860年，即马格里来华那一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清廷接受英使长驻北京。

为应对变局，清廷不得不构建近代外交体制，比如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的对外事务。

1876年，清廷任命郭嵩焘为第一任驻英公使，而马格里则在李鸿章的力荐之下，出任使团的外交顾问。

如果说，马戛尔尼是帝制中国的叩门者，那么可以说，马格里则为中国构建近代外交之推手。

在此之前，马格里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洋厂长”。

与其曾祖马戛尔尼不同，马格里在一开始对外交事务并无兴趣。

在来华之初，他想要仿效清初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做法，进入清廷内部担任要职“并产生影响”。因此，他很快即离开英军，担任了“常胜军”首领戈登的联络官，并视之为“实现自己真正目标的一个阶梯”。

他努力接近李鸿章并争取后者的信任。比如，当戈登因为“苏州杀降”事件而与李鸿章水火不容并扬言要攻打清军时，马格里及时出面帮李鸿章安抚戈登。

他还自称“清臣”，帮助李鸿章多方筹措军火。他建议李鸿章仿效西方各国的做法，建立工业化的兵工厂。

比如，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我告诉他，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要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

1865年，李鸿章开办金陵制造局，并任命马格里为“督办”。

当时，一个名叫威廉逊的英国人在拜访马格里后，这样写道：“制造局是一个很大的工厂，制造各种口径的炮，有的很大。还制造炮车、炮弹、各种军用品，以及数不清的铜帽。”

在金陵制造局“督办”任上，马格里结识了后来继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多次陪侍其父曾国藩参观金陵制造局。对他而言，马格里亦师亦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和马格里的频繁往来。

他写道：他有时“至炮局久坐”，有时则到马格里家中“赴宴”；他向马格里学习如何使用显微镜，也向马格里学习英文；居湘期间，他还以英文“做西字函”寄马格里。

使英：代表大清考察故里

1876年，马格里随驻英公使郭嵩焘赴伦敦就任。

就像当年马戛尔尼使华，乃是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正式的外交使团一样，郭嵩焘使英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次”，即清廷第一次按照近代外交方式，派出驻外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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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无意之间，让马戛尔尼家族前后两次参与了中英关系构建的两个标志性时刻。

不同的是，马戛尔尼在当年被清廷视为“化外”的“蛮夷”，满怀失意地结束了使华之旅，而马格里则受到清廷的特别优待，以“三品衔候选道”身份踏上了返英旅程。

换言之，以往马戛尔尼所谋求的中英之间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其曾孙马格里代华使英之时，终于正式实现。

究之，则为时势使然。

当马戛尔尼来华时，虽然英国正在成为“日不落”帝国，但清朝也正在经历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

当时，乾隆皇帝沉醉于他四处拓疆的“十全武功”，也沉醉于各方贡使的络绎来京。

比如，乾隆皇帝下令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描绘了一幅“中国即世界”的图景。在这个图卷里，大清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包括英、法等西欧诸国，皆为朝贡国。他以此表示，“天子”的声威极天际地，无远弗届，“天朝法度”即世界运行的准则。

当马格里随同郭嵩焘使英时，一个西方化的世界已经形成。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英国化的世界已经形成。大英帝国所推行的新秩序，即是世界的秩序。悬挂着米字旗的战舰游弋在世界各地，随时准备对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教育式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第一任驻英公使的出使之旅，也是告别“天朝上国”之幻梦以及认识现实世界的旅程。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格里坚持要使团乘坐英国船只出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一行在上海登上了英国P&O公司的邮船Travancore号，前往伦敦。

在旅行日记里，马格里解释说，这可让使团一路经过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以及直布罗陀等地并做逗留，而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郭嵩焘等人必然会看到并感受到：英国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世界即是英国化的世界。

而郭嵩焘也在使英之前当面对慈禧太后说，他此行目的无他，但观察西洋政教而已。即放弃传统的视英国为“西夷”的观念，零距离地认识一个真实的英国。

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抵达英国后，在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之外，郭嵩焘将主要精力用以考察英国的政治、教育及工业等。他到英国下议院旁观议事，认为这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他到海德公园听演讲，认为这是“不禁人民之非议朝政，一恣其所为。”他观摩英国小学的课堂教学，认为其做到了寓教于乐。他也像曾纪泽一样，听马格里介绍西方科学史，留心了解物理学、医学等近代科学的发展。

多方考察之后，郭嵩焘感慨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针对保守派仍在坚持的“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郭嵩焘则这样写道：“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以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在事出力”：谈判桌前洋顾问

1879年，郭嵩焘卸任归国。

对于初期的顾问工作，马格里自陈：“自从随第一任公使到伦敦后，我经常的和全部的努力，是使中国遵守文明国家的惯例，使英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大国一样。”“我给中国的话一直是：想让其他国家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你，你必须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

之后，马格里继续为曾纪泽、薛福成担任外交顾问。其顾问之责，也是主要发挥在这一时期。

在1893年的上疏中，薛福成这样写道：“查有英文二等参赞官、二品顶戴、总领事衔英人马格里，在驻英使馆当差近二十年。前使臣曾纪泽与俄外部议结收回伊犁一案，与英外部议定洋药加厘一案，马格里皆在事出力。臣到任后，如新嘉坡改设总领事馆，芜湖、武穴等处教案和平了结……此次商办滇缅分界通商、订立条约，马格里始终其事，惟以裨益中国为心。迩者俄争帕米尔全地，马格里探知英、俄分界，以小帕米尔划与英国，建议转商英廷，俾让还中国，如是则中国不至失势，而帕事较易就范……马格里忠于所事，劳勚不辞，研求利病，动合窾会。” 

在这段话中，薛福成提到了晚清中国对外交涉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为曾纪泽以驻英公使兼任驻俄公使，从沙俄虎口夺食取回伊犁及周边地区；一为薛福成作为驻英公使与英方谈判，划定中缅边界，得科干等地，并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

对此，清人沈林一这样写道：“中朝自简使出洋以来，轺车络绎。而识者推不辱君命之才，必曰曾、薛。二公奉使英俄，皆天下莫强之国。曾公索还伊犁，力改原约；薛公筹议滇缅分界……盖自中西交涉界案起，奉命之臣能不自蹙地者已鲜，况能拓地千数百里之广，捍卫边圉，此非忠诚智力浃服远人，不能折冲樽俎如是也。”

中外关系史学者钟叔河则评说道：薛福成和英国进行的中缅边界谈判，“在清季数十年外交史上，和曾纪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先后媲美，是仅有的两个谈判得比较成功的例子。”

在这两场谈判中，马格里均为重要的谈判助手。

以中俄谈判为例，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事件”出兵占领伊犁。之后，清廷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与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该条约在名义上将伊犁地区交还中国，实际上由于将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尽数割让给沙俄，伊犁成为了一片无法防守的孤悬之地。

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使俄，争取改订条约。

接到使命后，曾纪泽回复总理衙门，称此举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他之所以有如此感叹，一者是因为有《崇约》在先，改订条约相当于“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二者是因为沙俄素以凶狠、难缠著称。比如，传教士丁匙良曾对曾纪泽历数各国“对俄外交痛苦”的先例，并认为“迫令俄国熊吐出它已经入口的东西，实在是极困难的事”。

中俄谈判开始后，曾纪泽在日记中记下了马格里的襄赞。比如，1880年七月初二，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清臣（即马格里）来，久谈。与之展阅中、西地图，考核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诸境。”七月十五日，曾纪泽又写道：“与清臣谈极久，阅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处地图”。

也就是说，马格里依照谈判需要，协助曾纪泽极为周密地研究了伊犁等地的形势。

此外，马格里还按照曾纪泽的安排，联合英方牵制沙俄。使俄前，马格里陪同曾纪泽拜访英外相，请英方“遇有争辩相持之际……从旁婉劝俄廷”；抵俄开始谈判后，马格里又通过驻俄英使德佛楞，及时了解沙俄在谈判桌背后的真实态度。

1881年，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交还了伊犁及其周边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

以往，在西方各国看来，清政府的外交官不但缺乏外交知识，对国际形势也往往不够了解。对此，曾纪泽也曾批评说：“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

通过这次谈判，西方各国看到了新型的中国外交官群体正在形成。

比如，驻俄英使德佛楞评价《中俄伊犁条约》：“中国逼迫俄国做了它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吐出了它己经吞进的土地。”

又如，俄方谈判代表热梅尼如此感慨：“我坚信，对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谈判结束后，曾纪泽多次向总理衙门为马格里请赏，使马格里升任二品顶戴总领事衔二等参赞。

至于马格里在中缅边界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薛福成曾写道：“自壬辰闰六月接总署电音，与英外部商办滇缅分界通商条约。发轫之初，势甚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总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关系紧要之件，往往既允复翻，无从得其要领。余督同参赞马格里，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

对此，美籍汉学家马士也曾这样写道：“三十年以来——到1905年12月，他（马格里）可以说是中国驻伦敦使馆每一任公使的能干的、忠诚的和得到信任的顾问。”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马格里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迎接。作为李鸿章的旧部，马格里称李为爵帅，照旧执礼甚虔。

1905年，马格里从中国驻英使馆退休。次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