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那个狂热的20年代，知识分子和政界疯狂迷恋苏俄。而徐志摩却能洞穿时代的迷雾。
在我们的印象中，徐志摩是一位浪漫的诗人。而这种诗人的特质是简单、纯净。也许是徐志摩这种单纯而健康的人性，使得他不同于20年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在洞察方面，这种特质就是一种绝对的优势和天赋。除了诗人的标签，徐志摩也是一位英美式的保守自由主义者。
徐志摩是罗素的信徒。罗素是深深影响近代中国20年代知识界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徐志摩利用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机会，跨越大西洋去拜访罗素。罗素曾随英国工党访问苏俄，去之前，罗素也是苏俄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回来后，罗素立即转向，成为尖锐批评苏俄的坚定者。
罗素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徐志摩，徐志摩曾在苏俄呆了三天，面对革命之后的俄罗斯，他观察地很细腻，除了拜访托尔斯泰之女，大学教授和列宁墓外，甚至路上的行人的表情、街道旁的商定的商品和陈列都在他的观察之内。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徐志摩和罗素一样，也开始回归保守的自由主义。
徐志摩也描述了罗素拒绝苏俄的原因：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前者而言，它太残酷；就后者而言，它太虚幻。为了实现那个虚幻的乌托邦，采用惨烈的暴力手段，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罗素害怕的。罗素不满于人类生存现状，但他拒绝流血。他也致力于救渡人类，但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和平的。
除了罗素，韦尔斯也和罗素持同样的态度。他看穿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而徐志摩也肯定：“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1925年秋天，作为《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大讨论。徐志摩把这场大讨论看的很重：“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的。”他计划通过这场讨论来打消青年学生中那个“人类美好的未来”和“人类的天堂”。
在“仇友”讨论中，最厉害的要数清华大学张奚若的文章《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他直抒胸臆：苏俄是敌而不是友。他认定苏俄对中国的危害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要大：“帝国主义的国家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土地主权的口头禅，苏联竟然毫无原故的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什么？”
对于好友胡适认为“伟大的政治实验”，徐志摩更是批评尖锐并提醒胡适：一、“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二、“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对不对？这过程中所包含的牺牲值得与否”；三、“苏俄有否权利到中国来宣传他们单独发明的‘政治福音’。而这些问题，胡适也表示自己确实尚未思考，他对徐志摩的反驳中，与他自由主义者的许多价值确实不太相符。
张象鼎曾致信徐志摩，苏俄的党化教育是新教育。徐志摩连夜致信张象鼎——《对张象鼎来函的按语及答复》，并刊登在1926年9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
这种教育，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出现过，那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专政。“它不仅划定思想的出发点与方向，不容丝毫的含糊，并且干涉到非政治性的生活本体”，在这种专政之下，人们的信仰是规定的，知识范围是圈定的，习惯种种也大都有一定模型。在思想上，不用说怀疑上帝或怀疑教会，就是有一点非正宗的见解，被看作异端，也要被活活烧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不容忍时期，“幸而生在自由已经争得几百年后的欧洲人，回望那黑暗时代的嶙峋刿目，没有不打寒噤的。”自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才一步步获得了自由。
这也表明，面对复杂的国运，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甚至头脑发热。而徐志摩的见解，也被后来的历史一一验证，造成了几代人的苦难，可惜徐志摩死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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