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记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两个文化典故的“记忆杂交”，一场“模因进化”的典型案例。

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两天，“天将降大任”的究竟是“于斯人也”还是“于是人也”，突然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起来。好多人一口咬定说他们当年学的明明是“斯人”，可是一翻的课本，怎么居然成了“是人”呢？

科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一定是世界线发生了变动，我们集体穿越到了平行宇宙云云。

而另一些人则说这是什么曼德拉效应，集体记忆错乱等等。

但其实要我说，这事儿真的没那么玄乎。

也许不同版本教科书有不同，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年在课本上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文章时，学的就是“天降大任于是人也”。

我之所以对这个事儿印象如此深，是因为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考试时，刚好出了这道题进行填空默写，我当时写了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结果卷子一发下来，被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后来语文老师说全班这道题就我一个人犯了这个错误，当年我成绩还不错，为此被老师狠狠批了一顿。所以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我又想了想，可能是这样的——当年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是初一或者初二的年级，二十年前的小孩子接触的信息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我的大多数同学应该都是在语文课本上第一次读到这句话。

因为是第一次读这种话，所以也就不会受到“斯人”或“是人”干扰，老师课上怎么教的，自然考试时就能怎么写上了。

而且“斯”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得常用程度远不及“是”这个字，没听说“斯人”这个词汇的人，想写错都写错不了。我就知道当年很多同学背书时都是把句子断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么背过去，这样背虽然不对，但考试考的是字词填空又不是理解。这样背，竟然反而更容易过关。

可是，很不幸，我妈当年是个女文青，从小我被她逼着读了好多“衣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类的句子，加上她从小给我喂鸡汤的时候老念叨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受过这些要素的干扰，等真在课本上看到这句话时，不自觉的也就被以前的印象带歪了。

于是考试的时候自然也就出了这个错。

可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正因为我当年期末考试犯过这个全班唯一的错，但脑子里也就有了这根弦——我清晰地记得，就是“是人”，不是“斯人”。

与之相反，当年这道题做对了的同学们，因为他们之前没受过“斯人也”的干扰做错过题目。也就没有了这个记忆免疫力，等到后来看书渐渐多了，接受海量的“斯人也”的冲击，慢慢的，记忆也就这样被覆盖掉了。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覆盖”的问题。

其实除开原著之外，把这句话写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文本确实是很多的。

比如，观察一下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这一代人，如果是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的话，多数人都会把这句话记成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并且比你更坚持。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刘少奇同志曾经写过一本名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书中就引用了《孟子》的这个典故，并且将其写作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无需赘言，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知识青年，在接受国学教育的数量、频次，肯定是少于接受组织培训的，而这本书又是组织培训中的必读书目，再经过报刊杂志的一再引用、推广。所以久而久之，咱们这边大家也就都记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但更有意思的是，而即便不是大陆，在港台那里，也有很多人是“斯人派”——你看周星驰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里，有句台词就是直接喊出来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两岸三地都会这样记忆混乱，这是因为在民国时代，很多文化人在非经学讨论的场合就已经这样混用了。甚至连史学大家傅斯年也曾是“斯人派”。

那么问题又来了，民国时代的文化人们，为什么会对经典也产生这种集体的文化混淆呢？

这就更有意思了——其实，至少在明清以后，“斯人”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就一直比“是人”高很多。

这是因为，明清和民国文人们用文言文的一大最重要场合，就是给亲友、乡邻写挽联、墓志铭，而挽联和墓志铭中，“斯人”又是一个绝对的高频词汇——因为这也是在用儒家的典故。

《论语·雍也》一篇中曾记载，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伯牛患了很重的恶疾，孔子前往探视，隔着窗户，拉着他的手感慨：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意思是说：“哎呀，这难道就是命运吗？这样贤良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这样贤良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

注意，这是斯人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经典中。

因为《论语》和《孟子》一样，都是古代儒生的必读经典，所以相比于色彩单调的“是人”，“斯人”这个词汇，因为这个典故的背书，天然就带上了一种文化人之间不言自明的“情感底色”——一种对悼主德行、操守的肯定和赞颂，一腔对命运无常、不公的悲愤与慨叹，以及一份传承自孔子的文化暗号。

于是你看明清、民国的挽联、墓志铭当中，“斯人”这个词儿大量出现，什么“斯人已逝，德昭后世”之类的，其实都是在给文主戴高帽。这个词儿一用逼格就提高不少，于是大家就爱用。

于是，“斯人”就成了文人写悼亡文的固定用语。而除了八股文和诉状，古代文人最常写的恰恰又是悼亡文——咱就喜欢盖棺定论么。

就这样，“斯人”因为常用成了文化人之间一种不自觉的“文癖”“口癖”。在废除科举之后，大家对四书五经的字词不再那么抠字眼了，这个口癖又非常自然的去侵染了另一个同义的常用典——“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这样，“斯人”替换、淘汰了语义、发音相近的“是人”，在大众记忆中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终于形成了。

生物学者理查德·道金斯曾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过“模因”这个概念。

道金斯提醒人们，在演化中可以完成自我复制、传播、以及趋向性进化的，并不只有生物这一种。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也可以像有生命的生物一样进行感染、传播、优胜劣汰甚至杂交。道金斯将它们称之为“模因（meme）”。

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因”传播、演化并最终淘汰同生态位竞争者的例子。

“斯人”这个模因，从最初很偶然的被孔子咏叹，赋予了特殊的感情色彩，到因此成为挽联墓铭中的高频词，再到最终替换“是人”，与《孟子》中的那句名言“杂交”，在我们的记忆里替换本尊。是不是真的宛如一个病毒一般，从最初突变生成、传播、最终成功的把自己写进了宿主的基因编码中？

这样说来，那些因为过早接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在初中语文考试里默写错误、反而将正确的答案牢牢记住的孩子。反而宛如提前打了“疫苗”一样，能够抵御这种“病毒式传播”，而记下原文中究竟是什么样子。

看来，小时候多教孩子一点东西还是对的，在此感谢我老妈——虽然她背错的那句话，让我在当年的期末考试中得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而我们更应该明白，语言、信息、群体记忆，其实也像生物一样，它是有生命，不断竞争、适者生存、演化的。

而其实类似的“模因进化”，还有很多，记忆和信息总不是那么可靠的，我们这个世界经常被大家记成我们更想记成的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