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29岁成为最年轻副部长 曾领导三峡工程大论证

　　她自嘲“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

　　说退下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

　　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

　　1992年初春，国务院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前夕，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问她对水电事业是不是有特殊感情，她“哎呀”了一声感叹，自己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数不清，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次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们都反对，他们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些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不足以谢天下！”

　　她说，主持论证的那几年日子不好过，但自己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有责任弄清楚起起落落这么多年的三峡工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1952年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到1988年卸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她领导新中国水利工作36年。不算三峡工程，建了8万座水库，移民一千万人。

　　1999年，73岁的钱正英主动请缨，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每年到工地检查两次，2004年改任专家组顾问。80多岁时，她依然每年到三峡工地视察。她说，许多三峡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任期有限，责任无限。

　　2022年10月22日，99岁的钱正英在北京去世。她终于可以卸下这份无限的责任了。

　　

　　钱正英（2002年）。图/三峡集团

　　失误与纠错

　　钱正英说，从事水利工作几十年，亲历的大大小小失误不少，其中最让她刻骨铭心的有几次。

　　第一次是50年代初的治淮工程。当时27岁的钱正英是华东区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黄毛丫头”部长的说法传遍了全国。

　　1950年冬，在苏联专家主持下，在淮河润河集闸建设淮河干流分洪枢纽。根据规划，要在右岸修建一个进湖闸，将干流分洪入霍邱城西湖。当时对进湖闸的闸下消能采用了极其简陋的块石护坡，对这个设计中方工程师是有顾虑的，但钱正英没有采纳。后来感觉这个块石护坡确实存在问题，决定拆掉加建消力池。钱正英说，当时想悄悄弥补差池，只是将之作为尾工，不敢多花钱，工程量有所减少。结果1954年淮河大洪水时，进湖闸一开就冲毁了。淮河抢险结束后，她一回北京就写了自请处分的报告。但周恩来说，这是由于缺乏经验，免予处分。

　　另一次是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水利工作中最大的教训。

　　1952年，钱正英调到中央，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那年她才29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她回忆，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设计也是在苏联专家主持下进行的，她没有直接参加规划工作，但作为水利部副部长是有发言权的。她也的确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她在思想上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急于求成，热切期待着“圣人出，黄河清”的奇迹，对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方案都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是，1960年三门峡水库胜利发电之日，就是他们开始认识错误之时。水库的泥沙淤积情况很快暴露出来。钱正英说，三门峡工程是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是否公开承认错误、是否彻底改建，是一个尖锐的考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对三门峡工程进行了彻底改建。

　　让她很欣慰的是，在葛洲坝工程上，是她的坚持让一个重大失误得到了及时修正。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批准修建葛洲坝工程。当时钱正英出国访问去了，等她1971年初回国，葛洲坝已经大规模开工了。她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很大。

　　考虑到水电站安装运行方便，水电部将电站安排在紧靠长江左岸的位置，而将船闸放在电站和泄水闸之间。交通部认为，这样布置会导致船闸附近江水的横向流速过大，船闸将不能安全运行，而且可能淤塞上下游航道。

　　工程已经开工，枢纽布置方案已报经批准，很多人不赞成“翻案”。水电部一位副部长问她：“你真的支持交通部的方案？你怕他们？”钱正英说：“我当然支持他们的方案，因为他们有道理。”两派在周恩来面前激烈辩论，最后否定了原方案。周恩来还进一步决定，将葛洲坝停工整顿，重新设计，这样才彻底改正了原来的错误。

　　三峡工程“温和派”

　　有人形容三峡工程是“三起三落”，钱正英说自己对三峡工程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己是三峡工程的“温和派”，不是“激进派”。

　　她最早接触三峡是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后，尤其是1958年2月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人乘船考察三峡，她参加了这次考察，亲历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这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主任林一山与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此前在南宁会议上的交锋的继续。会上印发了林一山的书面发言，李锐则发言称，同意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很理想，但反对将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和第一期工程，认为开发治理长江须按照“先支流后干流”“先易后难”“先小后大”的原则，并坚持长江防洪最主要的措施是堤防。

　　周恩来问钱正英怎么看，她说，单靠加高堤防不能解决问题，应干支流结合、大中小工程结合，她赞成先在长江支流汉江上修建丹江口水库，认为三峡工程还不具备上马条件，但应积极进行准备。这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见。

　　她对三峡工程认识的第二阶段是70年代。那时华中缺电已经很严重了，需要大力发展水电。在196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拦洪发电之后，对下一步的发展有三种意见：上隔河岩、上葛洲坝、上三峡。前者位于长江支流清江，后两者都在长江干流上。

　　周恩来派钱正英实地调研。她勘察后认为，隔河岩发电量太小，而建设三峡的条件仍不具备，因此主张先上葛洲坝。

　　林一山则力主先上三峡，认为三峡防洪与发电能力比葛洲坝高很多，而且先建葛洲坝将抬高三峡坝址水位，增加建三峡的困难。钱正英不同意林一山的观点，派人研究了许多方案，但研究到最后，她承认林一山有道理，要发挥防洪发电的综合效益还得靠三峡。

　　改革开放以后，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钱正英想，能否先上个“小三峡”（即低坝方案），哪怕只有10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发电800万千瓦，也比没有强啊。

　　1979年4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三峡问题讨论会，水利系统参加的是钱正英、林一山和魏廷琤。

　　林一山回忆，钱正英在谈到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时颇为激动地说：“提出三峡工程，首先是为长江洪水。如专为水电，像有的同志所讲的，不一定在三峡搞。不搞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防洪，谁有办法，我给他下跪。”林一山感叹，那时持两种观点者就像拔河，保持平衡不易，拽过来一步更不易。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四川、湖北等省领导以及长办副总工程师魏廷琤等陪同下，乘船视察了三峡坝址、葛洲坝工程和丹江口工程。魏廷琤全程陪同，因而有充裕的时间详加介绍，加之视察时直观的感受，邓小平对争论已久的三峡工程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与胡耀邦等领导人谈话时说“轻率否定三峡，不好”，建议中央再做研究。三峡问题又有了转机。

　　考虑到如果蓄水位太高，移民负担太大，投资不易，泥沙问题也比较复杂，钱正英指示长办研究蓄水位150米方案。1983年，长办提出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国家计委受国务院委托，请了350多名专家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很多人提出意见，认为水位太低，防洪不够，把资源浪费了。钱正英等硬顶住了，后来做了一个妥协，将坝顶提高到175米，在特大洪水时临时超蓄。虽然各方仍然不满意，但审查总算通过了。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做出三峡工程上马的原则决定。随后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李鹏任组长，宋平、杜星垣和钱正英任副组长。

　　此时，争论又开始出现，并逐渐升级。

　　1985年3月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原交通部一位副部长在小组会议上提出，三峡工程尚未论证清楚，急于开工有很大风险，建议暂缓上马。他的意见获得了小组72名成员一致支持，推荐他到大会上去讲，他便在大会上挑明了观点，引起广泛反响。

　　5月，钱正英参加了李鹏主持的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会议。李鹏说，这次政协会议上对三峡工程有一些不同意见，核心还不是怎么干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干、是不是现在干的问题，对这些不同意见，都应该持欢迎态度。真理是不怕辩的，兼听则明，问题越辩越清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986年4月，李鹏在钱正英和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陪同下，前往四川省达县调研，途中讨论了三峡省筹备组的前途问题。《李鹏三峡日记》中回忆，钱正英提出，赋予三峡省筹备组行政权力是不符合宪法的，这会使人感到对人大的权力不尊重，对政协的意见不重视，使大家感到不快。她主张“退”，即取消建三峡省的方案。

　　不久，中央决定，重新开展三峡工程论证，扩大论证范围，并撤销三峡省筹备组。

　　对于如何开展论证，各种意见很多。钱正英回忆，这年10月，国务院领导带着他们去三峡调研，在从武汉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一起设计、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责成水利电力部进一步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批，最后提交人大审议。

　　钱正英后来说，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程序是非常关键的，闹了几十年的纠纷，总算有了一个体现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程序。后来的工作，一步一步都是照此来的。

　　领导三峡大论证

　　1986年6月，水电部党组决定成立12人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部长、党组书记钱正英担任组长，副部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为小组成员。

　　钱正英在部党组会上说，这次豁出去了，不搞“夹生饭”，所有问题都要在论证中搞清，最后由中央去审查和决策。

　　领导小组商请有关部门推荐人选，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三峡专题组组长孙越崎是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钱正英首先登门拜访，聘请他为特邀顾问。

　　三峡工程论证极为复杂，论证领导小组决定采用先专题、后综合、综合与专题交叉的论证方法。

　　论证分10个专题，由领导小组成员分工主持，组成14个专家组。专家组正副组长、顾问由专题论证主持人提出，经论证领导小组通过。专家组成员由正副组长提名，经领导小组同意后聘请。共聘请412位专家，来自国务院所属部门、中科院院所、全国高等院校和各省市专业部门，超过一半来自水电系统外。

　　还有一些人士对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但因不是相关专业没有进专家组，钱正英邀请他们参加扩大会议。论证中还委托一些单位做实验和研究，实际参加论证的达数千人。

　　这次论证的争论比50年代更为激烈。论证之初，钱正英要求将不同意见汇编，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处处长陶景良收集整理出八大本，印发给所有专家。

　　陶景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同意见可归纳为两大类：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该如何建。论证分两个阶段，先选定一个代表性方案，全方位研究其可行性，并选取一个替代方案，比较利弊得失。

　　有人将泥沙比作三峡工程的“癌症”，即使是一些“主上派”也心有余悸，担心三峡会成为三门峡第二。曾预言了三门峡泥沙淤积的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三峡工程会使得重庆港因泥沙淤积而成为死港，论证领导小组决定由水利水电科研院、南京水利科研院、清华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长江科学院平行做泥沙模型试验。五家单位试验结论一致：重庆港泥沙淤积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张光斗是水工专题组顾问，他说，长江三斗坪年输沙量5.3亿吨，年径流量5000亿立方米，黄河三门峡年输沙量16亿吨，年径流量仅350亿立方米，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港区每年汛期末尾会出现冲刷汛期泥沙淤积的“走沙期”，使之不致于产生累积性淤积。因此三峡水库要在“走沙期”之后才能开始蓄水，正常蓄水位应定在172米至175米之间。经过专家组论证，一致推荐正常蓄水位为175米。

　　钱正英亲任移民专题论证主持人。她说，移民是关键，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水电站是大坝加移民组成的，过去移民工作有很多教训，新安江、丹江口等水库移民都留下了“后遗症”。钱正英在水电部常说，“文革(专题)”中她挨批最服气的是挨移民的批，“人家还是讲情讲理的”。

　　三峡工程要移民百万，规模远超历次水库移民。水电部提出“开发性移民”，改消极赔偿为积极创业，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肯定。

　　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水电部，设立水利部和能源部。钱正英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不再担任水利部部长。经水利、能源两部商议和国务院总理批准，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不变，继续负责到底。

　　在第8次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水电部副总工程师的陆钦侃作为防洪专题组顾问，表示不同意论证报告中关于防洪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认为，应综合做好加固加高堤防、搞好分蓄洪区内的安全设施、陆续兴建支流水库、加强流域内水土保持等防洪措施，而不能等待三峡工程。

　　1988年11月下旬，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9次论证会，讨论“综合规划与水位”和“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题论证报告，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了会议，孙越崎未到会，由陆钦侃代表。

　　为了详细说明观点，陆钦侃加夜班写出了发言稿，但第二天他还没说完，主持人便打铃提示发言时间到了。这时，钱正英出来说，陆钦侃不仅代表他自己，而且代表孙越崎老人，算双份，让他下午再讲吧。下午发言时，陆钦侃首先说：“很感谢老部长让我‘吃小灶’。”

　　1989年初，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论证，14个专题论证报告和重新编写的可行性报告完成，得出结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412位专家中，有9位没有签字。

　　1989年9月，水利部、能源部将论证报告联合上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991年8月，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报告，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向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议案。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占总数的67.1％，达到了所需的2/3多数。177人投了反对票，其余为弃权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当场宣布，兴建三峡议案通过。

　　议案审议前夕，钱正英接受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陈可雄的专访。1992年1月，陈可雄参加了首都新闻单位赴三峡考察团，有许多观感。他说，三峡工程举世瞩目，有关它的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效益报刊上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在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当中还存在一些疑虑。钱正英说：“欢迎你提问题，多提问题。”专访进行了三个小时，钱正英有问必答，语气平和，又充满自信。

　　“摇头容易点头难”

　　李先念曾半开玩笑地说：“钱正英啊，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烧香！”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的钱正英是周恩来最着力培养也最为信任的水利工作领导干部之一。周恩来这样向外宾介绍她：“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不能骄傲。”

　　陶景良说，钱正英受周恩来影响很深，她也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就像弹钢琴一样。她擅抓主要矛盾，打蛇总能打到七寸。

　　80年代初，陶景良作为水利部工作组成员在葛洲坝大江截流前后常驻工地。他每天晚上七点半要打长途电话给水利部总值班室汇报当天葛洲坝的情况，第二天早上上班之前，他的汇报就会出现在钱正英的办公桌上。

　　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其时水利部副部长陈赓仪病倒，钱正英顶替他常驻工地督战。面对复杂的施工技术和工艺难题，她当场任命陶景良等组成三人技术小组，不需要请示报告，可以直接做决定。

　　1963年，李兴洲进入水利电力部水利管理司工作。他注意到，钱正英开会不需要讲话稿，会上也不做记录，会议结束时就能条理清晰地做总结。

　　很多水利部老人都认为，钱正英的意见在决策层中很有影响力。一位水利部副部长曾对她说，水利上一些大事，中央领导是要听你钱正英意见的。

　　钱正英离开水利部进入政协后，认为应该“跳出水利看水利”。她说，当部长时她是用近镜头看水利，退下来后开始照远景，“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

　　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宁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正英常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认识，哪怕一时不被理解，这些认识后来常被证明是正确的。

　　1996年前后，南水北调工程审查论证期间，为了提醒仓促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钱正英曾引用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话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全国人大常委、原水利部部长杨振怀与钱正英观点类似，他对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压力的一位干部说：“你不要多说了，我来说。不要怕，钱正英这棵大树还在。”

　　2013年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前期工作再次提上日程，钱正英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西线不应仓促上马，她说：“长江有水不在上游（电视剧），黄河缺水也不在上游，谁也驳不倒我。”

　　宁远说，受钱正英影响，20年前形成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是否需要因应时势予以修订、根据40年前用水情况制定的黄河分水方案应否变动等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思考，“长江有水不在上游，黄河缺水也不在上游”逐渐在学术界和工程界扩大了共识。

　　钱正英晚年也在关注黄河治理。2012年，经钱正英提名，宁远率考察组实地考察，形成《黄河下游河道与滩区治理》的报告。宁远说，这份报告主张的治理思路和方案较过去有所调整。钱正英晚年一直在关注黄河的水沙情况变化，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甚至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认识。

　　宁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水利建设以防灾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问题为主，钱正英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后来，水利工作更加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钱正英又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原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正英在三峡工程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她在担任水利部领导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却不止于此。兴修水利是国家命脉，钱正英作为新中国任期最久的水利系统领导人，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水利开拓者，在中国的粮食安全、灾害防治、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10月28日，钱正英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张春园说，很多水利部老干部来参加告别仪式，他们在谈起钱正英时都持这个观点。

　　钱正英曾在《我和我的师友们》一书中回忆了很多水利界老人，其中一位是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潘家铮。在修建龙羊峡水库时，因为地质情况复杂，国内外一些地质权威对这里能否修建高坝大库深表疑虑。钱正英请潘家铮主持论证，经过周密勘探和科学计算，潘家铮肯定了建库的可能性。

　　钱正英说，在水电技术界，很多人都有“摇头容易点头难”的体会。对龙羊峡这样的大工程，敢于主持并做出肯定结论，是要冒坐牢风险的。这不但要有高度的专业水平，还要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精神。

　　“摇头容易点头难”，或许也是她自己多年主持水利工作最深的体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点头不易，摇头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