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下，任何事都没有皇朝的脸面重要

在很多书籍文章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的到访，是欧洲对古老东方认知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受传教士的影响，欧洲正流行“中国热”。他们认为远东的皇朝富庶、强大，中国人也更为礼貌、文明。当时的欧洲追捧着东方器物、服饰、文化等等，甚至法王路易十四都成为了康熙的粉丝。

然而马戛尔尼和使团带回的访清见闻，击破了欧洲人的幻想，从此欧洲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以及态度来看待、对待古老的东方 ……

历史事实是不是如此，大家各抒己见。本文想说的是，实际早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的半个世纪前，西方人就已经开始看到大清朝的“另一面”了。

1740年（乾隆五年），英国海军上校乔治·安森（后晋升为上将）奉命率领一支小舰队，前往太平洋地区打击、劫掠西班牙的商贸船队。1742年末，一路打打杀杀的安森率队来到澳门。

这个时候安森的舰队急需补给物资、维修船只。加上安森是第一次到访传说中的东方，他有点想把这次接触做成一次正式接触，成为清英两国关系的开创者。因此安森并没有听从英商的劝阻（英商建议他不要提见总督），向广州方面正式提出了入港维修、补给并面见总督的要求。

结果双方的初次接触，很不愉快。而且双方对这次接触的记录也差异巨大。

安森原本认为文明、礼貌的中国人会热情接待他的船队，然而他等待了三四个月也没有收到广州府衙的答复。原因不复杂，当时英国并不是清朝的藩属朝贡国，不了解英国的两广总督策楞，将安森视为清朝周边那些不识礼数只想来天朝蹭便宜的蛮夷部族，因此不想搭理他。

而且按照朝廷惯例，像他这样的封疆大吏也轻易不会接见非藩属朝贡使臣的外夷，这有失体统。

被“晾”了几个月的安森，最终恼羞成怒威胁如果得不到准许，他将率船队强行进入广州，这才获得了准许。

而清朝方面的记录就有意思了。两广总督策楞，向乾隆上报了英国舰队到访之事以及自己的处理结果，“准令寄泊采买木料”，但是没有提英方有武力威胁这一节。如果安森没有撒谎的话，策楞这么做也不是多难理解的事。

外邦蛮夷武力威胁上国，一旦被摆在台面上，朝廷自然不会放过，因为这关系到天朝和盛世明君的颜面。无论是开战还是交涉震慑，自己作为封疆都必然是责任人，而且有可能要面临行事不当而致边衅的责难。

注：明清时期由于皇朝疆域广大，而通讯、管理技术又很落后，所以朝廷不会实时监督、指挥各地封疆行事。而是由他们在不违背朝廷大前提的基础上自行决断，当然出了问题担责、背锅也是必须的。

所以大事化小，赶快打发走，不给自己惹麻烦。安森确实是修好船只、补充给养后（乾隆八年四月）就率舰队离开了广州，但是麻烦却并未结束。

安森离开广州后南下菲律宾并抓到了一条“大鱼”，俘获了西班牙的一艘大型商船以及价值一百五十万英镑的货物。此后安森率队回到澳门海域，并再次提出了入港并面见总督的要求。

安森回来的原因是，他已打算率队返回英国，在离开前他想再修理船只和补充物资。这是第二次接触，双方的记录仍然是差异巨大。

首先，安森的返回让策楞极其恼火。在策楞看来，这些英夷不但无礼还非常不识时务。上次好意放过他们一马，他们在外闹事不说，居然还敢再来广州闹，再不惩治不知还要给自己惹出多大的乱子。

因此策楞想出兵剿灭他们，不过广州布政使讬庸劝阻了策楞，他认为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从讬庸的“天下观”视角来看，英人和“吕宋人”（清朝称东南亚一带的西班牙殖民者为吕宋人）属于蛮夷之间的争斗，其中是是非非天朝不必关心，“化外夷人在于夷境犯事，天朝例不究问”。

但是天朝有教化、抚恤、羁縻这些蛮夷的责任。可以入港维修、补给为条件，令英夷将俘获的吕宋人转交天朝处分。这样既彰显天朝上国的地位，又收买夷人之心达到绥靖海疆的目的。

不令将羁縻夷人释放，现在广州、澳门具有吕宋夷商，亦不足以折服其心 ……抚恤外夷，绥靖海疆之道 ……《奏闻英国被风哨船飘至澳门已令移泊四沙折》

具体与英人交涉的任务交给了东莞知县印光仁，很快印光仁就圆满完成了任务。之所以这么顺利，印光仁的描述是自己的大义之言让“英酋大窘”，加上天朝的威仪震慑，英人不得不“伏地唯唯”。

“天朝柔远，一视同仁，恶人争斗，汝能献所俘五百人，听中国处分，则米禁立开，当唤造船者替修篷桅，送汝归国。”《澳门纪略》印光仁

实际上安森之所以这么痛快，一是此时英国在远东地区还未开辟殖民地（英国在1757年才开始殖民印度），他随船带着这些俘虏本就是累赘。二是他此次回到广州，除了修船、补给之外，更重要的是想上岸出售俘获的战利品。

因此除了进港之外，他还提出了给予他上岸贸易的许可。因为这次安森很“配合”，所以他的要求也得到广州府衙的同意。而且在印光仁的说和下，两广总督策楞也破例接见了安森一行。

对于这次清英双方的会晤，清朝这边的记录也很“天朝”。

除了印光仁说的“伏地唯唯”，当时另一位有名的文人官员袁枚在他的文集里也写下了安森一行“手加额、匍匐进表，贡所俘五百人，乞求制府处分”。

五十年后，马戛尔尼一行因行礼之事几乎中止出使（实际上出使也失败了），最终也未跪拜。对于皇帝尚且如此，很难相信一个嚣张的英国海军舰长会如此虔诚跪拜清朝的地方官员。

而且当时袁枚不在现场，在江苏溧水县令任上。并不是说袁枚撒谎，只能说他听到的宣传就是英人行了标准的清式跪拜礼，当然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既有的设定以及彰显天朝地位，也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被宣传。

而安森的记录则是另一种角度，他并未去描述过程中的礼仪和说辞。除了补给、维修之外，安森在意的是双方的分歧和冲突。

安森面见总督策楞时，又额外提了另一个要求。他不同意广州方面对他的货物征税，他认为这是在对他进行“勒索”。安森的理由是，他的船是军队的战舰并不是商船，而且他销售的物资也不是广州地方纳税规则的目标，不是商品而是战利品。

安森这是将欧洲那套规则以及钻规则空子的方法，拿到清朝来用。欧美史学家对他这个行为的评价是“一个军官竟然非难天朝的财政政策 …… 总督会感到突兀和愤怒”。事实也正是如此，觉得被冒犯了策楞又开始“晾”安森，一直不给他答复。

在等候府衙消息的这段时间里，安森也有了和天朝上国普通臣民接触的机会和时间。结果安森得到的观感和当初在欧洲听到，完全两样。

在停泊期间，发生了一起英军军官被歹人抢劫的事情。去官府报案，官员们却不愿理会他们。后来安森他们自己在港口附近抓到了抢劫者，这个时候官员们却现身说和，提出归还财物后放人。

另外一起桅杆失窃案（真不知道怎么被偷的），最初既抓不到贼也找不到失物。但当安森提出悬赏后，一个官员就派人将“追查”到的桅杆送了回来。据安森说，替官员来领悬赏金的牙人，将大部分赏金贪墨了，那位官员知晓后不久，这个牙人就被人抢劫并殴打了一顿 ……

结合他在广州期间见识到了皇朝固有“恶疾”— 腐败，安森也对清朝的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清朝的官员们不是利用法律来遏制犯罪，而是通过盘剥那些触犯法律的人以中饱私囊。利用国民天生的懦弱，以恐吓为手段而获得罚金。因此，这些官员们也乐于制定各种严格的禁令 ……

在停泊期间与广州平民交易生活物资时，安森也称遇到了匪夷所思的欺诈。

例如给活的鸡、鸭填塞沙子、小石子增重；喂猪吃盐，迫使它们大量喝水增重；利用英人不吃已死动物，对卖给他们的禽类做手脚，让它们很快死去，然后在船只附近等待他们抛弃 ……

除此之外，安森还考察了驻守广州的清军的实力，在他看来清军在广州地区的全部海军火力还不如他的麾下的一艘战舰 ……

最后安森根据自己的见闻对清朝做出了评价，堪称西方“辱华”第一人：

的确，中国人自命比周边民族有更文雅的道德并非没有根据。但他们的道德不在于诚实和仁慈，而仅在于举止有度，以及他们一贯压制所有的激情加上暴力的征服。值得注意的是，伪善与欺诈对人类普遍利益的伤害往往并不亚于鲁莽和粗暴所造成的伤害 ……

尽管一直自诩其高尚的智慧和政策有口皆碑，却还是被一小撮鞑靼人用十年时间就征服了，即便是当下，也因国民的胆小懦弱和缺乏适当的军事管理，而不断遭受内乱威胁和边疆骚扰 ……

1743年12月（乾隆八年）安森终于获得了贸易许可，完成贸易后他即率领舰队离开广州返回英国。而后他将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入了《环球航行记》一书，此书的出版也标志着欧洲的“中国热”开始降温。

安森描述的见闻是不是事实已经很难考证了，而且安森的评述也有其自身的偏见，但是满清比安森更为偏见。

皇朝不在乎自身的问题，也不在乎外界的变化，更不在乎英国这个国家有何不同、是否有可取之处 …… 上下人等视旧制为天理、真理，一味地墨守成规 ...... 唯一需要灵活、变通的就是，当未开化的蛮夷表现出不识天朝礼数的时候，如何尽可能地维护上国的颜面。

因此五十年后，英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清却仍在原地踏步，此消彼长之下，让马戛尔尼觉得自己看到的是“遍地的贫穷 …… 文明的退化 ……”

而且此时的满清除了跪拜礼仪之外，还是不愿意和他们这些夷人认真交涉其它任何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