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叫魂案”：小小巫术引发系统性恐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处于国泰民安的康乾盛世时期，一桩桩离奇的“叫魂案”开始席卷全国，在短短数月全国出现了一批擅长妖术的“嫌犯”，整个清帝国陷入了系统性恐慌。

什么是“叫魂”？这场大恐慌是如何发生的呢？

关于叫魂，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到：“迷信认为人患某些疾病是由于灵魂离开身体所致，呼唤病人的名字能使灵魂回到人的身上，治好疾病，这种做法叫作叫魂”。

更准确地说，“叫魂”作为一种巫术，在古人看来，除了“收惊”，还可唤出灵魂、诅咒他人。

小小一个“叫魂巫术”，又是如何引发了清帝国的系统性的恐慌呢？

这就是“质量互变”。

所谓“质量互变”，指的其实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

为了搞清楚1768年的“质量互变”，咱们不妨看几则荒诞故事。

量变的起点，还要先从徐“大明白”开始讲。

公元1768年初，官府欲修缮浙江德清县城东面坍塌的水门石桥梁。

当时有几伙石匠相互竞标，最终石匠吴师傅获得了承包揽造水门石桥这个大工程。

与此同时，德清有两座寺，一个名为慈相寺，另一个名为观音殿。

彼时，当地人大都习惯去县城附近的观音殿烧香拜佛，因此，观音殿的香火和捐赠自然比起慈相寺来说要多得多。

看着“同行”过得这般滋润，住在那慈相寺内潦倒的和尚心里那叫不是一个滋味。

此时一个徐姓的“大明白”站了出来，他对和尚们说，只要你们对时下人们所恐惧的“叫魂”加以利用，就能保证吃穿用度。

和尚们瞪大双眼，随即拍手叫绝。

于是，和尚们在徐“大明白”的指导下开始广布谣言：

有未中标的石匠在观音殿附近施展巫术，前往烧香拜佛的香客们非但不能得到庇护，反会遭到毒害。慈相寺“素称清净佛门”，别管你去没去过观音殿，我们都能为你“趋吉避害”。

然而要说徐“大明白”太明白，那自然是没有百姓更明白。

老百姓本就相信石匠会巫术的，而所谓的“叫魂”更是必备技能。

这当然是因为古早的传统里，凡是做些大点的工程都要往地基里埋人的传统。当然了，即便现在与时俱进了，不埋人了，那么把活人的灵魂打进地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因此，百姓眼里，不但中标的吴师傅一定会施展点什么巫术来保证项目顺利竣工，就连那边没有中标的，也因为职业是石匠，私下里施展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巫术报复吴师傅，也是合乎情理的。

于是百姓对慈相寺的说法，那叫一个坚信不疑。

自此，慈相寺的“生意”顿时就好了起来，而那徐“大明白”也得到了五百文铜钱的“好处费”。

这种局面，用现在的话讲叫作：

双赢。

想双赢的自然不止徐“大明白”。

吴师傅有位同乡，平日里饱受两位侄子欺凌。这位同乡为了报复两个竖子，于是拿了白纸写下二人的名字，找到了吴师傅，希望能够让吴师傅把两人的名字深深地砸入河床。

当然了，这位同乡也深知双赢的道理，“石匠借用活人的名字用其灵魂来加大锤力”这个他素有耳闻。因此借着这个机会，不但能够给吴师傅讨来工程顺利的好彩头，更重要的是，还能咒自己那俩竖子个非死即伤。

这种局面在同乡看来，但凡吴师傅是个明白人，就不可能拒绝。

但是吴师傅还真就不是一个明白人。

他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石匠，哪里来得如此本领？

因此扭头就把同乡报了官，同乡非但没有落着好处，还吃了二十五记板子。

时间一晃来到四月，四个吃不饱饭的游方僧准备两两成行，相约前往萧山化缘。

然而化缘中，因为和尚在街头讨问了一个孩子的姓名，就被愤怒的父母还有热心百姓团团围住。两人被揍了个七荤八素不说，还被扭送到了附近馆驿以求审查。

驿官仔细检查了下被“叫魂”的小孩，心中生疑：

看这娃娃身体也颇为健康，没什么异样？怎就是被“叫魂”了呢？

于是他想要就此了结。

可驿官不知道，为人父母的哪肯善罢甘休？

先前在德清传播颇为火爆的“叫魂术”，早已深深地变成了萧山县父母每日需当提防的第一条要务。

不管是先前的徐“大明白”和慈相寺，还是吴师傅与同乡，芸芸众生口里的“叫魂”并没有随着官司的结束或者工程的持续进展所消失。

娃娃父母说，不行，你要是说娃没事，就必须给立张字据，白纸黑字那种！

于是驿官顿时明白了：

这种事虽然看起来小，但是立下字据，万一娃娃日后有个三长两短，不是拿我试问？此事还是报到县衙最为妥当，毕竟担责什么的，我定是不担的。

都说无巧不成书。

在县衙役里，两个被扭送去的和尚发现，原来另外两个同伴也被一蔡姓的捕役拘捕了。

话说那日蔡捕役在街上巡逻，脑袋里想的是上级领导的谆谆教导：

“小蔡啊，你要着重审查那些可疑的外地游方僧人。

上面人说这些人啊，太坏了，剪人辫子。

私下里给你说啊，你可要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这个听说啊，只是听说，这些人呢，会些‘巫术’，要是被他们剪了辫子，只要人家念念咒语，你的魂就从身上飞出来啦！”

想什么来什么，蔡捕役刚抬头恰碰见了俩和尚。

这俩和尚是不是就是领导嘴里提的“可疑的外地游方僧人”呢？

蔡捕役对着两个和尚左看看又看看，翻了翻行李再看看。

当即觉得，这俩和尚一定不简单：

你看，哪个和尚包里背剪刀？明明自己都没头发，为啥包里还放有扎辫子的扎带？

和尚苦口婆心向蔡捕役解释：剪刀是亡故儿子的，扎辫子的发带是自己出家前的。

眼瞅着功劳就要少一件，头脑灵活的蔡姓捕役当即化身蔡“大明白”，心中暗拍大腿，心想油水这不就来了么？

于是脱口而出：

“甭解释那么多，要么给钱，要么吃官司，二选一，看着办！”

事与愿违。

面对蔡捕役的敲诈勒索，两个和尚偏偏不肯就范，嘴里非但不服软，还嚷嚷着要同另外两个同伴一起到县衙告状。

蔡“大明白”毕竟行走江湖经验丰富，为了坐实罪名，又往一个和尚的行李中塞了一把剪刀，凑齐四把，外加两条辫子。

于是，县衙上，一场对四名“可疑外地游方僧人”的审判就此开始了。

萧山知县是个明白人，他是分得清远近的，更拎得清轻重。

这四个和尚可不可疑？会不会“叫魂”？

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案子随着和尚的告状已经转变了性质。

和尚嘴里喊着小蔡敲诈勒索，究竟是真是假呢？

知县太明白了，于公来讲，萧山县县衙里捕役这份工作薪水确实少得可怜，一些“规矩钱”是必须要照顾的，否则这次法办了小蔡，往后还能使唤动得了谁呢？

即便于私来说，倘若以后使唤不动这些人了，那么多案子要办，总不能我亲自出马吭哧吭哧地干个没完，对吧？

所以于公于私，这个账，萧山县知县还是算得清楚的。

因此，知县以和尚与小蔡素不相识也从无芥蒂，找不到小蔡诬陷和尚的理由，强行又把案件性质从“敲诈勒索”转向了“叫魂”。

知县命人把和尚上了夹棍，最终得到了一份虽不是特别满意，但是还算是过得去的“叫魂”证词。

很快，四名和尚又被囚车送去了绍兴知府。

绍兴知府一看，没办法获得更多证词了，况且这夹棍都把和尚的踝骨给夹糟了，干脆就掌了耳光，又把四人运往了杭州巡抚衙门。

省里还是秉公办案的。

曾按察不关心有没有人愿意拿着低廉的薪水为萧山县县衙干活，自然也就不会回避小蔡的贪污腐败。

所有东西，都必须从实招来。

这样，才把四名和尚的罪名洗了去了，而蔡“大明白”，也被带上了镣铐。

然而案子是审完了，可和尚的腿因为下面人滥用私刑，给夹坏了，另一面，下面人谋求私利，这事要是传了开来，倘若朝廷知道了的话，我们又有谁能够脱了开干系呢？

要么说，杭州巡抚衙门的曾按察使水平更高，自然更是大大的明白人。

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一贯作风，曾“大明白”吩咐下面人偷摸悄地把这桩案子给捂住了。

然而和尚可却不明白了，自己不过是化缘而已，怎么还化成了个残废呢？

当然，不明白的岂止和尚，自然还有萧山县百姓：

到底和尚有没有“叫魂”？到底和尚剪没剪人辫子？为什么案子突然就没了音了？难道里面真有“妖术”？

曾按察使虽然捂得住案子，却捂不住百姓当中“大明白”们的猜想。

于是乎，“和尚会剪人辫子用来施展叫魂术”这个谣言，就像一座桥梁，横空架在了百姓认知与客观事实之间，填补了因官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产生的信息鸿沟。

这年六月，“石匠”、“和尚”、“妖术”，一系列的元素混杂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咒人歌谣，传遍了长江南北：

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

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

早早归家去，自己顶石梁。

一来二去，天下“叫魂”妖术之说开始成几何性地爆发。

七月，接到密报的乾隆还是察觉到了异样，于是开始通过朱批向江、浙、山东官员传谕：

“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偷割发辫、衣襟等物，稽垫桥桩，以为厌（yā）胜之用者，流传并及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络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

其实在乾隆心里，压根并不关心什么“石匠”、“和尚”亦或者“叫魂术”，这在他眼里，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

但他心底关心的其实是另一样东西：

辫子。

辫子是祖宗留下的规矩，谁剪辫子谁就是妄图颠覆满清政权！

细节之处见真章，乾隆在“叫魂术”里，读出了如此丰富的信息，当之无愧是天下的“大明白”。

只是，各地方督抚的政治觉悟开始并没有那么高：

什么“石匠”、“和尚”，又是“叫魂”又是“妖术”的，这不是闹笑话吗？

但是乾隆的命令，自然还是要听从的。

就拿江南各地来说，起初官府们为了抓获这类术士恨不得头发都掉光了，然而找来找去却怎么也缉拿不到“理想”的犯人。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督抚的脑子都不够机敏，有些地方还是有“大明白”的。

就在第一封上谕发出去的四天后，乾隆向全国的督抚发出紧急朝谕，称山东巡抚已经逮捕了犯人，“叫魂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速令全国端正态度，速度查办。

这下各地方督抚才缓过来劲，纷纷学习先进经验，于是一桩桩“叫魂案”才被报了上来，“割辫子”的术士们一时间遍布天下，整个大清变成了一个冤狱加工厂。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指导原则下，各省共抓获了数以百计从事“叫魂术”的“嫌犯”。

自此不难看到，在每个荒诞的故事背后，其实都堆积了“大明白”们的精打细算，终于，这种堆积引发了质变，于是乎一个惊世骇俗的“叫魂”危机就此脱颖而出。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叫魂案”，或者改个名字，应叫作“大明白案”。

有趣的是，在“叫魂案”发生的一百六十年后，鲁迅先生在《三闲集·太平歌诀》里纪录了一个故事：

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藉避危险。

其歌诀约有三种：

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

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

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

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

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

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