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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于北京西山,1920年3月14日
说到北大,蒋梦麟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与蔡元培先生对于北大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他是1886年生人。出生那晚蒋父梦见一只熊来到蒋家,然后他就呱呱坠地,遂为儿子起名梦熊。
这名字一直用到16岁时,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因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中,才改名梦麟。
新名字伴随着他一路求学,从国内读到国外,最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与胡适师出同门,指导教师都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1919年初,蒋梦麟受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爆发,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长。同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这一年,开启了蒋梦麟登陆北大舞台的序幕。
北大人才济济,教授云集。初上台的蒋梦麟十分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他称自己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1930年12月,受蒋介石之聘,蒋梦麟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职务,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也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现象,蒋梦麟致力于开展“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弥补学校管理的不足。
他前后用了7年的时间,终使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逐渐变为了学术中心。
蒋梦麟历来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希望同学们“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
这是有血的教训的。此前,还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1926年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3月24日,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会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痛心地说:“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汪然泪下”。转而,对北洋军阀政府暴行猛烈抨击,直斥“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不禁放声大哭。
充满悲悯情怀的蒋梦麟,委实不愿看见自己的学生,踏上不归路,以血肉之躯,对抗虎狼之师,作无谓的牺牲。在他,是把千万父母交他手上的学子,都看作了自己的儿女。
1937年教育南迁,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对此,蒋梦麟不能苟同,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忠厚的梅贻琦没有表态。
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但其实呢,在制度方面,蒋梦麟并非完全萧规曹随,他也是有改革的。
上任之初,蒋梦麟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目的是“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这样做的结果,自然也得罪了一批旧教授。
蒋梦麟还落实了“选科制”的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到西南联大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像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当时转系很容易,本人写申请,经系主任同意就可以。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才改读的物理。
30年代的北大,教授享有极高礼遇。钱穆回忆说:“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下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蒋梦麟认为:“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曾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对“五四”这一段历史,蒋梦麟说过这样总结性的话:“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从以上见解,可知蒋梦麟识见超群,也因识见超群而胸怀非同一般,凡事懂得顾全大局。
西南联大时期,北大与清华难免发生利益之争,每临此,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便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创造了一段教育史上的辉煌。
蒋梦麟的不争,还表现对人处事上。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政治主张不同,但相处也还不错。两人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看来,大他7岁的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陈独秀和蒋梦麟是“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梦麟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文革”结束后首都博物馆展出了一张清单,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哀告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希望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而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薄葬两种)。北大同事感于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李大钊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乃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是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李大钊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九名“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这信、款应该是蒋梦麟送的。九名学生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出狱。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可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再次确认上述事实。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吗?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锁,就是不让胡适出去。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亏的。结果胡适只能逾窗而走,偷偷赶往婚礼现场。
这桩婚姻延续了22年,直到1958年陶曾谷因病去世。陶卧床时,曾对常来照应她的一位表亲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也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
这位尽责的表亲,在陶女士逝世一年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上,表亲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稳重了一辈子的蒋梦麟立刻就崩溃了。
蒋梦麟与徐贤乐
说起来,徐贤乐也是名门出身,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晚清时受聘于两湖书院,民国时期担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徐贤乐少女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她的三位兄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得非常漂亮,读大学时是校花,后来在外交部上班,又成了部花。
她和一个叫沈道明的青年有过一次恋爱,两人纠结许久后以分手告终,原因是徐贤乐觉得沈道明财力不够。
徐贤乐后来在上海认识了杨杰。杨杰是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8年,杨杰被外派担任驻苏大使,两年后回国,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的闲差。不久,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但婚姻仅维持了半年多,两人就因金钱问题不欢而散。
徐贤乐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钻石单身女性,她交往过无数男友,但都选择同居而绝不轻易结婚。她筛选男人的条件是非钱莫要,非名莫属。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千里挑一,于是身陷不能自拔。在写给徐贤乐的第一封情书中深情表白:“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是难舍难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非娶之而不能自已。
听说蒋梦麟铁了心要和徐贤乐结婚,北大的老师们几乎都持反对态度,这次就连胡适都明确站队了。当时胡适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仍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二十万,你虽给了八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五十年的友谊和为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的谈一谈。
陈诚明确告诉蒋梦麟说:“我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最终,蒋梦麟仍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七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者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为家庭式秘密婚礼,于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75岁,徐贤乐53岁。由于婚礼仓促,以致于很多人都来不及准备礼物。
后来的结局证明众人的反对是正确的。
一年多后,蒋梦麟不慎失足骨折入院,徐贤乐趁蒋生病住院之际,将蒋之财物悄悄移归自己名下……待蒋发现,欲与离婚,徐又百般纠缠,令蒋梦麟不得安宁。
直到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才达成协议离婚,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尽管已身无长物,但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照付,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国民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这才终于结束了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这是蒋梦麟一生中,办得最失败的一件事情,让他愧对老友。可惜胡适已经过世,听不到好友忏悔的告白了。
深受折磨的蒋梦麟最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缓缓说道:“食少事繁,岂能久乎?”5个月后,蒋梦麟因肝癌逝世。而离婚后的徐贤乐一直保持单身,活到了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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