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企业大王”误信中共 两子自杀

1949年中共篡政前，许多有条件逃出中国的中国精英并没有离开中国，还有许多人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选择从海外回到大陆，究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误信了中共的宣传和承诺，误以为中共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的确，看看中共篡政前的诸多民主言论，看看其对美国民主的赞扬和吹捧，有多少想为自己的祖国效力的精英们，会相信一个政党会无耻到耍流氓的程度呢。

在这些误信中共的精英中，就包括民国赫赫有名的被称为“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的刘鸿生，他是当时仅次于荣氏家族的企业家，曾在2006年位居美国《福布斯》富豪榜位列前五名。误信了中共而回到大陆的刘鸿生和他的儿子们，真的以为他们可以被共产主义容纳吗？让我们从头说起。

祖籍舟山群岛（今浙江省舟山市）的刘鸿生的父亲刘克安，曾经是往来于上海、温州间一艘客轮上的总账房，除了薪资，还可以贩运一些货物，因此一家温饱无忧。可惜他36岁就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艰难生活。靠着母亲的省吃俭用，刘鸿生没有辍学。

13岁时，刘鸿生进入上海圣约翰中学，17岁考入圣约翰大学。大学二年级时，因品学兼优被校长卜航济拟保送去美国留学，留学回来可担任牧师兼英文教师，可获得“月薪150元，并且送一幢小洋房居住”的待遇，这在当时的条件是十分优厚的。要知道，那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5到20元，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当牧师不是刘鸿生的志向，遂婉拒了校长的美意，卜航济很生气，斥责他为“上帝的叛徒”并将其开除出校。不过，刘鸿生并未记恨，反而在发达后捐款给母校。

肄业后的刘鸿生，凭借不错的英文，他先是在租界做教员与翻译，教外国巡捕说上海话，后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当推销员，因业绩出色，24岁的刘鸿生被提升为买办。那一年是1911年。

随着一战的爆发，西方国家无瑕东顾，中国民族工业也趁机发展了起来，对煤炭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尤其是上海。晚年刘鸿生曾回忆，“由于煤的销售量增加，我的收入突然大增。同时，战事期间，轮船缺少，我租了轮船运煤，获利很大”。短短几年间，刘鸿生就成为了百万富翁，生活也有了质的变化。

不过，刘鸿生并不满足于自己买办的身份，打算兴办实业。他当时的心境就是：“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里的钞票做点事。”

往哪个方面投资呢？彼时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中，荣宗敬、荣德生是著名的“棉纺大王”和“面粉大王”，但刘鸿生基于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并不想投资在这两个方面，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洋火”，也就是火柴上。

古代中国生火主要靠钻木取火和火折子，今天人们使用的火柴最早是在1827年，由英国化学家约翰·华克在试制一种猎枪上用的发火药时，无意间发明的，但这种白磷火柴被称为“有毒火柴”，使用不安全，因而被禁用，直到1845年，红磷火柴出现，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安全火柴”。

清朝时，火柴传入中国，因是洋人的玩意，所以又被称为“洋火”，又因为它能取火的特性，在江浙一带，又被叫做“自来火”。随着火柴的推广，其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刘鸿生看到了这里边的商机，一方面，制作火柴并不复杂，大部分靠人工；另一方面，火柴虽小，却能以量取胜，只需稍稍加价，小钱就可变成大钱。于是他投资10多万元，在1920年1月创办了自己首家企业：鸿生火柴公司，工厂建在了离上海不远的苏州。

彼时上海已经有五家大的火柴厂，全国也有几百家火柴厂，但当时火柴公司只能制造有毒性并不安全的黄磷火柴，虽然它在国外早被淘汰，也比不过洋火柴，但因为价格低廉，所以在农村很有市场。起初，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定军山”牌火柴与别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盒火柴不等用完就受潮，火柴头不等划就掉了，因此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因此，火柴厂在1924年前亏损5万多元，处于倒闭风险之中。

眼界开阔的刘鸿生遂亲自去日本考察，亲自查阅化学资料，重金购买进口设备，并决心生产出“安全火柴”占领国内市场。为了实现目标，刘鸿生除了高薪聘请国外技师传授技术、培训工人外，还高薪聘请了留美化学博士、沪江大学化学教师林天骥担任总工程师，研制出易燃安全、发火快、火苗白的火柴。鸿生火柴公司的“宝塔”牌火柴逐渐占领了市场，赢得了众多的用户，还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他的老丈人创办的老牌燮昌火柴公司也被其兼并。

刘鸿生还将上海滩当红影星吕澹如的画像搬上火柴盒，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大受欢迎，而带这个头像的火柴盒，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藏品。

为了与西方火柴厂竞争，中国52家火柴厂成立全国同业联合会，刘鸿生被推举为主席。1930年，“鸿生”与几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其生产的火柴畅销大半个中国，打破了日本、瑞典商家“洋火”垄断市场的局面。刘鸿生也被人称为“火柴大王”。几年后，在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上，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火花也赫然在列。

在成为“火柴大王”后，刘鸿生的商业帝国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他还是“水泥大王”、“毛纺业大王”。因为其开办产业多，涉足领域广，因此又被誉为“企业大王”。

不仅事业兴旺，刘鸿生家族也很兴旺，他有12个儿子。除了一个儿子有严重学习障碍外，其他儿子都被他送到国外读书，安排他们学习经济、法律、银行、管理、工程、会计、机械等专业，而女儿们则学家政、营养等专业。有三个儿子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位，三个儿子被送去英格兰，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被送去美国，还有两个儿子和女儿被送去日本学习。而刘鸿生之所以发展迅速，也得益于家族和同乡的支持。他的妻子叶素珍，是宁波帮著名大商人叶澄衷的孙女，刘氏早年发展时，叶家多有扶持。

学成回来的儿子被刘鸿生安插在刘氏企业不同行业的公司里面。长子刘念仁进入大中华火柴公司，次子刘念义后任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先后兼任上海永丰房地产公司董事、永业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上海炽昌兴牛皮胶公司总经理、青岛火柴公司总经理和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老四刘念智进入中华码头公司，老八进入章华毛纺织厂。不久，刘念仁成为刘氏企业中仅有的可以代替刘鸿生签字付款的人。

徘徊犹豫是否离开中国

国共内战后期，即1948年到1949年，刘鸿生和其家族成员对于是留在大陆还是离开，处于徘徊犹豫中。

一方面，刘鸿生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刘鸿生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轮船招商局总经理，抗战期间在重庆主持由财政部领导的政府烟草火柴专卖局。抗战结束后，他还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

也因此，在1948年，刘鸿生曾决定去台湾，派他的四儿子刘念智先去台湾打前站。除了投资房地产，还拟开设两个工厂。在返回大陆前，他将管理这些资产的责任留给了当时住在台湾的两个兄弟：受过美国教育的五子刘念孝和受过日本教育的七子刘念忠。

然而，当年国民政府在潜伏的中共地下党的鼓动下进行的货币改革，即用金圆券代替旧货币，加上主管此事的蒋经国对民营企业家态度强硬，又让刘鸿生开始动摇，因为他被迫交出黄金800条、美元230万。

很快，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开始了价格管制，蒋经国主动向上海人公开道歉，但同时警告商人等不要借机控制上海。对于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失败和蒋经国态度不满的刘鸿生，放弃了去台湾的念头，他曾在一次家族会议上，告诉家人，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台湾也不是好地方”。

误信中共回到大陆

既然不去台湾，那是留下还是去其他地方呢？在1949年初中共进攻上海前，刘鸿生和其家族得到了中共的保证：如果他们留在上海，中共将保障他们的安全并保护他们的工厂，而这个消息来自于刘鸿生的第六子刘公诚。

早在1936年，受共产思想蛊惑的刘公诚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暗中为中共做事，他是整个刘氏家族中唯一提议家族留在上海以待中共的成员，他还将一名叫戴德的中共党员带到家中，详细讲述中共的政策，并对刘家做出承诺。其后，中共不断通过无线电台呼吁刘家留在上海。

彼时，除了刘公诚，刘家其他人都对中共的承诺表示怀疑。刘鸿生对刘家人说：“共产党绝不会和我们真正交朋友。”在怀疑中，刘鸿生秉持“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的想法，做了第三种选择，即将一部分家族和生意迁往上海，剩下的人和生意留在上海。根据其第四子刘念智在《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所写，除了刘公诚外，所有家族成员接受了这一决定。

1949年5月，刘鸿生辗转去了香港，此前他的两个堂兄弟已经向香港汇款、运送工业制成品和原料，总价值达500万美元。

在香港的半年时间里，刘鸿生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回到上海。一方面，其留在上海的次子、曾经反共产主义的刘念义被中共最初的假象迷惑，给父亲写信赞扬中共，认为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完全是不同的两类人，称中共政府“宽大、讲道理、十分廉洁、埋头苦干、讲求实际、爱国、朴素”，“现在的人民政府带来了使中国变成一个强盛国家的希望”。因此他劝说父亲回来，并说如果得到中共允许，他会去香港接父亲。让刘念义没想到的是，中共的铁拳砸下来后很快颠覆了他的认知。

另一方面，中共周恩来于1949年10月底派特使到香港，游说民营企业家们回到大陆，并告诉他们，新政府没什么可怕的，只要他们是爱国的，就欢迎他们回去，并承诺保护他们的家庭和财产等，而且在上海有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

家人的观感和中共的伪善，让刘鸿生改变了看法。在11月初，刘念义来到香港后，刘鸿生告诉儿子，自己已经决定回上海。“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人了！我的事业都在国内，不想在海外做白华（指的是与俄国十月政变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相似的中国人）。现在你们都盼望我回去，我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意思呢！”

刘鸿生乘船抵达天津港后，由于当时选择留在大陆的工商企业家并不很多，而在留下来或回来的企业家中，刘鸿生属于重量级人物，因此中共马上开始了统战。刘鸿生和次子被邀请到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还一起吃了午餐。周恩来向他保证，他的工厂和其他财产将会获得保护，被中共收走的华东煤矿公司可以给予补偿，他还可以保持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过，他还被要求通过与中共合作来为其他实业家和商人树立一个榜样。

效力中共 将儿子骗回大陆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刘鸿生又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欢迎，被邀请到陈毅家就餐，陈毅告诉他遇到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刘鸿生成为了中共的座上宾，并先后担任上海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

中共为了统战，允许刘鸿生就各种国家、国际和地方问题发表演讲，而且他的演讲都可以在报纸上刊印出来。被中共欺骗的刘鸿生自然公开支持中共的领导，并表示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将会在共产党统治下遵守各项政策。据当年文汇报报道，在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道：“上海的解放为实业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辉煌的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让我们可以摆脱枷锁。”“我们必须首先吃苦，这样我们才能在将来享受快乐。”

如果说刘鸿生最初选择回到大陆是不想年迈后流落他乡，并非出于爱国的目的，那么回到大陆后，在中共高层的欺骗和统战下，刘鸿生真心生起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决心并号召其他实业家效忠中共新政权，他本人也号召自己身在海外的几个儿子回家。

刘鸿生的八子刘念信从美国学成归来抵达香港时，发现父亲已回到大陆。因对共产主义保有怀疑，刘念信滞留在香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刘鸿生多次去信告知，在大陆，“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他还命令身在台湾的五子和七子立刻前往香港，与刘念信一起回上海。

作为答复，刘念信在1950年初回到上海，主要看望宠爱自己的母亲。由于理念与父亲和二哥和六哥不同，即他认为“由于被剥夺了自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生活是不可忍受的”，在四哥刘念智的支持下，他于两个月后返回香港。对此，刘鸿生很不满，还写信反驳八子关于自由在美国、香港和1949年前的上海的说辞，后悔让他16岁时就去美国接受教育，“受美国宣传之影响，成见已深”，并认可中共的领导。他还承诺在中国的羊毛工业中为八子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只要他愿意回国。父亲的来信，并未说服刘念信和其五哥、七哥回国。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开始，中共在金日成的请求下，最终同意出兵支持侵略者朝鲜。起初，刘鸿生每日心事重重，担心美国会投掷原子弹到上海，在中共志愿军突然入朝后将联合国军推回到“三八线”以后，他开始积极参加所谓的“抗美援朝”活动，并捐献毛呢制服，捐资助中共购买飞机和大炮等。刘鸿生的次子刘念义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卷入了朝鲜战争，成为1951年首个赴朝慰问团成员之一，1952年再次成为第二批慰问团成员。

1952年，中共开展了针对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刘鸿生因成为靶子，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对于还有利用价值的刘家，中共暂时放过，宣布其是“守法户”，还被当作模范来赞扬，并获得了250万元的特别资助和从其他工商业者那里没收来的280万元物资。刘鸿生还被邀请到北京与毛泽东一起用餐，他告诉一位日本记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比以前更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4年，中共发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刘鸿生积极响应。到1956年年初，刘氏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自以为得到了中共信任的刘鸿生非常迫切希望海外的几个儿子尽快回国，从而消除一些人对其家族是否真正效忠的怀疑。他无法联系到在台湾的五子和七子，就将在香港瑞士公司工作的八子刘念信骗回了上海，理由是他的母亲病重。1952年，十分担心母亲的刘念信立即和来香港的六哥刘公诚返回上海，但是他们刚穿过大陆和香港边界，刘公诚就承认他撒了谎，母亲安好。刘念信大惊，并将他的行李摔烂在月台上。从那时起，他一直想离开大陆，但27年都不被允许。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他永久移居美国。

最后岁月与家族苦难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因心力衰竭去世，终年68岁。死之前有九个儿子陪伴在身边。刘鸿生死后，其家族成员经历了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运动。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后，刘家的几个儿子开始后悔他们留在中国的决定。身在台湾的刘念忠和刘念孝则与家族断了联系。

文革爆发后，刘家有两个儿子死于非命。次子刘念义作为资本家被批斗、体罚。1967年冬，刘念义被上海缝纫机厂造反派成员毒打后，从位于上海外滩附近河南路的高层建筑上抛下死亡，刘的死因是殴打所致还是自杀坠楼，至今无法考证。

刘鸿生家族的悲剧并非个例，那些误信中共而选择留在大陆或离开后又返回的民国精英，有多少人家毁人亡啊！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