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除四害”
说到爱国卫生运动，老上海一定还记得消灭“四害”的往事。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麻雀曾是“四害”之一，分别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进入60年代后，“四害”名单上的麻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臭虫。尽管麻雀被列入“四害”的时间不长，但是老上海们对打麻雀的记忆却特别深刻。
这是节目组找到的1958年4月27日全市打麻雀的广播录音：
“围剿麻雀的战鼓响了，上海的麻雀末日到来了。剿雀大军们严密组织好你们的作战部队，周密部署，严阵以待，绝不放麻雀过门；阵地部队按人分片负责，看见麻雀就追捕，坚守在阵地范围内，坚持在作战岗位上，不让麻雀有一点避难空隙。”
那是一场人民战争，很多上海老人是当年消灭麻雀的积极分子。他们那时有的从家里拿了铅桶、面盆当锣鼓敲，有的爬到屋顶挥动红旗，目的就是不让麻雀有停下来喘息的机会，在大家齐心协力下，麻雀纷纷掉落地上。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盛和林先生至今还记得，当年被捕杀的麻雀成筐成车地送到他们学校，作为生物系学生的解剖教材，但由于数量太多，让师生们招架不住，以至于来不及处理而发了臭。
那一年，上海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消灭麻雀活动，近580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据史志记载，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据房管部门统计，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科学家为麻雀鸣不平
麻雀为何要人人喊打，又为何被平反？节目组在半个世纪前的报刊上找到了答案。
1956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文章说：“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身体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一只麻雀一年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
四天以后的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除四害》社论。社论完全引用了郑作新文章里提供的数据，得出了“全国被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的结论。那么老鼠吃掉的粮食是多少呢？是3。5亿多斤。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所以，“吃粮食不比老鼠少”的麻雀，自然就成了人民公敌，被列入“四害”名单。
然而，就在麻雀被大批消灭之后，很多地方的病虫灾害却日益严重起来，一批科学家开始上书，要求为麻雀平反，这其中也包括郑作新先生。现今，中科院动物所拍摄的电视片中有这样的描述：“曾经遍布城乡、数量众多的麻雀不幸被列为四种有害动物之一，并遭到大规模灭杀，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就在这时，郑作新和同事们顶着世俗观念的压力，深入农村，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始对麻雀进行了调研，通过对848份标本进行解剖、鉴别和分析，他们发现，身披恶名的麻雀，仅在七八月间才啄食庄稼，而秋收后的整个冬天它都以草籽为食，让人惊讶的是，每到春天，它们都会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对农业害虫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科学家们为麻雀平反的意见被中央接受，1960年3月18日，麻雀被正式正名，不再是“四害”之一了。
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改善了环境，减少了疾病，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而且还移风易俗，使广大民众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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