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文胆的外孙：饥饿岁月 恐怖的高价饭店

作者简介：沈宁，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西北大学毕业后任职陕西电视台。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历任美国学校教师和校长，“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

沈宁，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

作者：沈宁

乾坤倒转，乐极生悲，火红的年代之后，紧跟饥饿的岁月。

1958年秋，国家机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下放劳动热潮，外文出版社自然也不能落后。像父亲一样的知识分子们，心里愿意不愿意，却都纷纷报名，父亲为了表现积极改造，跟着报名下放到江苏北部的高邮农村。

祖母不懂什么叫做劳动改造，也想不出来，为什么读书人要到乡下去种地。父亲解释：毛主席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读书人不晓得庄家是怎么长出来的，所以必须要到乡下去，向农民们学习。祖母说：无稽之谈，乡下人种地，读书人读书，自古如此，天经地义。难道现在世事颠倒，要读书人种地，乡下人读书么？父亲知道，祖母没有办法懂得眼下的各种政策，也就不多做解释，只管默默地收拾行装。1959年一月份，父亲跟着机关下放苏北了。

高邮全县，下放的中央机关干部有数百人。父亲所在的编辑部下放四人，由一个党员干部任组长。父亲住在车逻乡，房东姓徐，老婆早死了，单身一个，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1959年底，人民公社大锅饭食堂热闹一阵，偃旗息鼓，农村实行计工分，按分分粮，家家户户生活都更苦了。老徐家务重，工分少，分值又低，只好借贷度日，结果年年辛劳，年年欠债。父亲住他家，每月伙食费九元和粮票三十斤，成为老徐家唯一的收入，大小三人对父亲感激得不得了。

父亲每次写信回来，总是感叹万分。于是每次母亲在北京买东西寄给父亲的同时，也要多买些点心等食品，让父亲送给老徐家的孩子们。但是杯水车薪，怎么够，母亲常常跟我们唠叨，老徐家的孩子真是可怜。立芳阿姨是苏北人，听母亲念叨，便说：苏北本来是个穷地方，所以她十几岁，离家远行，到上海去讨口饭吃。但立芳阿姨讲的那是解放前的旧社会，而父亲信中写的老徐家，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九年了，怎不令人伤心。

过了不久，上级安排父亲创办车逻乡农业中学，他要求仍旧住在老徐家里，这样老徐每月还能拿到九元钱，买些灯油杂物。父亲领导农民们，把一座破庙改成课堂，动手制造课桌座椅，然后父亲自己书写各种标语，装扮教室，做得像模像样。教书本是父亲之所好，而且在中学教书，也可不下地背着太阳做农活，父亲总算熬到年底，下放结束，返回京城。

因为是出版机关，有社里的其他下放干部，把父亲教课的情况拍了照片，而且放大，送到给文化部下放干部汇报展览会，居然被选中展出。母亲看来，落下泪来，照片上父亲瘦骨伶仃，像一根火柴。可父亲觉得那是他的光荣革命史，一直津津乐道，好像下放也成了一桩美差。

然而饥饿并不仅限于苏北农村，大城市里依然照样，包括北京。为了分配极为有限的生活用品，政府发放各种票证，限制人民的消费。特别是限制粮食，大人小孩每月口粮最多二十几斤，食油每户每月三市两。家家的大人都尽量让出自己的口粮，匀给孩子们，希望孩子能够吃饱些。

祖母和舅婆婆整天饿肚子，还能忍受，他们可以坐在屋子里不动，减少消化。父亲和母亲可不行，他们每天要上班。所以母亲不许父亲饿肚子，总是想方设法逼父亲吃多些，而她自己总是想出各种理由少吃，很多时候一顿饭就是一碗高汤。久而久之，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患了浮肿，四肢肿大，皮肤缺乏弹性，手指按下去，指窝很久不会复原。

那些年，北京城里所有人的一切活动，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吃。舅婆婆在马路上买来田鸡，烧了端上桌。父亲说在江南地方，田鸡是很好的下酒菜。我听说田鸡就是青蛙，便无论如何咽不下去，怎么可能吃青蛙呢。

所有人都吃不饱，中直机关里的干部也未能全部躲过。于是北京各部门纷纷自寻途径，千方百计地帮助员工果腹。全国总工会有许多退伍军人，机关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打羊队，荷枪实弹，奔赴内蒙古草原，开着大卡车，追杀黄羊。打了一个多月，满载而归，供应机关食堂之外，还有剩余，分给员工，母亲也得到若干，带回家里，改善伙食，人人喜笑颜开。我家人从不吃羊肉，现在饥不择食了。幸亏新鲜黄羊肉，还不怎么膻，可以吃下去。

而外文出版社，则向部分干部发放一批特殊购货证，说是从国务院发下来的，专供高级知识分子使用，父亲拿到一本。因为祖母和舅婆婆都不会讲北京话，拿着这个本也用不成，所以每个月拿父亲这个特别购货证买东西，就是我的任务。

我家附近的西四副食店，是周围居民的蔬菜食品供应站。三开的大门走进去，四壁空空，几个售货员站着聊天，不见一个顾客，因为无物可买。这个大门旁边，还有一个小门，没有招牌，通常都关着，不见人进人出，普通顾客注意不到，我每次去西四副食店，就是奔这个小门而去。小门实际不锁，推开走进，是个小过道，当中坐个中年大汉，记得他永远歪戴个便帽，盯着进门之人。我拿出父亲的特别购货证，被那大汉验过，放我再进另一小门。

里面是一个特殊商店，跟外面的商店相比，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货架上虽然并不丰满，但总算是放了些货品。凭着父亲的高知购货本，我按月可以买到定量的白糖、大豆、食油、豆腐干、恒大牌香烟，有时候碰见有核桃、皮蛋等等，买回家改善全家伙食。

因为这个特殊购货证，我真的相信当时的坊间传说：东单八面槽有个不挂牌的特别商店，供应多少级以上的高干们来买东西。这商店门口，经常会开来各种牌子的小汽车，下来勤务兵或者阔太太，走进店去，然后拿出来一筐一筐的新鲜食品，海鲜鸡鸭，装到车上，轰隆隆地开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些高干们家里，其实什么都不缺，哪里会了解到普通民众过日子的艰辛呢。

不过就算是有父亲这个特殊购货证，有这个特殊小商店，有这些有限的特供食品，也还是要花钱来买。越是贫穷，东西就越昂贵，好像在另一个层面解释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所以天灾人祸的那几年，也是父亲母亲最繁忙的时候。他们到处接散活，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赚些外快，填补家用。

幸亏父亲母亲是英文科班出身，翻译能力强，只要他们肯做，不愁没人给活计。我记得最清楚，那段时间里，父亲母亲没日没夜地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完成之后，拿到一笔相当的稿费，父亲甚至带领我们，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了一顿俄国大餐，烤牛排罗宋汤。但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严寒夜晚，他们披着毛毯加班，双腿受冻，毁坏了母亲的身体，导致她罹患类非风湿性关节炎，最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那些年，每个市民主副食品都有定额，习以为常。米有米票，面有面票，粗粮有粗粮票，细粮有细粮票，一斤的，一两的。在粮站买粮要粮本和粮票，在机关食堂吃饭要粮票，到饭馆吃饭也照样要收粮票。一个馒头收二两细粮票，一碗棒子面粥收一两粗粮票。没有粮票，全中国，走哪儿也买不到吃的。上海买一根油条，也要收半两的粮票。

不过北京有些著名大饭店，享有特别政策，像离颁赏胡同西口不远的砂锅居，北京四大居之一。砂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六年，砂锅居开业之初叫和顺居，因当年用一口据传是明代年间的特大砂锅，专煮上好猪肉，白肉肥美不腻，味道极佳。天长日久，人们便以砂锅居替代原名和顺居。

为了满足一些居民的要求，北京政府统筹安排，允许砂锅居这样的高级饭店，做一些饭菜，不收粮票，高价出售给顾客。于是为了补充一家老少的不足，母亲想出一个办法，到沙锅居买一桌高价饭菜，拿回家重新搭配，添加其它材料，每晚一顿，全家人可以改善一星期的伙食。

说是高价，一点不假，至少贵三四倍的价。普通饭馆，收粮票的，两三毛钱一个的菜，这里不收粮票，要卖一块多钱。普通饭馆四五毛钱一个的肉菜，砂锅居要卖一两块钱。平常饭馆一顿饭，只要一两元就够了，砂锅居要六七元。母亲每次都卡着十元钱，仔细计算，设法买回六个菜一个汤。一段时期，凡遇寒暑假，母亲和我组成一个团队，为在砂锅居买高价饭菜而奋斗。

每到买餐那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到砂锅居门口去排队领号。她五点钟去排队，有人比她早。她四点钟去，还是有人比她早。母亲总也想不通，比她早到的人会是几点钟去的。这样排两三个钟头，七点钟砂锅居还没开门，店里出来一个人发号牌，按排队先后发号。九点钟砂锅居开门以后，领到号牌的人，在门口排队听叫号，凭号牌进店，坐下点菜吃饭。

夏天天亮得早，又暖和，在这里排两个钟头，还忍得过去。冬天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天不亮去砂锅居排队领号。等她拿了号牌回到家，一头栽倒，爬不起来。我们几个人帮忙，都解不开纽扣，脱不下她的大衣。她整个身子，从里到外，冻成一团冰。从那以后，我们宁可不吃，再也不许母亲冬天早上去砂锅居排队领号了。

母亲早上七点钟领来号牌，查看当日菜牌，在一张纸上写好那天要点的菜名。回到家，把菜单和十元钱一起，放在桌上，留给我。她自己又跑着，赶电车去上班。

我起床以后，按母亲写好的菜单，准备好七个饭盒，大大小小，以及一个大口玻璃瓶，放在一个布袋里。我有经验，母亲点了六个菜，一个砂锅。一个饭盒装米饭，需要七个饭盒。砂锅的汤，要玻璃瓶装。都弄好，九点钟出门，到砂锅居门前去等开门。砂锅居很近，出胡同西口，几步就到。门口已有不少人，有的手里什么都不拿，那是真的来大吃一顿。有的手里提筐子或袋子，跟我一样，来买高价饭菜，拿回家去改善家庭伙食。

店门开了，所有手里拿着号牌的人，顺次走进门，在门廊里，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里面叫号。听到叫号的人，走进二道门，才到餐厅，坐到桌子边。先前几次都很顺利，后来忽然之间，市政府又冒出一个新规定，不收粮票的饭店，只准吃，不准带，麻烦就多了。可是我下定决心，就是跟饭店的人打一架，头破血流，那七菜一汤，非拿回家不可。饭菜拿回家以后，就算公安局说我犯了王法，抓我坐牢，我也认了。

听到叫我的号，我先把手里的布袋塞在椅子下面，站起来，走进去，递过我的号牌。服务员上下打量我一下，问：就你一人？我不理，不说话，也不看他。他拿手朝一个墙角一指，说那边那张桌子。

我走过去，坐到一张圆桌前，假模假样看菜单。其实菜单早就背在我脑子里了。服务员走过来，我不容他说话，一口气背出母亲早上写出的六个菜加一砂锅，然后把十元一张钞票递给他。

这不是我头一次来此赴任，每年夏天放暑假，我总要来好几次。十二三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点六菜一汤，实不多见，恐怕来过一次，人家也就都记住了。没有只准吃不准带的新规定之前，饭菜一到，我就站起来，在饭桌上排出大小饭盒，大模大样的把盘里饭菜倒进饭盒，然后大摇大摆走了。可是这天，市里有了新规定，墙上挂出来一条大红标语：饭菜一律不得携带出店。我问服务员：吃不下，剩的呢？

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没有说话。我说：放心，我吃，我肚子大。或许他看我一个小孩子，不忍心多说我。或许当时家家户户都饥肠碌碌，相互同情，宁可网开一面，放我一马，服务员拿着我点的菜和钱走了。

我转头看，几个桌上，人人都闷头吃饭，好像肚子空了一个月。一个白发老人，戴着金丝眼镜，很有学者风度，独自一个，坐在窗前，闷声不响，一边吃，一边哭，眼泪一串串流进饭碗，又随着米饭，扒进他自己的嘴里。另外两桌的人，刚好坐在那个不准带菜出店的大标语下面，带来的布袋和筐筐都放在脚边，自己在桌上大吃。反正不能带走了，乐得自己独吞。

没有人注意我，得个空，我站起来，走出门，到我刚才坐的那张椅子边，蹲下身从椅子底下拉出带来的布袋，又走进二道门，回到我的桌边。门口那个收号的人，瞪着眼，看着我，没话可说。如果刚才我进来交号的时候，见我一个小孩子拿个布袋，根本不会让我进。现在我点了菜，交了钱，他也没办法。

坐下不久，点的饭菜来了，一盆米饭，一碗红烧肉，一碗东坡肉，一碗香酥闷肉，一碗红烧鱼块，一只旱蒸全鸡，一只扒烧全鸡。母亲专拣用油多的菜，全鸡大肉，不买清蒸或素淡的，不买蔬菜。还有这家饭店的招牌菜，砂锅白肉，白颜色大宽肉条，坐在砂锅里，连汤带肉，冒着热汽。拿回去之后，母亲和祖母舅婆婆，会把每个肉菜一分二三，全鸡拆碎，在这些肉菜里加进青菜土豆，重新烧过。

服务员在桌上摆完菜盘子，对我说：这么多，看你怎么吃。我看也不看他，说：你管得着吗？服务员说：你吃不完，我可以再端回去几个菜，给你退钱。我不理他，拿起饭碗来，给自己盛了一碗饭，然后抓起筷子，把米饭往嘴里刨。看着那些香喷喷的肉呀鸡呀，我实在很馋。排了一个多钟头的队，肚子也饿了。可我顶多只敢吃几口米饭，肉菜砂锅一丁一点都要带回家去，老老小小六个人都等着这点东西呢。

那服务员不走，站在边上看。我斜他一眼，把自己嘴里嚼过的筷子，在每个盘子碗里都戳几下，每样拣一片，放进我的饭碗里。这下子，服务员没办法了，叹口气，知道没法子再把我筷子戳过的菜盘子端回去给别人，只好走开。他一走，我赶紧又从饭碗里把各盘碗拣出来的那片肉都拣过去，放回原来盘碗。肉菜我一口不能吃，只能装着吃几口米饭而已。

我一边假装吃，眼睛一边东溜西看，心通通地跳，好像作贼一样感觉。发现所有服务员都忙着招呼客人，背过身去，没有一个面朝我这边。我立刻从桌下布袋里掏出一个饭盒，飞快拿起桌上一个碗盘，把菜倒进去，随即盖上盖，放回脚下。那些碗盘很烫，捏在手里像抓着一把火，可我得快，忍着疼，不敢放松手。

一个角落里忽然起了一阵喧哗，我抬起眼，望过去。离得远，听不清他们吵什么。但猜得出，一个客人把饭菜倒在饭盒里要带走，服务员看到，上前制止，吵起来。那个年轻些的客人在胸前死命抱住一个布袋，面红耳赤地争吵。旁边一个老些的，可能是他的母亲，摇着两手呼喊，然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向服务员磕头。

那边争吵还在继续，所有的服务员都围过去，客人们也都扭过头看热闹。正是好机会，我赶紧拿出饭盒，一个菜一个菜，快速倒菜。铅皮饭盒像着了火，烫得我几次差点失手丢开。我忍住眼泪，忍住喊叫，忍住手痛，死命抓住饭盒，放到桌下，才缩回手来，放在嘴边吹，火辣辣的钻心疼。

你小子倒会钻空子。从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知道不知道，饭菜只准吃，不准带出去，一个粗野的声音在我头后响起来。我一手捏着另一个烫伤了的手，抬起头，看过去，是个穿制服的干部，饭店党委书记之类，瞪眼对我吼叫。我指指自己面前的饭碗，说：我在吃。

那书记嚷：你吃什么？我亲眼看见你往饭盒里倒菜。这下子我找不出话来说，小孩子的一点小聪明，哪里躲得过大人的眼睛。那书记伸手到桌上来端菜盘子，一边说：你不吃，我收走了。我一看，不得了，他没看见我刚才用筷子搅过菜碗盘，桌上还剩两个菜一个砂锅，他要端走。

我也顾不得手疼，来不及抓筷子，两个手伸过去，把我的手指头戳进那些菜碗砂锅，随便抓起一块什么，掏出来就塞进嘴里。两只手六个手指头，在菜油汤汁里，烫得刺心疼，好像能听见油炸皮肉发出的丝丝声音，我也不管，强忍眼泪。

可能我这举动，近乎发疯，倒把那书记惊呆了。等他缓解过来，我的手指已经在桌上三个菜盘砂锅里都搅过了，他再也没法子端回去。我嘴里塞着菜，扬着头，忍着泪，对着那书记看。那书记一时气得火冒三丈，大喊：我今天就站在这儿，看着你把这一桌吃完，反正你别想带出去。

我满嘴饭菜，说不出话。旁边的客人们刚看见那边老太太给服务员下跪，心里已觉难过，听见这边又吵，转过头来，看见书记对我这么个小孩子喊叫，更过意不去，纷纷打起抱不平来。

我不理会，在桌边坐着，努力转动腮帮子，咀嚼嘴里的食物。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咀嚼食物竟会如此艰难，如此痛苦。眼泪一个劲涌上来，我憋着，不让流出眼眶，所以泪水都从鼻腔流进嘴里，跟食物混在一起，咽进肚去。

那书记终于让旁人议论吵得烦了，恨恨地走开。我继续坐着，假装吃，瞅空倒进饭盒。终于六个菜都倒完了，最后倒那沙锅白肉，没办法快。我只好站起来，拿起大口玻璃瓶，拿筷子拨着，一点一点把汤和肉条倒进玻璃瓶里。

服务员走过来，站在桌边说：就知道你要带走。我边继续倒汤，边说：吃不下了，都扔了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的。那服务员便伸出手，要到桌上来收倒空了的盘子。我叫起来：等等，等等，还没弄完呢，别收。服务员说：都空了，怎么还没完？

我把沙锅里最后一滴汤汁都控进瓶子，放下沙锅，拿瓶盖盖严了瓶子。然后再次坐下来，把盆里米饭，分成六份，每份拨进一个空盘子，拿筷子在盘子里搅那团米饭，直到米饭把空盘底的每一滴油星都沾干了，才又把那团米饭拨进一个饭盒。我这样把六个盘子都沾干了，才让服务员把空盘子收走。

那服务员眼睛睁得跟铃一样大，张着口，说不出话。我知道，他看我像要饭的，或者一年没吃过饭，居然会这样舍不得一滴油星子。他不知道，这一饭盒沾了盘底油汤的白米饭，就是母亲的几顿饭。她为了把菜省给我们吃，自己经常只吃菜汤拌饭。

我把七个饭盒装进布袋子，提在右手里。左手捧着那个装了沙锅白肉的玻璃瓶，朝外走。到店门边，碰见那书记，对我瞪眼，吼叫：下次再看见你，不让你进，贼小子。

我不说话，默默走出店门。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买高价饭菜，所以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进过那个恐怖的砂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