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如大汉，是如何被“专家学者们”忽悠完蛋的？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初七，宣帝刘询病逝于未央宫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奭（音是）即位，是为汉元帝。次年初元元年三月，元帝以太子妃王政君为皇后，并封其老父王禁为阳平候。

伟大的汉宣中兴，落幕了。

汉宣帝是一位有着高超统治艺术的政治天才，刘向认为他“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但凡厉害的皇帝，往往都是起于微末，因为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常出入市井民间，饱览世间冷暖，了解百姓疾苦；宣帝在位期间，大力提倡节俭，舍弃了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皇室支出，又多次减赋税，免徭役，并减少铸钱，实施通货紧缩的政策（注1）。当然，由于膨胀的官僚系统与豪强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汉宣帝再努力，老百姓的好日子也不可能超过“文景之治”了。

后来，宣帝也发现，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阻碍了国家惠民措施的效果，于是他又开始整顿吏治，反腐败，举贤明，任良吏，强调用法公平，政平讼理，以致宣帝朝之政治清明、百姓乡化，实为西汉两百年之最。在班固《汉书·循吏传》里的六位好官中，就有四位属于宣帝一朝（另外两位在景帝末和元帝时）。另外，宣帝还开创了地方官员“久任制”，即干得好的地方官就不要挪位置，一直干，这就有益于政策的延续性，也有利于官员在地方上深耕慢耘，有利于整个国力的快速恢复；至于官员无法升迁的损失，汉宣帝就以调整俸禄、赏赐爵位的方式进行补偿，也即是说，汉宣帝对官员实行的是“动态年薪”加“股份分红”制度，这就大大刺激了官员好好办事的积极性。

当然，宣帝这种理顺式的改革只能收暂时之效；事实上，在“昭宣中兴”表面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隐患，一旦放松警惕，可怕的危机将会席卷而至（详细情况，我们到汉成帝时再说）。更糟糕的是，他的继承人汉元帝刘奭实在差强人意。

其实刘奭并不笨，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尤其在书法、音乐方面颇有天赋，不仅能吹奏几乎所有乐器，而且还是个出色的作曲家，放到现在也完全可以去做个超女评审；更难得的是他精通儒家经义，颇具大师风范，是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如果以普通贵族标准衡量，刘奭可称出类拔萃。但问题是他生在皇家，要做皇帝，而且是个善良仁弱、优柔寡断、迂腐好儒的皇帝。

悲剧啊……

但这能怪谁呢？还得怪汉宣帝对刘奭的教育出了问题。刘奭是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汉宣帝给刘奭挑的两位老师，太子太傅萧望之与太子少傅周堪，全都是齐学大儒，也就是儒学中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的那一派（注2）；这就在顶层给了儒学进一步国教化发展的良机；而汉宣帝自己，也因出身不好而政治自信不足（注3），于是沉迷祥瑞灾异之中（注4），并常以儒生自居，还多次召集天下大儒，主持儒家学术会议。

但实际上，汉宣帝很清楚，无论儒家法家，都是一种统治的工具，不可偏废。特别是汉武帝以来汉政府垄断了盐铁均输之后，国进民退，官僚作为中间阶层掌握了大量资源，朝廷必须大力整顿吏治，防止官商勾结。所以汉宣帝一方面提倡儒教，加强教化，以提高官员的德行；另一方面也重用刑名之士，对贪腐官员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不吝诛杀。然而太子刘奭却看不惯父亲执法严明，有一次还劝说：“陛下执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听后脸色一变，不由怒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看看，汉宣帝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儒术这玩意儿，其实就是个大忽悠！这叫好像如今很多专家老师们喜欢用一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术语、概念、口号、理论，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浆糊化，让人更分不清楚它们与实际的差别，无所适从，只能听他们的忽悠，这样他们就掌握了话语权，成为所谓“意见领袖”——这就是宣帝说的“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那既然如此，统治者为何还要用他们呢？这是因为老百姓需要被忽悠才会乖乖听话，而官员们呢也需要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但皇帝作为统治者，自己可不能被忽悠了，他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官员百姓进行监督，一手抓刑罚（此乃专制集权之基础），一手抓教化（此乃皇权合法性之基础），这就是所谓“霸王道杂之”，但宣帝为何平时不提它呢？这是因为其乃“国之利器”，“统治秘术”，不可示人（注5），必须用儒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一番伪装。

总之，宣帝可是真急了，乃至于竟道出了汉家的“统治秘术”。可惜刘奭已经被儒家的鸡汤灌晕了，听了老爹的至理箴言后居然还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汉宣帝看着儿子傻傻的样子，不由一声长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只是念及与其母许皇后旧剑情深，所以最终没有改换太子，也就最终没有改换帝国的国运。

果然，刘奭即位后，放弃了汉宣帝以实际行政能力与政绩考核官员的标准，而提倡以经治国，以经取士，甚至规定“能通一经者皆复”，所谓“复”，免除徭役也，如此优厚的待遇，这就导致大量知识分子放弃了其他学问，只愿苦读儒家六经。所谓“经”，最初是指穿过一个领域，并且规范它的某种事物，引申为“指导原则”或“永恒标准”之意。而汉儒认为儒家的六部先秦原典《诗》、《书》、《礼》、《易》、《乐》、《春秋》就具有普遍的持久的价值，它们能向世界提供秩序和结构，故而尊其为六经。特别是孔子的《春秋》经，汉儒认为这不仅仅是鲁国编年史，更包含了“素王”（谓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孔子为后世所建立的一种理想政治理念与理想制度典范。

于是，汉朝的儒家经学便不仅成为一种政治哲学，更开始深刻介入到汉朝的行政、法律与日常事务之中。正如清末经学家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汉代经学）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即《诗经》）当谏书。”（《禹贡》《洪范》皆《尚书》中篇章）汉元帝时丞相匡衡更表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就连汉成帝也说：“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经学俨然成了汉代政治生活的最高指导性纲领。在元帝以后诸帝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儒家经典语录的引用，仿佛一个政策若不引经，则权威性荡然无存了。

在这种情况下，汉廷各派经师逐渐“内卷”，开始对经学注疏日益繁琐化。比如你用十句话解释经典一句话，我就用一百句，以示我理解的透彻；而我的学生又用一千句话，来解释我的一百句话，来展现老师的辨析精微；结果一代代增殖下去，最后竟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的恐怖现象。最夸张的有一位研究《尚书》的经师秦延君，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首句“曰若稽古”又用了三万字。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当时就有人讥之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汉书·夏侯胜传》），后来班固也毫不客气的抨击这种情况说：“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东汉王充《论衡》还记载，说后来连王莽也受不了这些繁琐的章句了，让博士们将每经章句修订删减到二十万字以内，博士弟子郭路为求表现，日夜用心思索该删掉哪些，结果却因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了灯下，壮烈殉职。最终，历王莽一代，删改工作都未能完成，直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以“五经章句繁多，意欲减省”，让桓荣、桓郁、钟兴等今文大儒删减章句，并教授太子，两汉的经学学风才渐渐正常起来。

总之，西汉末年的儒家经学，文化创造性已然泯灭，思想与学术已然僵化凝结，这种读书法即便没把人读傻，又会有何等现实之能力呢？

但没办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就喜欢钻研章句的老学究。比如邹鲁大儒韦贤、韦玄成父子，毫无行政能力，却先后担任丞相；韦贤之孙韦赏亦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其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令人艳羡。故时有谚语言“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就连当年的中兴名臣霍光都因经学水平一般，而被史家嘲笑“不学亡术”（《汉书·霍光传》），尚书博士夏侯胜说的更是直接：“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于是大家都拼了命的研究经学章句。而作为儒经教育中心的太学也大为扩张，汉宣帝时太学不过两百人，汉元帝时一口气就增至千人，汉成帝时更增至三千人。这些国家储备干部皓首穷经，只为钻营权位，哪里还有心思锻炼行政能力，更别说政治气节了！故王夫之评价汉元帝重用儒生，就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东汉崔寔也说：“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这一切，恐怕是武帝当年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本来只是想利用儒家，最后却被儒家给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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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由于通货紧缩与粮食丰收，宣帝时期，物价极低，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不足三十钱（然而谷贱伤农，此种情况却导致了汉末土地兼并的恶果），盐价一斤不足一钱（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注2：灾异就是天灾地异，原始社会以来的古人恐惧于灾异，认为这些现象不纯粹是自然现象，也是对人类世界未来事情的一种预示，这种原始心性一直持续到汉代，不仅没有因为人文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让董仲舒等齐派汉儒给发扬光大了。他们认为一切天变（自然变化），都代表人事，而一切天灾，都表明统治者德行有失。这种思考方式让中国的儒学知识分子将一切自然的问题都看成政治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导致自然科学永远无法在儒学的土壤中诞生。从这方面来说，董仲舒实乃局限了中国文化发展之罪人。

注3：后来王莽篡汉时，就专门下文指责汉宣帝的法统，说他“贰父”，即不应共同尊奉宗法父亲（汉昭帝刘弗陵）与亲生父亲（史皇孙刘进）。

注4：这就使得皇权对舆论的主导权渐渐丧失，易代思潮在儒生之间兴起，遂为西汉灭亡埋下伏笔。

注5：所以后来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长安向他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也就是想看宫中秘藏的诸子百家与《史记》，汉成帝本想答应，他舅舅大司马王凤却认为这里面涉及“纵横诡谲之谋”与“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不能赐给诸侯王。可见统治者都明白，真正的统治秘密不可告人，只有汉成帝浑浑噩噩傻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