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古人的处女情结与性教育

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三讲到直隶永平府婚俗，女子出嫁之日，其家往往要派人到夫家打探消息，如果次日一早，夫家鼓乐喧天，宾客杂至，则大喜。否则“女家为之丧气”。何以如此？

原来，当地风俗，新婚之夜，要查看新娘是不是处女，如果是，婚礼一切照常进行。否则，夫家动静杳然，新娘是不是为夫家所接受，女家不敢争，悉听夫家处置。一次，有王姓人家嫁女于李姓，李家以新娘相貌不好，很不满意。新婚次日，借口女子不是处女，不举乐，叫媒人把女子送回了娘家。

这女子从小失去了母亲，与哥嫂同住，嫂子知道女子肯定不曾与男子有过肌肤之亲，悄悄问明女子新婚之夜的情况，原来新郎并未与之同房。嫂子说，如此，怎么证明我们家小姑不贞呢？于是把此事告到了县里，县官派人验证，这女孩果然还是处女。于是判令李家鼓乐齐奏，把女子迎回家中，保全了这桩婚事。

纪晓岚《槐西杂志三》讲了这么一件事：无锡地区有个焦氏女子，已聘于人，有人看上了她，想要娶她为妾，于是到聘她的夫婿家散布流言，说她不贞，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婿家于是提出毁婚，焦氏之父就告到了官府。无奈散布流言的人布了局，不仅有证人，而且有承认与女子相好的“奸夫”。焦氏见事急，请邻家老妪把她带到婿家，面见了未过门的婆婆。焦氏说，与其见官，在官媒面前出丑，不如就在您面前出丑吧。女子贞与不贞可以请您亲自来验证，于是关门脱衣，请婆婆亲验。果然，这女子还是处女，案子不审即明。 

这个故事今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实际上它却是清代极普通的风俗，不独永平府与无锡，全国汉族地区普遍存在。那时人们倡导女子贞洁，要求女子婚前一定是处女，否则就是天大的丑闻，男方家族不仅可以不接受新娘，还可以索还聘礼，要求女方家族赔偿结婚花销及所有损失。

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严格的处女要求，并形成这样的社会风俗呢？这一切源于中国农业社会中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汉族先民很早就进入了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中了，在社会分工中，女性被排斥到辅助性劳动中，女性身份也由此转变为从属地位。汉族父系家长制社会中，家长及其他男性家庭成员，要保证家庭权力和财富能在自己的后代中继承，就必须确保其妻、妾所生的孩子是自己的纯正血统。而为保证“种”的纯洁性，就必须杜绝妻、妾们的婚外性关系，要求女性在性生活上的“专一”守贞。于是，对女性提出了“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并制订了一系列的隔离男女、封闭女性的隔离制度。这里实际上包涵了这样的内容：女子婚前须与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隔绝，婚后只能与丈夫一人有性关系，如果丈夫不幸亡故，则女子须守贞终生。这是汉族定居农业社会要求女子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保证男子对女子占有权的唯一性，无论婚前婚后还是死后。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观念总体上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 

在此种社会观念之下，中国从汉代起就有了处女检查的事，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对处女的检验方法。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就有了关于“守宫砂”的记载：“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治，轧画女子臂若身。如与男子戏，即不明。”此种方法，就是用丹砂喂养蜥蜴，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把它点在女子手臂上，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性有了“亲密接触”，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如此，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无“守宫砂”，就可以断定她是否是处女了。晋代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中的记载，与上述《养生方》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宋代理学倡明，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达到新的高度，人们对处女的崇尚也逐渐达到了高峰。那时，道教理论也有很大发展与传播，道教中的“房事”理论认为，男女性事，重要的在于采阴补阳，尤其重视男子在与处女的交合中，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对人们的处女嗜好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明清时代，处女要求已成时俗，不仅民间有多种检查处女的方法，官方也有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这种检查的目的主要察视是否是处女。如在永平所发生的这个案子，县官就派人验证王家所嫁之女是否是处女，这个验证结果就成为了案件判决的最重要依据。官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有官媒、稳婆之类的人员，上面讲到无锡县的故事，就曾提到案子到官，要经过官媒来检验是否处女，在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据说明清时民间最常用的方法是，令被检查的女子坐于装有草木灰的便桶，设法让她发笑，然后看桶中的灰是否有被气吹动的迹象，如有，则女子已经不是处女了。 

清代，处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独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纳妾、买婢也一般要求对方是处女，对处女的检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人们认为，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新婚时看女子是否有落红。实际上，不止是俞樾所说的永平地区，全国各地此类习俗极为普遍。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壁，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阁一步。

在广东一些地方，新婚之夜，新娘为新郎脱靴，新郎就交给新娘一幅白帕，用来保留新娘的“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三天回门时，就要送烧猪到娘家，富贵人家甚至送烧猪达数十头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相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戚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举办任何庆典，直接送入洞房，即与新郎同寢。一家人和亲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如果新娘不贞，则二话不说，直接迫令其上轿回家，接下来就是双方打官司、索还聘礼之类的纠纷了。在这里，新婚夫妇的交拜成礼，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见处女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 

嫁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所谓“闹洞房”了。闹房之俗至今各地多有保留，许多地方仍保留有闹房时整治新娘、新郎乃至于公婆的情况。清代，比较文雅的闹房如醴陵，“是夜，众宾集房中，歌诗赞烛，曰闹房”。很多地方，则多方戏谑，无所不至。江苏淮安闹房，把来宾分为儿童和成年两组，结婚之家请能言之人专门接待，儿童闹房者主要是唱“闹房歌”，歌词中涉及男女之事，“多不堪入耳之语”。成年组主要是针对新娘，“淫词戏语信口而出”，“任意调笑”，一般男家都会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有的地方甚至有越闹得欢越受男家欢迎的情况。福建石澳地方，男方请六名美少年前往迎亲，称之为“替新郎”，女方则请数名女伴，叫做“新阿姨”。新婚之夜，替新郎与新阿姨们聚齐欢饮，“谐谑嘲笑，罔有顾忌”。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的闹房习俗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的话题与行为，都与性有关，闹房的动作、歌词都有很多性的意味。最典型的如湖南衡州闹房，除了命令新郎新娘作一些类似男女交欢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打传堂卦”。主要请出村中最滑稽的人扮演堂官，这堂官把脸用墨汁涂黑，扮成丑角，礼服有荷叶，朝珠用算盘珠代替，大帽子顶上用红萝卜和大蒜做成顶戴花翎，旁边还站立着一班差役。一声令下，把新郎新娘和公公婆婆四人带上堂来跪下，堂官下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以房术，就是要讲明男女结婚要怎样性交。公婆二人讲完，还要叫两位新人复述一遍，如不听从，甚至可以用鞭子动刑。当地有时还在结婚之期请一两位容貌出众的“伴娘”、“喜娘”之类，吸引人们的注意，任来客随意调笑，甚至发生苟合，无所不至。 

此类闹房习俗，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性的戏谑，今天的人们看来，当然是极不文明、不雅观的。但其间有个内容却是应该说明的，那就是，这个闹房实际上也含有性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男性由于接触社会，性教育往往于自然而然之中完成，而对于女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原则下，很多女孩子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对性的问题仍然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临近结婚的日子，在新娘这边，其母亲就要对她进行性问题的说明了；在新郎这边，由其父来承担这项任务。但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父母，有些话也不好启齿的。于是就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压箱底”的图画或雕刻、实物来对性事作说明，近年在江浙等地发现了不少此类实物，还有的人家藏有所谓“春宫画”，也是起这个作用的。清人李渔写的情色小说《肉蒲团》中，铁扉道人的女儿“玉香”，“生得如花似玉，无人可比”，“又且读了一肚子书，凡诗词歌赋皆做得出”。但这女孩从未出过家门，对外面的事物一概只有书本知识，“他家的闺门严谨，又不走去烧香，又不出来看会，长了一十六岁不曾出头露面”。这样的女孩儿如何进行性教育呢？书中的主人公未央生娶了她后，就找些春宫画之类的东西来给她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性启发。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闹房”来解决了，旧时男女结婚之前往往连面也没见过，通过这种无所顾忌的“闹房”，使两个新人在入洞房之前，先多少有些熟悉。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一闹，来加强进行性的说明与教育了。如上面衡州的闹房，命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房术，并叫新人复述其所讲内容。虽属戏谑之甚，却也于喧闹中加入了性教育的内容。 

清代是距今天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那时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在今天仍有遗存，了解和研究这类社会生活事项，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社会，不无裨益。 

注：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12期，作者：潘洪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