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凋敝以后，伊朗人为何仍然爱戴领袖霍梅尼？

1988年，两伊战争的第八年，无尽且残酷的总体战磨灭了最勇敢战士的热情。战争还没分出胜负，伊朗已伤亡超过100万人，经济损失近6000亿美元，虽然伊拉克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外部环境明显比前者光明。

1988年7月，在波斯湾，美国文森特号巡洋舰击落了伊朗民航客机，造成290名平民遇难。伊朗本以为这会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进而扭转乾坤。没想到事件被全球媒体当成了意外进行了冷处理。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朗人彻底决望了。

要求结束战争的情绪一天天高涨，时任伊朗总司令莫赫雷·雷扎伊向最高领袖霍梅尼报告：五年之内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如果伊朗想要胜利，那就必须新建350个步兵旅，购买2500辆坦克、3000门火炮和300架飞机，然后自行生产核武器，并把美国赶出波斯湾。

当霍梅尼看到这份报告时，他衰老身躯下的强大意志力产生了动摇。7月20日，霍梅尼电告全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598号停战决议，虽然这是一个比毒药更可怕的决议，但为了挽救国家，必须接受它。此后，他的身体果真像喝了毒药一般急转直下，并于一年后病逝归真。

1989年6月6日，霍梅尼的葬礼召开，200万伊朗人从全国各地涌来，自发悼念这位用革命和战争改造国家的伟大领袖。在经历了总体战的创伤，丧夫亡子的悲痛后，一股更强烈的感情占据了伊朗人的心头。

他们嚎叫着、痛哭着、嘶吼着：“父亲，不要离开你的孩子，哦，父亲不要离开你心爱的人”。有人用泥土覆身，乞求一起埋葬；有人用铁鞭抽打身体，表达内心伤痛；还有人喊着“去死吧，美国”，并焚烧星条旗宣泄恨意；更有人冲上去掀开灵柩，撕扯一小块裹尸布当作“圣遗物”。在混乱中，超过400人因踩踏受伤，8人因葬礼死亡。

尽管十年中，这位伟大领袖一次次食言，一次次误判，穷兵黩武，并使伊朗经济退步了30年。但事实证明，伊朗人民仍然衷心爱戴他。

十年前，霍梅尼从海外流亡归来，向人民许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伊朗人将会享有免费的电话、供暖、电力及巴士服务，以及送上家门的石油。”但现实是，由于管制和战争，伊朗经济遭遇了严重的衰退，失业率由1977年的4.4%上涨到1988年的18.9%，绝对贫困人口在六年内增加了45%。

八年前，为了抵抗伊拉克的进攻，成千上万伊朗青年在他的号召下，用血肉之躯对抗化学武器和坦克。仅用两年就使萨达姆屈服——伊拉克愿意赔偿伊朗700亿美元，恢复战前边界。面对这一大好条件，霍梅尼却拒绝了，他的错误决定使战争白白延长了六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两年前，在一次小型反扑后，霍梅尼在全国新年讲话中宣布“胜利之年”已经到来。但现实是胜利远没有到来，伊拉克的进攻还凌厉了。几乎同一时期，伊朗和美国以以色列为中介进行秘密军火交易的新闻被曝光（“伊朗门”事件），尽管霍梅尼辩称是“敌人卑躬屈膝来讨好，赔礼道歉”。但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霍梅尼口中的“大撒旦”和“小撒旦”。

十年前，99%的伊朗人用投票的方式拥护霍梅尼的神权统治，期待他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强大。可十年过去，霍梅尼没有履行承诺，等待伊朗人的只有灰暗和残破。那么，为什么伊朗人没有像反对王朝一样反对共和国？如果是神棍欺骗了大众，那为何大众仍然执迷不悟？

答案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反对霍梅尼的声音消失了。在伊斯兰革命后，有“二至四百万企业主、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及熟练的工匠（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国外。这些人是世俗派的主要力量，霍梅尼的坚决反对者。他们的外逃统一了其余人的声音。很快，铺天盖地的画像、旗帜和标语，使人们不加思索地投入盲从的羊群之中。

其次是霍梅尼时代贫富差距缩小了。在国王时代，尽管经济相对发达，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腐败横行。到了霍梅尼时期，富人不是外逃，就是被清洗，大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没有什么怨言。霍梅尼本人枵腹从公，带头过苦日子，相比巴列维国王豪华的宫殿和排场，宣传中他只居住在一个不到12平米的平房里，食淡衣粗。所有家当不过一个沙发、一部《可兰经》和一台收音机。1981年，他还建议最高法院对任何官员财产进行严格审查，并第一个把自己的财产清单寄往法院。每当有人质疑霍梅尼的残暴，就会有人以他的无私辩护。

再次是霍梅尼时代恢复了伊朗的传统。千年来，农村的伊朗人已经习惯向教士们寻求建议，主持沙利亚法的正义，让女性穿着传统的罩袍。因此在很多伊朗人心中，国王时代的西化根本不是进步的表现，而是堕落和毁灭传统的表现。

革命之前的德黑兰，由于飞速的城市化，到处是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些人看着那些衣着暴露的年轻女性与富人和外国人出入各种风月场所，嫉恨之情油然而生。到霍梅尼时代恢复了女性的罩袍后，这种压抑的控制欲得到了具象的伸张。对很多伊朗人来说，支持霍梅尼就是支持恢复伊朗的优良传统。

最后是霍梅尼旗帜鲜明的反对西方。伊朗的近代历史是一段屈辱史，尽管古代有波斯帝国的辉煌时代，但进入近代以后，伊朗却遭到了英国、沙俄等西方列强的百般欺侮。19世纪早期，伊朗恺加王朝被沙俄打败，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割地赔款。20世纪初，英国人达克里仅用4万英镑就获得了在伊朗勘探和开发石油的权利。20世纪中期，美国人通过《地位协议》，取得了不受当地法律制裁的特权。凡此种种，都使伊朗人深恶痛绝，他们始终认为，西方深深伤害了伊朗的主权、民族利益和自尊心。

因此，当霍梅尼提出“不要西方（英美）、不要东方（苏俄），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时，人民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支持霍梅尼，就是支持独立自主，就是不再受洋人欺负。只有伊斯兰，才是一个堂堂正正伊朗人的身份认同。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霍梅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有一定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历史必然性。因此，与其说什么样的国家造就什么样的人民。不如说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遭遇的任何荣耀和苦难，都配得上该国国民的卓识与德行。

不过，历史的车轮毕竟要滚滚向前。时代在变，国民也在变。霍梅尼死后，继任者松动了前任的严厉教法管制，解禁了音乐，开放了资本市场，并将波斯湾两处岛屿改为了自贸区。1984年，伊朗政府恢复了股票市场，进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22年，伊朗规范女性头巾的“道德警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以预见的是，霍梅尼的条条框框，终究无法抵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汹涌浪潮。而人民对他的爱戴，也将由理念层面的实质认同，转变为一种国民教育层面的符号化崇拜。作为国家缔造者，霍梅尼已经与共和国绑定太深。如何在割裂的历史中追求团结，如何在现代化和宗教中寻求平衡，考验着伊朗人民的发展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