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是大清倒台之后,由大清银行演变过来的。但是,在袁世凯时代,这个银行由于商股招得比较多,而且,在梁启超做财长的时候,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中央银行,变成了带有中央银行特质的商业银行了。北京政府的股份,越来越少,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政府对中行,事实上已经失去控制。
显然,这样的状况,对于中行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对中国民间金融和工商的发展,也大有助益。但是,在北洋时期最后一个当家的奉系,土匪气十足,经常对中行进行勒索,强行摊派。中行虽然顶住了压力,但商人遇见兵,日子并不好过。所以,在北伐开战之后,中行中人,对于南方崛起的国民党人,大有好感。在1927年初,中行三巨头之一的张嘉璈,就主动借给北伐军30万。
但是,蒋介石的胃口,可是不止这些。到了北伐快要成功的时候,蒋介石对中行的要价是越来越高,跟奉军一样,蛮不讲理,动辄就是上百万,而且必须马上拿出来。只是由于江浙财团中人的调停,而财团中宁波商人分量很重,蒋介石家乡奉化,离宁波很近,他不得不给家乡富商一个面子,才没有斩尽杀绝。
到了1928年4月,北伐成功。国民党政府对中行和交通银行的改造提上了日程。按照蒋介石等人的意思,节制资本,控制金融,是国民政府必须做的要事,所以,中行回归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的路径上来,是应有之义。然而,中行的抵抗,是非常坚决的,这个抵抗,背后有蒋介石赖以生存的江浙资本在撑腰。蒋介石父祖两代都是商人,血液里有商人基因,而且,一时之间,还没有这个本钱,跟他的这些老乡决裂,毕竟,国民党内部,不听话的军事派系,像桂系、冯系和晋系,实力还很强,而且,他的大舅哥宋子文,也不支持他来横的。没有钱袋子的支持,他也没那么有底气。所以,国民党政府只得另成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同时,赋予中国和交通银行以特别的地位。但是,官股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中交两行的人事任命的影响力也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中行经过改造,商股依旧占大头,依旧还是商业银行。中行的这个状况,对于民国的十年黄金时期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脑子里固有的影响相当大。对他们来说,国家资本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所以,国家必须掌控国家的金融,掌控了国家金融,才能进一步推行节制资本的大业。在他们的经济宏图中,不仅金融业,所以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诸如资源、重工业,甚至一部分轻工业,都该由国家直接掌控。
所以,到了1935年,中交两行经过了进一步的改造,国民政府用自己发行的不值钱的债劵,作为股本,强行入股,把官股变成了多数,从此,中行和交行结束了自己作为民间商业银行的事业,和中央银行与新成立的农民银行一道,形成了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并存的局面,把这个国家的金融业,彻底掌控在了国民政府手里。做了这一步,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