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陆，与周恩来签署了中日两国建交协定。田中角荣访华之前，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日方提出要派遣一个五人小组，提前一个星期到北京，为田中访华做技术准备。其中最大的一项技术是，安装一套电视实况转播设备，并在事后将这套设备无偿赠送给中国，中共方面同意了。
五个人来到北京后，全程被中共公安人员严密监视，然而这五个人只是勤奋努力工作，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不久田中开始访华，双方开始谈判，这时中方才开始感到日方的厉害。中方发现，自己所有的想法似乎被日方了如指掌，中方众多的计划和草案，还没有开始谈判时，日方手中已经有了相应的日文翻译版本。整个谈判过程被操纵在日方手中，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非常有利于日本的条约。
9月30日，田中角荣在上海举行回国前的答谢晚宴，周恩来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出席，致辞讲话时，他从自己的衣服口袋中拿出讲演稿，准备念稿子。这时，扮作服务人员的中共公安人员清楚地看到，一位日本助手拿出一张纸放到了田中角荣的面前，那是周恩来讲演稿的日文版！此事使周恩来非常愤怒，那份讲演稿是周的。
几位秘书在前一天晚上通宵达旦讨论、撰写出来的，早上天亮时亲手交给周，此后就没有离开过周的口袋。是谁把中共的国家机密如此迅速地出卖给了日本人？
此后，日本在北京建立了大使馆，刺探中共国家机密的现象也越演越烈，每次中日两方举行重要谈判时，中方的想法和计划均被日本人事先得知并翻译成日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国外交谈判中，日方总是先发制人，争得优势。这一严重的泄密事件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重视，然而不论中共怎样努力，都没有发现这位神通广大的“内贼”，他究竟是谁呢？
不久，一位中南海的外勤警卫就向上级打了份重要报告。作为外勤人员，他不能进入中南海，只是每天沿着中南海外墙步行巡逻。他发现，每当有重要日本代表团访华时，总能看到一辆日本大使馆的汽车停在中南海附近。汽车里面没有人，他曾打开汽车检查，里面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他并不知道日本刺探中共秘密的事情，只是觉得必须报告上级知此情况。这份报告被逐级上交，谁都拿不准主意，一直上报到周恩来，周也不知道其原因，就指示说，再发现此类汽车，就以非法停车为理由把它拖走。奇怪的是，从此泄密现像似乎减少了，但没人能将二者联想起来。
1974年，日本发生洛克希德事件，田中角荣受到猛烈的政治攻击，被迫引咎辞职。1975年，为感谢田中角荣为中日建交所做出的贡献，中共再次邀请身为平民的田中访华，并给予他国家元首的待遇。也许是出于对中共的感谢，也许是为商业作广告，田中角荣自己把所有的秘密和盘托出，全都告诉给了周恩来。
那时，中国的政府机构、学校、工矿企业等都有一套有线广播系统，早午晚饭时播送音乐，上午10点左右播送广播体操，还常常播送一些报纸文章、新闻消息等，广播的东西都不是国家机密。在中南海里面也有这样一套系统，不仅在电线杆子上有大喇叭，而且在大多办公室里都有小喇叭。这种有线广播系统是中国特色，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精确的物理学指出，当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说话时，他的声波将会引起小喇叭内的纸盆发生微小震动，这种微小震动会引发出微弱电波的共鸣，这种电波会通过电线杆子上的电线发出非常微弱的无线电波，散发到周围的空间中。对于无线电波非常糟杂的北京地区来说，这种微弱电波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日本人造出了一种专用的收音机，专门接受这种特殊频率的电波。这种收音机外表做得和普通的汽车收音机一模一样，放在日本大使馆的汽车里，停在中南海附近，接收、放大信号并录音，得手后，再派几位精通汉语的人，收听录音，将其有用的部分星夜翻译成日语，当次日清晨大人物们用早餐时，就已经呈现在他们面前，供他们当天谈判使用。田中角荣随后拿出那台精心制作的收录机，对周恩来说：“请看，就是这台收录机，我们愿意把它们减价卖给你们。”
周恩来惊闻此言，立即下令，把中南海内所有的有线广播系统的电线全都埋到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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