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期，周恩来如履薄冰。早年在宁都会议上站错队反对毛泽东一事在他心里仍有阴影。于是，在自己病重时特意写信关心毛泽东的眼疾并为当年之事进行道歉。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味躁进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这期间，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但邓却听不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在和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帐，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帐，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附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讬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大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他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周看来，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也不能写，总还可以作点表示，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表示对过去的老帐一笔勾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
况且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上述评周的话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这对一心想在风烛残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深感今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内心忧惧交加。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半个月后，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乔冠华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
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XX。”──作者注）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以免惹祸。这次，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对毛尽心尽力，在细微之处表现慇勤，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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