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耀邦的这些数字，值得我们记住

纪念胡耀邦逝世三十四周年

很多朋友，经常向我了解胡耀邦的事迹和思想，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事情，说明耀邦虽然已离世多年，依然没有被人们忘记。尤其是每当改革发展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回顾他的思想遗产，希望有所启迪。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改革家有所了解，我总结了以下数字，来概况耀邦同志的经历和贡献。这也不仅是对他个人的纪念，同时还是改革史的一个些关键细节的呈现，让我们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一、60年革命生涯，九死一生

胡耀邦于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他才14岁，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到1989年去世，他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为了人民的福祉奋斗了整整一个甲子，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胡耀邦的一生，恰逢中国近代以来最跌宕起伏的时期，屡次遭遇死亡危险：

第二次是长征途中被飞机炸伤差点死去，

第三次是过草地时差地饿死，

第四次是1936年红军东征差点病死，

第五次是1946年张家口几乎因肝病而死，

第六次是1948年底太原解放战役差点误入阎军虎口而死，

第七次是文革中几乎被造反派打死，

第八次是1972年河南潢川劳改中几乎病死，

第九次是唐山大地震当夜乘火车路过震中，差点震死。

抗战初胡耀邦与罗瑞卿、滕代远等在延安，他看起来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

像胡耀邦的这样的红小鬼，95%以上在革命战争中都牺牲掉了，剩下的在经历种种政治磨难后，也变得消沉或明哲保身。然而，胡耀邦大难不死，并且保持理想初心，终在历史转折时期成为扭转乾坤的人物。

二、25岁、34岁、41岁

胡耀邦从年幼就出类拔萃，深受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革命领袖的偏爱，他25岁时出任中央军委总政部组织部长，成为当时党内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34岁担任川北行署书记和主任（当时四川被分为四个省级单位），是新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1956年，41岁的胡耀邦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央委员会中第二年轻者，仅次于陈丕显。

胡耀邦也是党内履历最完善的领导人之一，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先后做过团中央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中科院负责人、中央党校负责人、中组部长、中宣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这些都是党和国家机构中的核心部门，并且都留下独特的精神遗产。

三、消灭1亿青年文盲，建成1亿亩青年林

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动团组织进行青年扫盲工作，从1952年至1966年，通过夜校、冬学、识字班等形式，累计扫除青年文盲约1亿人，青年识字率提高到68%。此外，还为农业战线上培养出200万会计、300万农具手、150万技术员、150万养殖员；在工业战线上，则培养了400多万名青年生产积极分子，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张百发、郝建秀、吴运铎、倪志富等劳动模范。

胡耀邦还积极号召青年人技术造林、绿化河山，仅仅1956年全国共青团员就植树22亿棵，折合560多万亩。从1956年至1966年，团中央累计组织青年造林达1亿亩以上，其中四川2200多万亩，陕西800多万亩，北京80多万亩。北京当今最大的城市绿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50年代胡耀邦亲自带领共青团义务植树建立起来的。

四、两次“百日维新”

尽管1957年后，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向“左“”转，但是胡耀邦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保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总在力所能及地做些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符合广大人民愿望期待的事情。1964年他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果断中止“四清”、“社教”中迫害干部的种种做法，提出发展生产是第一要务，允许农民恢复集市贸易、允许进行多种经营；1975年他担任中科院实际负责人后，解放被迫害的科学家，恢复各个研究所，并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而，他的做法都为当时政策所不许，每次“新政”都仅维持了一百天左右，继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清算。

五、55万右派获得平反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后，立即着手给右派摘帽，不过他的做法遭到高层相当多的人的反对，他们坚持反右是有必要的，只平反甄别一半左右就可以了。对于胡耀邦提出的全部平反的主张，某部副部长问：“这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当即反问：“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最终，全国所有右派都被摘帽（共552973人），除96人因客观原因不予改正外，其余在世的全部安排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随后32万名“中右分子”、12.5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到纠正。这些右派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内有良知干部，他们的被解放，为改革开放输出了大量中坚人才。

胡耀邦尊重知识分子，主动邀请科学家走进中南海，开创中央领导人集体学习制度

六、290万干部被解放

胡耀邦当中组部部长之前，受迫害的干部鸣冤无门，到中组部反映情况吃足闭门羹。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天，就有人在中组部放鞭炮以示庆祝，认为终于“青天”降临了。他就任后，立即叮嘱部里人员，不仅要和颜悦色听取申诉，还专门安排接待室，给这些在十年浩劫中吃尽苦头的申诉人员端茶倒水，体现同志般的关怀。对于中央专案组对平反冤假错案的百般阻挠，胡耀邦采取“两个不管”的态度。在胡耀邦的努力争取下，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分、迫害的党内290万干部得到平反（具体说复查63万干部处分案件，平反2万个各种反党集团冤案，恢复47万党籍，撤销对12万名干部的处分），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化。当然，平反冤假错案是全党正义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功劳不能都算在胡耀邦一人头上，不过胡耀邦勇敢率先解开盖子，坚持不管谁定的案子都要平反的原则，凭着一条就居功至伟，否则平反冤假错案可能会做成一个夹生饭。

七、1亿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被摘帽

“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另一个群体，全国四类分子估计有2000万人，他们子女家属共约1亿人。这些人实质是一种“政治贱民”，本人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还在升学、就业、参军、婚姻等领域处处受限。胡耀邦早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就不同意以政治出身为借口，剥夺青年人入团权利，曾经特意开过一些口子。1978年7月他在与华单独会谈时，再次建言为四类分子摘帽，他的主张得到华邓叶等领导的认可。为了让这些人早日获得“解放”，胡耀邦特命起草组人员快马加鞭，在1979年1月11号正式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起草，并且在1月28日，也就是春节这天，通过新华社像全国公布这个好消息，让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人过上一个好年，这个举措充满了人情味！

八、8亿农民获得土地，五个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

改革伊始，对于万里等人在一些贫困省份开始分田单干探索，当时中央领导人多数是持观望态度，顶多是默许，在决策层只有胡耀邦最态度明确地予以支持。1980年万里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后，胡耀邦一直是他最坚定的伙伴。在胡万不懈努力下，1981年底中央终于承认可以全面包产到户，这意味着当时的8亿农民获得了基本生产资料，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到1984年，全国农民口粮（上缴国家后剩余部分），从不足300斤跃升到600余斤，中国人民在历史山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由”，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63元增加到355元，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胡耀邦在甘肃农村田间地头，与农民谈心

胡耀邦对农民和农民格外关心，从1982年后，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都落在三农问题上，这些中央文件不仅推动了包产到户，还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思想。比如，发展农村合作金融，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推动农村城市化，建立专业合作社，实现供销社民享民有等，这些思想与日韩等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农村现代化思想不谋而合，对当今仍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九、1000万个体工商户

胡耀邦也是中央领导层最早旗帜鲜明支持发展私营经济的人之一，他在1983年8月31日发表的《什么叫光彩，什么叫不光彩》，是中央第一次明确表态支持个体户，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此后在经济领域严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胡耀邦多次顶着压力，为私营经济正名、壮气。到1986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突破1000万户，从业人员突破2000万，民营经济逐渐从涓涓细流，成长壮大起来，不仅繁荣了经济，还极大丰富了人民生活，解决了就业问题。放大言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之一。

十、三个逆转

胡耀邦始终认为国家经济发展，要以富民为本，而不能只限于“富国强兵”。他在1979年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即发起“生产目的大讨论”，提出我们要弄清楚到底为谁而生产的问题，主张一定要落脚在满足人民的需求上。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积极推动国家财富向老百姓倾斜，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三个逆转”：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发展速度，1978年至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34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5倍，居民工资占GPD比重从10%左右上升到近20%；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同期农民收入增加2.6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1.8倍，城乡差距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消费增长速度快于生产积累增长速度，同期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1个百分点。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财富差距缩小的时期之一。

十一、四个总体改革纲要

胡耀邦坚持全面改革思想，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要齐头并进，方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他任内主持制订了三项总体改革方案，分别是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决定和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虽然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是他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但是主要改革思想也源于他的规划设计。全面改革的推行，让社会各领域都迸发出活力，教育领域涌现了刘道玉、丁石孙、朱九思、章开沅、江平等改革家，科技领域催生了方正、联想、四通、先科等第一代民营科技企业，各地的基层民主治理探索更是层出不穷。80年代虽然贫乏，但又是一个生机勃勃、宽松包容的时代，因此深得人们怀念。

十二、600余种思想文化类书籍

胡耀邦积极鼓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1979年，在他的支持下，三联书店创办了《读书》杂志，发刊词即提出“读书无禁区”，胡耀邦后来又为光明日报社创办的《博览群书》题写刊名。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很多名著出版是他亲自批准的），80年代思想理论出版异常繁荣，最著名的是“走向未来丛书”（74种）、“中国与世界的丛书”，“二十世纪文库”（96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80年代约260种）、“走向世界丛书”（35种）、“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64种）等高质量思想学术丛书，这些丛书共计约600种，累计发型数亿册，堪称新时代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源泉，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或译作基本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出版的繁荣，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的繁荣，李泽厚、金观涛、邓正来、邓英淘、杨小凯、周其仁、甘阳、李银河、钱乘旦、王逸舟等各领域最优秀思想家，也都是通过这些丛书阵地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的。

胡耀邦支出创办的《读书》、《博览群书》杂志至今仍是知识界非常受宠的刊物

十三、第一个穿西装的领导人

穿什么服装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反映了怎样看待外部文明。凡是拥抱主流文明的国家，精英人物基本都是穿西装；凡是抗拒主流文明的国家，一般都是喜欢穿民族或宗教服饰。1983年胡耀邦首次在外事活动中穿上西装，这是新中国成立来的一次“服装革命”，这个举措大大拉近了中国与外界的距离感，外电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后，他在国内正式场合也开始穿西装。自从胡耀邦之后，领导人穿西装逐渐成为定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自信，逐渐与世界拥抱的心态。

1983年胡耀邦访日，并检阅仪仗队

十四、处理两千多封群众来信

胡耀邦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后，仍然坚持每天至少阅读处理一到两封群众来信，他仅在1979年至1984年之间，批阅的人民来信就有两千多件。当时老百姓只要在寄信时写明“中南海胡耀邦收”，他就能收到，很多重要底层冤案或干部违法乱纪行为，都是通过这种群众来信形式反映到中央的，比如1982年湖北麻城县私设公堂残害妇女案，1984年陕西商洛计生干部强迫人流案。胡耀邦曾这样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

十五、足迹到达全国1703个县

胡耀邦心系基层百姓，他在任的8年中，足迹踏及全国1703个县。他关注基层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他是建国后第一个到达西藏、青海、新疆、贵州、滇西、南疆、川西等边远地带的中央领导人，我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只有两个没有到过。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很不便利，胡耀邦的基层考察用风餐露宿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他特别注意在视察中不扰民，不给地方增加接待负担，拒绝警车开道，严禁特殊招待，到很多地方都是在县政府随便睡地铺，与基层干部一起吃个大锅饭，马上一起讨论工作。

胡耀邦在贵州，与当地群众干部一起吃大锅饭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期上，有四个春节是与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一起度过的。1983年春节来到海南，与黎族、汉族群众一起过春节（当时的海南与现在不同，还是属于广东的一个贫困地级行署）；1984年春节，胡耀邦来到广西凭祥、邕宁等地，看望壮族农民，并慰问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的官兵；1985年春节，胡耀邦则是来到崇山峻岭间的滇西禄丰县，在一个偏僻的彝族村寨，与大家一起吃年夜饭；1986年春节，胡耀邦是在贵州省兴义布依族村寨度过的，《再回兴义忆耀邦》对当时场景，有详细记叙。自胡耀邦开始，领导人春节期间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与民同乐，逐渐成为“定例”。

胡耀邦的一生是精彩的，他的思想是具有时代穿透力的。可以毫无夸张、修饰地讲：胡耀邦为中国人民享有更多的富足、自由、权利，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终生，他是共产党的良心，他是为政者的楷模，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在他逝世34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志之。

4月14日

于江西共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