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下场远比刘亚洲所披露的更悲惨更恐怖

高新评论分析文章：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过对当年“西路军”的历史的发掘，得出了“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的结论。相比于李新，当年刘亚洲在其有关“西路军”史实的著述内容中，根本未着眼于揭露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或者说“追责毛泽东”的角度，只是更多着墨于西路军牺牲将士们的惨烈和幸存者的苦难。但这也正是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所谓“拿党史国史说事”，“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与长征》一文中，刘亚洲回忆说：岳父（生前）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

　　按照刘亚洲提供的史料统计，当年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约六十名，红四方面军近三千人。1932年，红四方面军建川陕苏区，发现当地男性深受烟毒之害，而女性承担着艰苦的劳动，有反压迫的要求，她们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具备了成为红色军人的条件，于是建立了通江妇女独立营，长征前扩编为妇女独立师……。

　　刘亚洲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三十年来，我不断接触西路军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红军的壮举深深震撼。她们何来如此坚强的意志？只能有一个原因，缘于她们深重的苦难。男权社会最大特征就是无情压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惨，这从长征的战场上也可见一斑。西路军一个女战士掉了队，大家找到她时，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从头到脚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却还未断气。一次，妇女独立团经过一个激战过的战场，看见被俘的女红军受尽凌辱的遗体，一个女战士一头撞上岩石自杀。

　　后来，女子独立师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多数战死，少部分滞留当地，被马匪军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难开始了。2006年，我听说在河西走廊还剩下十六名西路军女战士，都已经回民化，生活异常困苦。我刚得一笔稿费，于是带十六万元赶赴河西。我来到一个叫邬秀莲的女红军家里，她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因为穷，只有孩子生病时才给他做了一碗“二米饭”。孙子说：“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邬秀莲一面流泪，一面从“二米饭”中拣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孙子吃。村头垃圾里有两分钱，孙子捡回去给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孙子在前面走，邬秀莲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刘亚洲介绍说：苦难给予中国女性非凡的勇气。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封建主义“贞节”观的折磨……

　　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习近平还说：“现在，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问题”，就包括了对“文革”、对“反右”……,以及对“西路军”等历史遗案的评价问题。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开列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习近平这里抨击的所谓“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当然不是单指刘亚洲一人。但笔者在习近平这篇讲话被“泄密”后不久，确实听刘亚伟的朋友说过，曾经担任过王震秘书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向习近平和时任中共宣传总管刘云山“反映了刘亚洲‘专门揭露黑暗面’的严重问题”。

　　但事实上无论是刘亚洲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来的那些内容，远还没有纵深到触目惊心处。笔者本人年轻时在当年中共西路军浴血沙场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许多西路军的血泪故事，见过无数西路军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过一些幸存者日后数十年来的悲惨遭遇。

　　刘亚洲文章中说他到河西走廊寻找流落当地的西路军女战士的时间是2006年，而笔者亲眼目睹西路军女战士悲惨遭遇的时间，比他刘亚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共西路军当年战败的甘肃永昌、高台等地都位于祁连山北郦，山南是现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县城东一直有一片绵延十几华里的乱坟岗，少说也有上万座。当地上岁数的老乡们回忆说: 当年与中共西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马家军”，分属马步芳和马洪逵两股。而承担与中共西路军作战主攻任务的主要是马洪逵部。因为这支军队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组成，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回回兵”。

　　“马回回的骑兵就是在这片坟地上围住了共产党的红军。回回兵杀人比杀羊还麻利，再加上他们省下子弹能换大烟土，所以，死了的红军没有几个是被用枪打的，大多是马刀劈死或者战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离，或残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马踏致死，死后又被奸尸者亦有之……。“那个阵势，着实怕人的很!”

　　惨案发生的几十年之后，一个当时亲眼目睹过马家军屠杀中共西路军将士场面的当地老人一说起那件事情仍还是满脸惊恐的表情。

　　血战结束以后，马洪逵挥师乘胜向西追击，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几天后，当地人实在受不了尸体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恶狼的日夜嚎叫，鸣锣召集各户青壮劳力出工就地掩埋尸体。

　　因为懒得挖坑，所以哪里有尸体就在哪里就地堆起一堆土来，成千上万个坟堆就是这样起来的。一个小的坟堆里可能埋一个，两个；一个大的坟堆里埋五个、八个不等，埋十来个的也有。

　　老乡们说，回回兵当然也有死的，但比红军少多了。平均埋十个尸体里最多有一个回回兵的。他们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只是还记得当时周围几个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马肉。连着几十天还吃不完。

　　就在这片乱坟岗中间，当年坐落着中共建政之后为“专政”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甘肃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土佛寺劳改农场。其中的一个劳改中队关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几省捕获的国民党低级战犯(团级以下，连级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马步芳、马洪逵的旧部。

　　从落入中共之手开始，这些人没有节日，没有假期。没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们的休息日。平时见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时就一人倚一座坟堆卷支烟抽。服刑时间最长者，前后伴着这无数个坟丘渡过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个春秋。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被党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向他们脚下的无数冤魂千万次的忏悔；诚心诚意地“要用劳动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满自己双手的红军烈士鲜血”；发自肺腑地感谢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念旧恶，没有让他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惜，他们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欠下的血债实际上正是他们千恩万谢的毛泽东借刀杀人、剪除异己之过。不然，又该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笔者来到了坐落在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生产队，当时属于永昌县南坝公社。刚被接进村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姑娘牵着她的盲眼爷爷在路边卖唱。从口音可以听出他们是从被共产党称为“革命老区”的陇东两当、会宁一带来的——当年习仲勋在这里发迹，中共红一方面军(即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也是在这一带。

　　在毛泽东时代，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几乎到处可见从习仲勋当年建立的“革命老区”来的要饭者，而且手里都持有盖着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

　　盲眼老汉一遍一遍地用《陇东道情》的调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饭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得饱饱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来向围观者哀告着:“人都饿得路也走不动了，行行好给上些吃的吧，给上些吃的吧!”

　　姑娘则把手里的一只破碗伸向每个人的脸前。

　　姑娘少说有十三、四岁了，但下身没有穿裤子，上身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棉袄上垂下一块烂布条用以摭羞。

　　几个自己也是衣不遮体的小伙子猥亵地调笑那姑娘:“丫头，你把袄往上撩一下就给你个馍馍。”

　　在村子里，笔者听到一个老妇人说话居然是四川口音，生产队长介绍说，这老婆子来我们这搭已经四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头上的虱子都滚成了蛋蛋，两个脚磨烂了的地方爬满了下蛆的苍蝇。身上没件衣服，就是一条破毛毡中间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裹着身子。她现在的丈夫那个时候是这村里最穷的一个，一直没有钱买彩礼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过去后，村里仍然也没一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女红军战士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从老人到孩子都称她“焦家婆姨”。

　　“她怎么也没生养?”我问。

　　“红军被打败以后，象焦家婆姨这样的女共产党只要落到马匪手里，哪个都要被几十个回回兵轮着日(奸污的意思)过，身子都坏了，哪还能养出孩子?”队长回答说。

　　在公社里，，我问民政干事，为什么政府对焦家婆姨那样的人不能给点照顾。民政干事告诉我，整个永昌县里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人，仅南坝一个公社就有二十多个，多数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没法证明这些人的真正来历；二是上面从来没有指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象焦家婆姨只能凭一口四川话证明自己的来历，别的公社还有几个身上至今保藏着当年的共产党党证的老婆子呢。那党证虽说是马粪纸印的，但上面确实也画着镰刀斧头。公社干部要替她们把党证送到省档案馆核对，可她们都死活不肯交。

　　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也还曾有过党证。

　　当年的这个“焦家婆姨”并不是最惨的。另外一个生产队召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会”时，笔者亲耳听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类分子”，一个“戴帽子”的“富农婆”在会上坚持辩白说她当年是红军战士，被马匪打散以前入了党，还交过一次党费。因为她当时被打伤后躺在死尸堆里，所以幸免没有被回回兵捕获。当地人把她救活后即就地下嫁，没成想她嫁的这个人在共产党1949年发动“土地改革”时，因为有二十多亩地被定成了富农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农婆”。

　　每次开斗争会，她都要哭诉解放前她跟着那个富农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骂，原因是那富农接她回去的当天晚上发现她早已经被“破了瓜”(即不是处女)。

　　贫下中农们由此要求她控诉国民党匪帮对她的迫害，她却坚持说自己从没有被回回兵糟蹋过，被“破了瓜”是因为在革命队伍里的时候被首长召去“关心首长身体健康”所导致。首长亲口跟她说过，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她为妻。她到底没有等到这一天是她自己没有福气，但也不应该把她当成坏人对待。

　　因为这番言论，贫下中农们认为她态度不老实，所以别的“地富分子”大都陆续被“摘了帽子”(即恢复其公民权)了，只有她仍然还是“阶级敌人”。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统称作“黑五类分子”，要接受“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管制。“党的政策”规定他们同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实际上还不如。

　　表现好的“黑五类”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结束管制，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但政治上被歧视实际上是终身的，而且还要殃及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