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剿匪”的真相

　　迄今，中共不愿告诉中国人的一个真相是：在上个世纪爆发的朝鲜战争中，被联合国军俘获的两万一千余名中共军人中，有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厌恶中共？除了原有的国民党倒戈老兵通过对比，知晓中共的诛心残酷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美国人杰米．布朗（JeremyBrown)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

　　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

　　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

　　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

　　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这段被尘封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中共顺利占领西南

　　历史资料显示，中共占领西南四省的“西南战役“是比较顺利的。自1949年11月1日开始进军西南，11月15日，占领贵州省会贵阳，30日，占领重庆，12月9日，云南、西康两省宣布和平易帜，12月27日，占领成都，“西南战役”结束，历时仅57天。

　　刘伯承、邓小平在1950年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由此可见，中共在占领西南过程中，很多旧政府人员主动归顺，很多武装军队倒戈，使得西南地区的接收非常顺利。

　　然而一个月之后的2月18日，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却说：“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是什么原因使得已经归顺的地方势力和倒戈的国民党军队复又反叛了呢？

　　中共强行征粮

　　其实，杰米．布朗对147名来自西南地区的战俘审讯记录的研究表明，中共占领西南地区后，旋即展开的征粮、禁银、禁烟、收枪运动才是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原因。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所收录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一文中分析了西南地区征粮与民变的关系，文中提到，中共的暴力逼粮行为是导致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很多中共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对民众进行乱扣乱押、绑人吊人、滥施行罚，如搜家（杀猪抵粮）、封门、不让民众插秧等激烈手段，致使出现因交不起粮自杀、卖子纳粮等现象。

　　《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中也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

　　当时反抗者们提出的口号，也都是针对这些激进政策的，而与党派政治毫无关系：“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等，从中看出，武装反抗者们最大的诉求是保家保命，而并无其它更高的政治目标。

　　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让许多“穷人”加入到抵抗中。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

　　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1950年1月，西南各地颁布《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要求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并要求3月底前完成。

　　然而，农民们已经给国民政府缴纳过1949年的粮食税了，而这个宣称“解放了人民”的中共新政权，却又要农民重复缴纳比国民政府时期沉重得多的粮食税，造成了农民的极大不满。

　　1950年2月的中国新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尽管各地征粮的问题不少，但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所以中共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中国新年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再被逼粮，势必导致各地局势迅速发生动荡。

　　尽管邓小平领导下的各级干部用尽各种暴力手段征粮，但粮食数量距预期还是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

　　在此过程中，过重的粮食税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使民众对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坏殆尽。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反抗事件。

　　针对内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负担”，邓小平态度强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帐，算历史帐，新帐老帐一起算，算总帐！”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

　　3月6日，邓在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再次申明征粮量绝不让步，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绝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

　　邓对征粮任务数量的坚持，使基层干部在征粮中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装纷起，贵州镇远专区的12个县中，有10个县的粮库被抢，还有川北、川东等地由于春荒严重，出现了多例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

　　但邓坚持认为，40亿斤的征粮数量并不是农民手里拿不出，而是地主们顽抗不交，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征粮运动无法按期如数收齐，共产党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确立，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

　　5月中旬，邓向毛泽东报告西南征粮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征粮总数也只有十七、八亿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

　　禁银、禁烟导致民变

　　中共在西南征粮的同时，还开展了禁银、禁烟的运动，被民众称为“三股水一起流”，再加上收缴个人枪支的措施，因此遭到了西南地区大多数民众的反抗。

　　1950年1月22日，《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发布，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尤其是禁银的同时不再对银元低价兑收，而是采取硬性冻结，这无异于瞬间清空百姓的财富，让民众感觉遭到了抢劫，因此民怨沸腾。

　　邓小平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这说明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拔铲。实际上，所谓“自动铲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铲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

　　当时鸦片种植占贵州省耕地面积的一半，当地历来将鸦片作为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存量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中共禁绝鸦片，无疑使那些拥有大量烟土的有钱人，财富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反抗中共新政权的首领。

　　1950年2月中国新年之后，整个西南地区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对外宣称这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征粮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烟，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三股水一起流”是造成反抗武装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民众武装反抗只为“保家护产”

　　中共占领贵州后，军队曾紧急驰援云南，当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却未曾出现任何武装反叛，但在中共激烈地推出“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措施之后，各地反叛武装“蜂起”，足见其中的原因，并非中共宣称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唆使和国共党派政治的冲突，民众试图保“家”护产才是真正的原因。

　　邓小平1月8日给川南党委的指示中曾称：“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仅十天后，1月18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邓小平却提到“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而一周后，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说法大变，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称西南“到处土匪蜂起”。

　　短短40天时间里，从“不多”，、“开始抬头”、“普遍发展”，直到“蜂起”，可见当时暴力征粮引发的民众反抗是多么的快速和普遍。

　　到3月底，贵州的武装反抗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全省较大的反抗武装达460个之多，人数约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而其他小游击队和参与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仅二、三月间，中共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三、四月间，中共军政被杀人员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贵州全省79座县城，被反抗武装占领了31个。

　　贵州省那些本已归顺中共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武装反抗。

　　4月中下旬，川南专署简阳县发生武装反抗，反抗者喊着“反对共产党，杀死工作队”等口号，他们包围区政府，抢劫焚烧公粮，杀死工作干部和农民积极份子130余人。

　　此事的发生让西南局各级人员感到震惊，中共西南局党刊《西南工作》6月专门发表了《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的短评。短评说：“简阳匪特的叛乱在三天之内由一个区蔓延到七、八个区，且裹胁群众达五六千人之多，这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阴谋诡计，但与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关心宣传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而采取强迫命令以及乱捉、乱打、骂人、吊人等恶劣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分不开的。”

　　川北专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连续发生五次民众大规模反抗，这些地方之前都出现过暴力征粮行为，武装反抗的民众杀死中共干部60余人，还焚烧了川北行署大楼。

　　简阳县的龙潭寺、石板滩地区，2月份发生武装反抗后，随即受到了军队的镇压，并被收缴了民枪。但又在5月份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武装反抗。

　　云南省征粮工作队为完成任务，征粮工作中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并强制征收交易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因此，4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相继发生武装反抗，征粮干部1000余人被杀，公粮损失425万斤。

　　西南征粮运动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实践

　　随着各地的武装反抗越来越多，更多的普通民众也参加了反抗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的运动中。中共发现大多数普通农民已经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面对此状况，中共必须要分化匪首、拉拢和争取对中共不满的民众，因此他们不得不纠正此前的一些错误做法。故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时，均对前期政策执行的失误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修正。

　　如中共贵州省委发布指示：“强迫铲除烟苗这是根本错误的，尤其目前收烟时期已届，如再强调铲除烟苗会引起广大群众反对我们。目前不提铲除烟苗，而着重于禁运，求得在征粮完成之后大力宣传禁烟。”

　　同样，对禁银的做法，贵州省亦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报请中财委调减至30亿斤。同时扩大征收面并增加缴纳方式，在公粮完成70%以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

　　至1950年秋收时节，10月1日，邓小平才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对此，邓将其视为中共新政权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

　　可见，邓小平一再坚持在西南地区超额征收公粮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中共的威严，用暴力手段使百姓恐惧着屈服。正如邓小平对后续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评论是：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

　　而当中共站稳脚跟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把暂缓实行的“禁银”、“禁烟”等政策推出，更严厉地申明了政府令出法随的坚决态度，并不再顾虑是否会引发当地民众附匪。

　　结语

　　西南地区发生的普遍的民众抗争是由于中共征粮、禁银、禁烟等不当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却欺骗世人说是国民党残余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为自己的恐怖镇压带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让世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中共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西南区共处决匪首8300余人，共歼灭匪特85万人。”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议，将抓到的武装反抗头领杀死，要求“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并对在四川西北关押的4210名监狱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数字，即“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毛认为邓的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

　　1950年11月，邓小平提出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作战，这些部队中有大量倒戈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反抗征粮运动的追随者，就是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去送死，这个建议也受到毛泽东大力称赞。

　　中共在其它地区通过土改和镇反运动进行的暴力统治，在西南地区通过征粮和“剿匪”得以实现，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又一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