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从政始末：如何从“二鬼子”到副总理？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奇迹般地走进了中南海，并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讲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为国作贡献的感人事迹。称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这让为6亿中国人吃粮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毛泽东看到了出路，老人家越听越高兴，就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主席听了一天还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里扎了根。

     当年5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象山西昔阳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间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可见，“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这一年最先提出来的。

       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为此，周恩来在百忙中曾三上虎头山，各地党政领导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甚至把虎头山选作自己人生的归宿之地。毛泽东虽未亲临大寨，但他认为已经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村工作典型。大寨就这样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大树特树——报纸上登，广播上讲，电影院里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歌声传遍全国……

客观地税，大寨在前期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总理把大寨精神归纳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三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文革”的兴起，大寨就逐渐变成了“极左”的样板，陈永贵本人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卷进了政治漩涡。

      走进中南海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陈永贵这个农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可是，在1968年9月填报“九大”代表履历表时，在昔阳县“支左”的军队干部却发现他的历史有问题!

      旧社会，陈永贵家是“赤贫”，他本人是穷光蛋一个。可是在他27岁——1942年时，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曾一边给日本鬼子办事，又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他留有“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嫌疑予以批斗，差点丧了命。解放后土改，因为他家是“赤贫”、“无产者”，政府才给他分了地和房子，所以他在历次运动中很积极，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

       对于自己“二鬼子”的历史，他心里一向犯虚，也不敢隐瞒。当“支左”的军队干部严肃地过问此事，他顿感问题严重，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支左”干部不敢马虎，连忙将此事上报。不久，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极小范围传达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因为毛主席保他，他的政审过关了，从此再也没人翻腾。也许毛泽东是认为他是受剥削的穷苦人，也许是“爱屋及乌”，或出于形势的考虑……总之，陈永贵顺利地成为“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多位政治局委员随即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中央“十大”也因此提前召开，在讨论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中央一位领导说：“关于陈永贵同志到中央来，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中央委员们二话没说，一阵鼓掌就算通过了。

       陈永贵成了政治局委员后，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从虎头山走下来的“泥腿子”进了中南海。后来，他本人回忆此事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然，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非陈永贵一人。陕西成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过副总理，辽宁蔬菜公司的李素文还当过人大副委员长。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何况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典型。

        难怪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陈永贵都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列宁也没有，可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尽管他文化低，但口才很好，也有些工作能力，还懂点辩证法。他能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新见解和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农村的生产、工作，他不用讲稿，随口说去，很有吸引力。如果按秘书的讲稿，那他没法念；为此昔阳县专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格大行稀，一页100字。从县里挑一两个熟悉他的人当秘书，生僻字注上同音字，这他才能念。

      高层岁月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陈永贵对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见面也不搭理“四人帮”。看在毛主席的面子，只对江青点点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江青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骂了个遍。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上的人没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议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在山西多年，与陈永贵不和。陈永贵发言：“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他还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对此大多数人表示认同。张春桥就有些恼怒地说：“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陈永贵顿时翻了脸，瞪着张春桥斥问：“你这是说谁?”张又冷嘲热讽回敬了几句，陈永贵站起来叫道：“党的会议不许说话么?我反映的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搞得张春桥很狼狈。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陈永贵到中央来，一不为官，二不图钱，三不拖家带口进京享福，全因“党的安排”，他怕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说：“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和他同为大老粗，看他跟张春桥斗，心里很高兴。还上书毛主席，说张春桥动不动训人，口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不让人家讲话。

      毛主席看了许世友的信，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算是不点名，把张春桥敲打了几下。

周恩来在医院得知陈、张吵架，连忙召见陈永贵，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总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实“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届“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伙很想挤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了又喜又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总理正色道：“你这个永贵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干别人还想抢着干呢。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陈永贵一味说自己能力差，怕胜任不了。周总理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他讲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闯王能打进北京灭了明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结果，四届人大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

      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子：“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不知这是农民的狡黠，还是大智若愚?总之，再怎么不能站错队呀!

       自当上副总理，中央要他搬进钓鱼台3号楼住。这里曾是皇家园林，绿树掩映，十分幽静。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让风风火火忙惯了的陈永贵十分不习惯，便常到各处去看看。可一回到钓鱼台，看到桌上堆满了文件，就皱眉发愁，心里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信中还要求搬出钓鱼台。不几天，毛主席把那封信还给他，上面批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又对政治局委员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年8月，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住进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可国务院仍给他配了秘书、内卫、司机、炊事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空调车，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带老婆和孩子来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尽量能为党做一点工作。

　　从巅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赞扬后，陈永贵头脑有些发热。一次回大寨，他把笔杆子宗莎萌叫来，要他起草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他琢磨了几天，总结了5点意见，中心是提议“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看了《建议》，觉得拿不准。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议》上指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这年9月至10月，邓小平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赵紫阳、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争论到了白热化，陈永贵火气上窜，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因为意见不统一，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这之后，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这期间，他还到全国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讲了一些话，很让人反感。如在陕西关中视察，看到八百里秦川，他说“这里地是好地。就是人懒!”这让关中人很不感冒。到长春看见伪满时期修的体育馆，他说：“吉林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我如果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吉林人说：“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呗!”他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骂：“他妈的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拾马粪?”

       陈永贵在任上，曾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和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集体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可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他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支持。为此。中央在1977年下发的49号文件中指示：“可以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结果，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一个冬春。人为地扯平了贫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积极性。另外，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首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当选为理事长，应800名代表的请求，他带领代表们赴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林全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因为山头的土地不耐旱，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严重。这与代表们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杨显东回到北京后，又组织6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座谈此事，在1979年春举行的全国政协会上。

      他在小组会上对“农业学大寨”最早发出质疑：“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人贫困的峡谷。”他还尖锐地批评：“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所以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扩大自留地，尝试包户到户。万里同志在安徽说：“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批促大干、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安徽省不学大寨那一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等于否定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此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批判“农业学大寨”中极“左”倾向的文章登上了报纸。一贯底气十足的陈永贵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权的，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了。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同年10月。在山西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不但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还要求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甚至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陈永贵又气又怕，他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他跑到北京，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可解了陈永贵的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冷静、理智起来，也便无人再找陈永贵的麻烦。

      后来，因为他再没当选党代表，党内职务自然全部消失——一个从田野提升起来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算好，人家没站错队，从高端下来是“软着陆”，没有摔得头破血流……      

      不改农民本色

      陈永贵身居高位时，依然保持农民淳朴本色，生活朴素，为政清廉，这一点让人特敬佩。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