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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里,聚集了中国科教圈最顶级的大佬们。
北大、清华、复旦、南开、中科院……都来了人。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位。
他们在举行一场会谈,主持人是邓公。
至于谈什么,这些大佬还不知道。直到邓公开口说:科技、教育荒芜一片,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和要求。
刚经历了一个十年,大家都体验过话多的下场。现场30多人,没一个敢吭声。
相互推让一番后,大家一致同意,谁年龄大谁先说。
已经80岁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开口就是一番检讨:
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邓公皱了皱眉,知道这么说不对。
第二个发言的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
邓公当即说,给苏老配备助手。
大家明白了,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
接下来的四天里,这个会开成了诉苦会。
这场会议,以邓公的一句话收尾。它改变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命运。
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
全体代表听到这句话,纷纷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务员一起鼓起了掌。掌声长达五分钟。
01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恢复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个全国考试,而是先选了个试点。在广西的百色,搞了个单独高考。
理由是,这里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暴露问题更加彻底。反正跟百色起义没关系。
效果相当的好。
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试卷,百色的一个镇上,44名考生数学加起来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
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这给了其他省份一个启示:出卷的时候,要考虑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状况,出的题要让大家都能写上两笔。
于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题出炉了。
但大河南的老乡也是真实在。有位学生写道:
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也读不到报纸,连毛主席纪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就写得很好,提笔即答,一气呵成,把自己都给写哭了。果然有当诗人的气质。
这篇作文在当时被当作全地区的范文,但没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
结果,郭小林报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没考上。原本分数线只有150,但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分数线要250,他考了240多。从此与大学无缘。
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最早的一次年龄歧视。似乎在说,人到中年,就只配个250。
弗兰的作文标题是《心中有话对党说》。一位考生真情实感地把她爱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对方未作响应,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进医院的过程,写了下来。
出题老师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诗:
万恶四人帮,
该打八亿枪。
要是允许打,
我开第一枪。
如此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诗,想必判卷老师拍案叫绝。就这样,他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后来学院升大学,他成了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
同样是弗兰,数学考试,有考生做不出来,就给老师留言:
敬爱的老师,我是江家桥(不是江大桥)学校毕业的,我们那里从没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数学(sin cos)。
辽宁语文试卷的一道古文翻译题,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有考生翻译:
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语文题还能胡诌,到了英语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语题的最后一道题是汉译英:
我是红星公社的一个新社员。两年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会了各种农活......
不知道出题老师是不是照着毛选英文版出的。
有个姓易的考生,此时正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插队。凌晨四点,他爬起来给生产队做好饭后才出发去考场。这段话说的简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过写出来也没用,这一年除非报考外语专业,不然英语不计入总成绩。最后他考进了北大经济系,去年当上了中国人民很行的行长。
在混乱和慌忙中恢复的中国高考,第一年录取率只有4.8%。
为了把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来,当年招生办法中规定:录取学生时,重点院校有资格先挑。不管他们第一志愿填的是啥。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的一位考生,原本想着读师范不要钱,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结果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录取了,读了法律系。
这位考生姓李,后来当过俺河南的省长。
02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开始实行统一考试。
这时,我大河南的学霸属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在统一命题的条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当时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幸福。时至今日,河南的985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N,一本录取率排名全国倒数第M。
N和M分别是多少,我不敢说,怕自己哭出来。
这年河南的文科状元姓刘,考进了北大,后来写了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
他曾经这么大言不惭地描述自己考试时,往大腿上写小抄的场景:
我因为当时从部队回来,穿的是军裤,然后我把裤子扒起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一个腿难道还承受不了?
刘状元被录取的中文系,是当时最火的专业。
那两年,文史哲堪称文科状元的收割机,享受优先录取的特权。中文系里的文学和新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脸都朝天看。
相反,最后一批挑档案的,是财经院校。
有个姓肖的湖南考生,当年高考志愿报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数学拖后腿,调剂到了金融专业。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么。
毕竟,这时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还有12年。离他当上证监会主席,被编排进各种段子和漫画,还有足足35年。
鉴于当时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没有一点就业压力。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70多个学生,一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央广到纪委。
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对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冲他说:
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语从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样了。
这年的高考,英语开始计入其他专业的总成绩,先是按10%算,之后30%、50%、70%,逐年增加。
外语专业英语的分数线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个倒霉蛋就正赶上了这个过程,竟连续考了三年。
第一次高考,他报考了常熟师专英语系。英语考了33分,结果分数线是38分。
第二次,他英语考了55分,刚要大喜过望,一看分数线涨到了60分。
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语考了95分,终于过了,被北大西语系录取。
不过此时的他还想不到:
英语不是坑,是风口,而自己就是马上要起飞的那头猪。
他大三这年,英语按100%计入高考总成绩,自费留学政策完全放开,托福考试被引入了中国。
而他,淘到了教中国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样高考了三次的,还有一位看不上钱只想当老师的马同学,后来被尊称为马爸爸。
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为待遇太低,教师专业相当被冷落,好多都降分录取,仍然没有招满。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连老师都当不了,只能数钱了。
因为这事,山东一位高中老师给人民日报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专版上,题目叫《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
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这说明,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这封信被一位领导人看到,做出批示:
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一些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住房问题。
后四个字请自行重复一遍。
于是,当年就有规定,师范类学校可以提前调档。它们突然就有了当年北大那样的特权。
于是,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比如北京55中有个女生,高考时填了十个专业,第一个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
结果,这所她最不想去的学校直接跳过了前九个志愿,把她择走了。开学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学,未果。
后来,她不甘心地当了多年教师,终于进央视当了主持人。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工商银行的成立,外加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形成,让整个银行业突然变成了一片人才洼地。
只要是财经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会被银行、审计等行业迅速瓜分。既有编制,又有高薪。
有学生为了进财经专业,宁愿读专科。一些财经类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最后比本科都高。
不信你看。
一所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专科学校,在它的《北京杰出校友名录》上写着: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中信银行副行长、华夏银行副行长、成都农商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副司长……等。
最霸气的就是这个字:等。
03
只要能考上大学,上学不要钱,毕业包分配,还能拿城镇户口。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
1985年,国家推出了接受分数偏低自费生的双轨制,开始琢磨起收费办学的路子来。
这时还没多少人愿意报自费生,因为尽管降低了分数线,但待遇差别相当大:
不安排住宿,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假期火车票减价待遇,毕业不包分配。
一共四条,比吴老师的泡妞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还多一条。就毕业不包分配这一条,大学就没法安心谈恋爱。
1987年,公费生的分配也出现了寒潮,当年有5500多名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
北大被退回的就有58人,人大50人,复旦62人。专业不对口,名校也不行。
武汉一名读师范的大学生,被退回的理由是:
当教师外貌欠佳。
大家明白了,这个国家已经过了大面积缺人,是个大学生就要的时期,从包介绍对象的乙方升级成了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甲方爸爸。
高考能选个好志愿,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在鄙视链的哪一层。
跟“外”沾边的专业火到了后来的整个90年代初。因为入世谈判、外汇改革带来的新风口,这些专业的学生还能搭上分配的最后一班车,轻松进到正缺人的对外经贸系统。
有个西安男生,1987年考上的大学。他从小父亲去世,经常被哥哥打得满脸是血,想逃到南方去。为了读外贸专业,他报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他们班是那一级里的最高分,全是重点分数线录取进去的学霸。进他们班还得要求颜值,形象都得是大城市去的。一个班就给他们配了7个班主任。
用他的话说:
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
(毕业)绝对是派出,出国、电子工业部、大企业,全部是派出,当时牛逼的不行。
我们班女生特牛逼,脑袋往上看,别的男生看不上。
上大学前他哥哥找他谈了一次话,说:
上了大学,我不再打你了。但你要在大三之前搞对象,我打断你的腿。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没坚持住。大一就开始搞对象,跟隔壁班的一个女诗人。
那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是他的第一次。
后来又搞了摇滚乐。他叫郑钧。
郑钧上大二那年,国家本来计划招收1.7万自费生,结果收了10万。其中80%读的都是财经、外贸、外语等热门专业。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那是你们还没看到明年。
1990年,北京一位考生考进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入学之前要先在北大读两年预科。
结果,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报到地点那一栏写着:信阳陆军学院。
这年,考进北大和复旦的学生有一项特殊优待,军训一年。
因为这场军训,这位考生的身体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身高180,体重108。一年后,身高没变,体重150斤。
基于这一年的经历,他后来写了本小说,叫《北京,北京》。小说又被拍成了电视剧,起了个特别文艺的名字,《春风十里,不如你》。
如果实事求是,应该叫《信阳 信阳》。
1992年高考,北大、复旦的招生直接扑街。
特别是北大,在浙江、湖北等9个省足足少招了170个人,最后把分数线降得跟一本分数线都持平了,往年不高个三五十分门都没有。
北大和复旦立刻就坐不住了,一起向国家教委报送了《关于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校新生军政训练的请示》。
以后,军训就从一年改为了一个月。
郑钧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对自己将来去哪里、报什么专业都门儿清。那些农村小地方来的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就吃亏了。
也是这一年高考,一个江苏宿迁的农村考生考了个全市状元。他的成绩,清华北大随便报,但最后报了人大社会学系。
因为他想当官。以为社会学就是管理社会的,肯定能当官。
上了大学他才知道,社会学研究的是一个村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跟当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专业特别不好找工作。他本科毕业就开始创业,搞了个企业……
当然,这个故事你听过。这就是大强子和他的京东。
但你一定不知道大强子一位同班同学的故事。
这位同学比他有韧性,从本科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都是社会学专业。
现在,这位同学在京东担任副总裁。
04
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
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
在学好普通高中基本文化课程的前提下,有侧重地为学生就业做好思想、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为各行各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基础知识的劳动后备力量。
这一下,学校就有权力让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变相退学了。
虽然强调了分流必须本着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原则,但自愿的定义是什么就另说了。特别是一些本来就想方设法追求高考入学率的地方,这下算是拿到批示了。
一个县城里的高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非认为自己有可能超常发挥的学生分流出高考之列,直接让医院给他们开了一张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的诊断证明。
2000年,一个北京女孩直接把她的高中告到了法院,因为分流。
起诉书上写着:
在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影响高考升学率,就故意出高难度试题,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无法升入高三……
这时候,其实她已经通过转到别的学校,考上了大学。
就在这前一年,因为一封信,分流政策被取消了。
写信的人叫汤敏,他的title十分高大上,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这封信上,他列举了5个理由,句句戳到当时领导的痛点,什么工人下岗、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方向只有一个:让大学扩招。
后来,汤敏有了一个新外号:
高考扩招之父。
高考扩招,很快引起了一系列连带反应。
1997年,北京颁布了一项政策。
这项政策,今天看来,比西二环的房子4000一平米还要不可思议。然而它们都是真的。
外地人员在京郊指定的小城镇试点投资25万元至50万元不等,再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便可获得北京市城镇户口。
这时的北京,还没有按五环划分鄙视链,因为四环还没修完。唱五环之歌的岳云鹏还要再过两年,才从我大河南来石景山当保安。
这一年,北京的高考也没有开始自主命题,用的还是全国卷,但录取分数早已不比当初。
北大这年在北京的理科录取分数线是562分,但在湖北是613分。
湖北人先别哭,你们不是最惨的。
宋喆,也就是王宝强前妻的前情夫,是个北京人,毕业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多年之后,这所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依然昭示着什么叫生在哪里就是一个阶级。
不过,要是生在河北,估计他也当不上王宝强的经纪人,不用去牢里再复读6年了。
北京的这项政策很实在。所谓买房办户口其实办的是小城镇户口,要经过五年才能变成北京市正式居民,但在这五年里,不影响孩子以北京生源的身份报名高考。
这个办法,很快就流传到了天涯海角。
1999年,海南正面对着房市崩盘带来的一地鸡毛,光满地的烂尾楼就有1000多万平方米。
看到出了户口政策的北京,排队买楼的人都排到3年后了,海南想出了一个主意,出台了《海南省挤压商品房转化为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凡购买25平米积压商品房的给予1人入户指标......在校学生从入户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同等待遇。
虽然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法跟北京比,但跟河南山东比起来还是能差出个作文分的。
果然,5年时间海南就处理了80%的积压商品房。
这个方式屡试不爽,天津后来也学会了,还直接把广告打到了北京,广告语赤裸裸的:
北漂的孩子永远考不过北京的孩子?错!……
没有这么多血本的家长,盯上了另一个高考洼地:西部。
2003年,教育部收到一个举报:
山东东营某中学,一个班75名考生,有70名都转到了新疆和西藏,以当地生源的身份参加高考。
这些省份的录取分数线,比山东要低100到200分。就连山东隔壁的安徽,录取分数线也要低50-60分。
当时从山东济南到西藏林芝,要先飞到重庆,再飞到拉萨,最后坐大巴再到林芝,整整耗时3天,到了还有高原反应。
但即使这样,也挡不住滚滚而去的山东学生。
前一段时间,武汉、西安等城市疯狂抢人,恨不得上街看到个大学生就拉去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济南、青岛却是一片沉默。
很多山东人,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消息的时候会加一句评论:
山东高考了解一下?
05
1999年高考语文结束后,出题人被考生骂惨了。
因为,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科学家又对记忆移植进行了研究。据报载,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小动物身上移植记忆已获得成功......
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
这跟平时训练的套路完全不一样,光纠结是写议论文还是记叙文就够考生痛苦了。
但有一个山东考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因为,他经常看《科幻世界》,提笔就写了一个有反转的爱情故事,差2分满分。
一周前,《科幻世界》杂志上,卷首文章讲的就是通过记忆移植来实现人类长生不老。同时,在“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科幻世界》就这样号称押中了高考作文题,销量从不到10万册一下增加到36万册。
这位山东考生最后考进了海南大学读法律,他的理想是北京电影学院,但这年北电在山东干脆不招生。
至少在高考这个事上,山东人是没有资格鄙视我们河南人的。
20年后,他拍了部跟科幻有关的电影,票房逼近50亿。怪不得我的同事,学哲学出身的令孤老师经常说,人生就是一个8字。
这篇作文题在当年反响很大,被好多提高记忆力的保健品蹭热点打广告,救活了很多濒临倒闭的养殖场。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称:
命题之新奇,之“异类”,虽属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这是高考改革的必然突破,更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一次战略性突围。
但中青报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
2000年,高考语文出了一道常识题:巴金原名叫什么?
标准答案上写的是李芾甘,巴金的字。
这题就算让巴金来也做不对。
最后,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得不公布:有两个正确答案。
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做高考语文试卷说:
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做题后说:
连大学者蔡元培都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你有什么理由把对某篇作品的理解“定于一尊”?
莫言指导他女儿写作文,结果被老师在评语里写:
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后来莫言的女儿给老爹当了经纪人,估计改老爹作品里那些病句就够她忙活的。
更坑的是,有一年福建高考语文卷中一道阅读题用了老乡,前中青报记者林天宏的文章。结果本尊亲自出面做了一遍,发现只拿了一半分。
比如:第15题:
作者为什么两次提到6月13日那场大雨?请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是:开头用雨中正阳门的箭楼修缮,引出下面文中的话题;结尾雨引出朱启钤故居的杂乱;二者通过“雨”联系在一起,抚今追昔,深化了主题。
林天宏老师公布了官方答案:
真正的原因是,我写稿时窗外正好在下雨。
06
2019年,河南的高考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0万。
要是今年参加高考,刘震云别说北大了,连河大都考不上。就凭他那两条腿上的小抄,监考摄像头一抓一个准。
如果时间统统错一年,只有一年,俞敏洪可能就真的上了常熟师专。
或许,他后来能再抓一把时代的缰绳,去了“新北方”当英语老师,因为只会上课不会讲段子,一直默默无闻。
李同学很可能被安徽师范学院录取,毕业后当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因为你就是牛顿转世,北大也不会招一个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肖同学真的读了第一志愿中文系,后来因为炒股赔了钱,整天骂证监会的领导,还把他们编进各种网络小说。
马同学第三次高考还是没考上,后来开了个杂货店,时不时跑义乌进进货,嘟囔着天下的生意怎么这么难做。
大强子没读社会学系,后来拿全额奖学金出国念书,期间参加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整天带女学妹陪商业大佬吃饭。
郭同学作文写跑题了,海南大学也没考上,一心放不下电影梦,后来在电影《流浪月球》里当了个群众演员。
……
那场考试,改变了一切,也塑造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
每一次高考,都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稍稍改变一下某些要素,就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时代这趟列车,当时没挤上去,车门一关就真的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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