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一个“猎熊陷阱”是怎样炼成的

“在这些西方国家身上，除了对我们盲目的仇恨和敌视，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不理解我们，他们也不想理解我们。”

“是的，就是这样！和他们开战！”

1

1844年，俄罗斯帝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英国，彼时的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在此行中的一个提议，会让自己的帝国和其本人一起，一脚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的，如果时间退回到19世纪中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沙皇俄国都正处在它的“全盛期”当中。由于在之前的拿破仑战争当中，沙俄最终选择了站在反法同盟一边对抗拿破仑，并在1812年成功依靠“冬将军”击败了拿破仑远征军，最终护送着路易十八实现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哥萨克骑兵饮马塞纳河。

在战后的“维也纳体系”当中，沙俄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欧陆霸主，它提出并主导签订了《神圣同盟》，成为了当时整个欧洲反革命秩序的主导者。

马克思愤恨的将当时的沙俄称之为“欧洲宪兵”，诅咒其尽早崩溃，但这看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的沙俄不仅能弹压国内的进步力量，只要当时欧洲各国出现革命，沙俄一定是第一个出兵进行干涉镇压的那个列强。俨然把全欧洲都当做了自己的小兄弟和势力范围了。

而对这一点，奉行“大陆均势外交”的英国居然似乎听之任之，因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进入了军事上的“养伤期”，并在经济上加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英国需要庞大而稳定的海外原材料供应地和市场，而庞大的沙俄和其维持的稳定欧陆秩序为英国人提供了这一点——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英俄两国形成了堪称恐怖的贸易绑定，向英国出口的矿石、煤炭、木材、毛皮等原材料占到了俄罗斯出口总额的73%，而英国向俄罗斯倾销的工业品，则占到了其出口总额的40%。更不用说沙俄帝国靠维持的庞大军备，弹压欧陆各地的起义、维持市场稳定给英国带来的隐性收入。

以上种种所有，让沙皇尼古拉一世认定英国一定无法割舍与俄罗斯的关系。这让他敢于提出那个大胆而野心勃勃的计划——邀请英国一起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尼古拉一世在会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就含蓄的提出了这个方案，在得到女王委婉而又不是礼貌的回绝之后，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英国人厌烦这个想法，而又跑去跟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提议。且这一次说的更加直白、露骨：“土耳其已经是一个注定死亡的人了，唯一的问题是，英俄两国应该协调出一个合理的分配（瓜分）方案，以防止可能的欧洲大战……只要英俄达成默契，其他国家怎么想，根本无关紧要……请您放心，我对土耳其的领土没有一寸多余的野心，我只要求俄罗斯得到它应得的那一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

沙皇这篇这份充满了帝国主义霸权自负的长篇独白，吓坏了英国首相，后者不得不要求沙皇“离窗户远一些”，以防止伦敦无处不在的记者听到这份发言，并将其作为丑闻公之于众。

是的，与沙皇一厢情愿的认为他在吞并土耳其过程中礼貌的让英国人“喝口汤”就能让后者心满意足不同。英国人对这个瓜分土耳其的方案一点都不感兴趣，甚至从此开始对俄罗斯坏有了警惕。

沙皇尼古拉的此访表现是欧洲近代外交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误判。

因为作为专制君主的沙皇，根本无法理解英国当局的思维模式——当时的英国虽然也是典型帝国主义国家，但与沉迷于一味扩张、“打下一个大大的帝国”的沙俄还是有本质不同的。

英国是一个工商业主主导的国家，它海外扩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本国的工商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在保证这一点的前提下，让愿意合作的势力继续其在当地的统治，相比于英国直接进行殖民统治，是一种更节约成本的手段。而19世纪中叶的土耳其通过英土之间的一系列条约，在保障地中海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已经满足了英国的需求了。

这个时候沙俄提议什么二一添作五，咱俩把土耳其瓜分了吧，还什么“不用考虑别国怎么想”。对英国是一个纯粹赔本的买卖——英国不仅可能丧失原本已经到手的部分土耳其国内市场，还要和早已“名声在外”的俄罗斯一起承担领土强盗的恶名。

可是看似过于“一厢情愿”的尼古拉一世，此时其实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因为再不发动对外战争大打一场，沙俄国内的革命之火，就快压不住了。

19世纪的沙俄，跟它那个时代名声在外的一批思想家、文学家一样，在性格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矛盾综合体——一方面，作为扑灭法国大革命野火的“欧洲宪兵”，沙俄非常反动而落后。但另一方面，正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担当“欧洲宪兵”的过程中，沙俄贵族们开始认识到了其国家自身的体制有多么陈腐、农奴制有多么恶劣而不人道、沙皇的君主专制又是怎样一种在欧洲各国中独一份的奇葩存在。这种觉醒最终导致了1825年沙俄皇权交接过程中的“12月党人起义”，进步贵族们公开率军反叛，要求沙皇进行君主立宪改革、扩大议会权利、甚至废除农奴制。

十二月党人起义，俄罗斯兵变倒是有传统的……

虽然这场起义被尼古拉一世严厉镇压了，但给这位沙皇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为了维持统治，尼古拉一世一改沙俄此前锐意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严禁沙俄贵族去西方各国留学，甚至连旅行、通婚都进行了限制，他还在国内设立了检查机构，要求每个沙俄公务人员同时都兼职成为思想审查员，严格控制西方启蒙思想在俄罗斯民间的传播。

如果你看过契科夫那篇著名的小说《套中人》，你就能够理解当时的沙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

小说中那个性格孤僻、恐惧变革、时刻把“总之，不要出什么乱子就好”挂在嘴边的主人公别里科夫，其实就是当时沙俄遍地兼职审查员的小公务员的群像——甚至有人认为别里科夫直接讽刺的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因为谨小慎微、拒绝变革、一切以“不出乱子”为要，恰恰是尼古拉一世的治国信条。

总而言之，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到19世纪中叶，沙俄搞了20多年俄版的闭关锁国，但这种闭锁带来的影响是非常要命的。一方面，它刚好让沙俄错过了日新月异的西欧工业革命，在科技、工业和经济上日渐落后。另一方面，在思想上，空前的压抑，反而导致了十二月党人后继有人，以果戈里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文学家应运而生。彼得堡的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朗诵他的《死灵魂》、《钦差大臣》，在嬉笑怒骂中发泄对沙皇越来越多的不满。

尼古拉一世绝非蠢人，他知道在“欧陆霸主”的表象背后，沙俄帝国的败相已露。科技、工业、经济硬实力的日渐落后和国内思想上的躁动，让这位沙皇意识到，必须做一些什么动作挽救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皇位了。

而考虑到沙俄的扩张传统，他明白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对外发动战争，通过大面积扩张领土重新证明自己的国家依然非常“支棱”。被战争所点燃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更有助于对冲掉自由派的星星之火。

那么，打谁呢？当时的欧洲列强中，英国太强肯定打不过，法国是已经在拿战中被征服过一次的国家，普奥两国是沙俄“神圣同盟”的盟友，不好公然毁约。想来想去，只有日渐衰“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可以打一下“彰显武德”了。

2

但诡异的是，尼古拉一世的这个想法，跟欧陆另一头的另一位“皇帝”撞了车，这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

与尼古拉一世的皇冠是靠大炮镇压国内所有阶层得到的不同。路易·波拿巴头上这顶皇帝的冠冕，是靠讨好国内所有阶层得到的，1852年，当他通过全国公投的方式称帝时，全法国的投票者当中居然有97%的人拥护他推翻共和制称帝。路易·波拿巴实现这个奇景的秘诀在于他对国内所有阶层都许诺了美好的未来——他向穷人许诺了工作和福利、向资本家许诺了经济发展很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向民族主义者许诺了法兰西帝国的重新崛起和打破束缚法国的维也纳体系，甚至向天主教徒许诺了“重建基督的荣光”。

而能立刻达成所有这些许诺的“终南捷径”似乎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发动一场战争。

那么，打谁呢？最初，拿破仑三世和尼古拉也想到一块去了——他选上的也是欧陆鱼腩土耳其。

但在具体操作上，民选出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毕竟还是比尼古拉一世精明不少。他知道直接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是触犯首强大英的底线的。所以他别出心裁的想了个在19世纪堪称奇葩的目的——宗教要求。

1850年，路易·波拿巴派拉瓦莱蒂侯爵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宫廷明确的承认法国对大部分圣地教堂拥有保护权。

所谓“圣地保护权”，这个概念几乎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代。1535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破天荒的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结为同盟共同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作为馈赠，彼时强盛的土耳其帝国确认了法国对圣地教堂的“保护权”——以后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都归你法国罩着了。

可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教权在推翻一切的革命浪潮中自顾不暇。“圣地保护权”也就旁落到了受沙俄支持的希腊东正教徒手中。

现在拿破仑三世重新问土耳其要这个权力，那意思是法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以前许诺的权利你得重新还给我们。

这可难坏了土耳其苏丹——一边是法国皇帝，一边是俄国沙皇，双方都憋足了劲，想把他的国家当做自己对内博取民众欢呼的权力秀场。两边他谁都惹不起，那能咋办呢？

苏丹明智的选择将法国的这个要求通报给了沙俄。高傲的沙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当然是暴怒——法国？当年的手下败将而已么！他也配和我们抢圣地？

于是尼古拉一世写了一封态度极为傲慢的亲笔信给拿破仑三世，信的大意可以总结为“禽兽，放开那个土耳其，让我来！”——土耳其是沙俄的势力范围，不容法国染指，前两年我访英的时候都跟老大说好了！

而千不该万不该，尼古拉一世还历史学家附体，在文末补了这么一句：“我想您一定不希望1812年的发生在法兰西身上的耻辱重演。”——1812年，也就是拿破仑远征俄罗斯，最终几乎孤身逃回巴黎那一遭。

这，就属于打人偏打脸了。且正中拿破仑三世下怀。

本来拿三皇帝跟土耳其碰瓷一下，就是为了挑起法国国内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激情。接到沙皇这封信以后，拿破仑三世一看——呦吼，买一送一，还有意外收获呢！

正愁打土耳其不得劲了，你沙俄就送上门找揍来了？

于是他立马将信件原文在法国各大报纸上做了公开。

顷刻之间，法国国内顿时群情激奋，民族情绪被彻底点燃。

右派想起了沙俄当年给他们亲爱的拿破仑皇帝的战败羞辱，左派则回忆起了沙俄军队对法国革命势力的镇压。双方一起要求拿破仑三世——保卫我们在土耳其的圣地权力，跟他丫的沙俄新仇旧怨一起算。

而拿破仑三世此时正在谨慎的召见英国驻法大使，询问英国是否真的已经与沙俄达成了（如沙皇所言的）瓜分土耳其的默契。

英国人的回复是理所应当：没这回事儿啊！他那次去，我们就是礼貌的敷衍了一下而已。尼古拉一世现在打着我们的名号四处拉大旗作虎皮，我们也很愤怒的好不好？

闻言的拿破仑三世，立刻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拿破仑战争战败后的法国打一个翻身仗，以终结法国作为维也纳体系下被处分的“战败国”的机会。

因为构建维也纳体系的两大柱石——英国与沙俄之间，此时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裂痕。沙俄不断扩张的野心，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忍耐极限，此时只需要轻轻推上一把，双方在一场战争中正式开打，名存实亡的“英俄友好”就正式解体了。

得到这个表态后的英国立刻表示法国这个兄弟行！能处！比不识相的沙俄听话多了！

于是英国投桃报李，表示愿意与法国协同立场，还要说服土耳其与法国统一战线，大家联合抵抗沙俄。

似乎还嫌“朋友圈”不够大，拿破仑三世又拉上了萨丁王国，以支持后者日后统一意大利为代价，换取了撒丁王国在对俄问题上协同立场。

这样，一个共同制衡俄罗斯的英、法、萨（意）、土四国同盟，就在拿破仑三世的牵线搭桥下，在1852年迅速形成了。

读史看到这一段，你会感叹拿破仑三世其实也算是非常懂得纵横捭阖之术的一时人杰，能精巧的挑动沙俄的怒气形成统一战线，并借此摘掉自身的战败国帽子——如果不是后来碰上了比他更懂外交的战略大师俾斯麦，拿破仑三世也许真的能以“让法兰西重新伟大”的伟大皇帝的形象走完此生。

但在1852年，在俾斯麦的普鲁士尚未成气候的时刻，拿破仑三世的这点手腕已经够用了。一个精巧的“捕熊陷阱”已经在他的编织下张网而待。就看沙皇尼古拉一世还没有认清形势，上不上套了。

3

而不负众望的，尼古拉一世丝毫没有认清形势对沙俄的岌岌可危。当然，如前所述，更可能的原因俄罗斯国内此时风起云涌的形势，逼迫着沙皇不得不赶紧发动扩张以转移矛盾。

1853年2月，缅希科夫亲王作为俄罗斯全权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沙皇对苏丹统治下的东正教臣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希腊人等）有特别保护权。

后世史学家公认，缅希科夫亲王此行是非常体现“俄式外交”特点——他从沙皇那里得到受命，不是和土耳其人谈成这笔交易，而是一定要找到对土开战的借口，他答应了条件你就再提个新的。

于是当被英法授意“再让一次”的土耳其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时。缅希科夫亲王就又趁机提价提出新的要求，要土耳其拱手让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附庸国，还要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的“实际保护权”。

已经看出沙俄此次是存心找茬的土耳其，这一次在英法的共同支持下没有再让。

终于得到宣战借口的俄罗斯随即对土耳其下达最后通牒，并宣战。近百万俄军浩浩荡荡的跨过俄土边境，发动第九次“俄土战争”，打算欺负一下已成鱼腩的土耳其。

但出乎尼古拉一世预料的是，战端一开，他同时遭遇了英、法、撒丁三国的抗议照会。

也许法国的反应还如其所料，作为一向轻视这个手下败将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觉得法国也就是吆喝一下而已。但英国的照会就让他隐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如果英国不是像他一厢情愿构想的那样，已经就瓜分土耳其与俄罗斯打成了默契，而是决议下场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那么法国、撒丁这些国家对土耳其原本只在口头上的抗议，就会付诸行动。原本松散的“抗俄联盟”顿时就会因为加入了英国这个催化剂变得坚强起来。

于是尼古拉一世犹豫了，从1853年5月土耳其明确拒绝最后通牒，到同年10月最终宣战，他迟疑了整整五个月。

其实尼古拉一世还漏算了一方的态度，那就是他的传统盟友奥地利。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奥两国之间原本形成了异常坚强的同盟关系，1848年革命中，沙俄还出兵帮奥地利弹压了国内的叛乱，可谓有“扶危救难”之功。但在1853年巴尔干战云密布之时，奥地利却在各国对沙俄围攻中保持了迷之沉默。

这个沉默的原因，是奥地利自己也感到俄罗斯这一把做的实在太过火了，如果土耳其将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控制权让给沙俄，那就意味着整个多瑙河下游、以及黑海都将被沙俄所控制，而这是将多瑙河作为自身生命线的奥地利所无法容忍的——被俄罗斯卡住多瑙河，将让国力原本就呈现衰弱之态的奥地利彻底沦为沙俄帝国的附庸。

所以在开战前，奥皇弗兰茨一世一再派特使“友情提醒”尼古拉一世不要过分削弱土耳其。

可是这些“友情提示”无一例外的被尼古拉一世无视了——俄罗斯这个国家在欧洲没朋友，是因为交友之道在历史上就一直有点问题。当奥地利人担心自己沦为他的仆从时，沙皇则默认奥地利已经是自己的仆从了。所以对奥地利这个盟友的利益关心丝毫不挂在心上。

你的“本国利益”？都认了我沙俄当大哥了，哪还有什么你的“本国利益”？

感到受到莫大侮辱的奥皇弗兰茨，于是在1853年明智的选择了沉默，于是沙俄顿时陷入到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当中——全欧洲都在谴责沙俄的“粗暴侵略”破坏了和平，却没有任何盟友愿替他说话。

这种窘态让尼古拉一世有点反过味来了——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也许意味着它将丧失在拿战之后一呼百应的欧陆霸主地位。这真的值得么？

但此时的问题是，尼古拉一世想收手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在倒逼着他必须动手。

沙俄的民粹主义或称“斯拉夫派”，是尼古拉一世上台后为了打压“西方派”有意扶持的民间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沙俄不仅不同于别的欧洲国家、而且优于这些国家，负有天然的“神圣使命”去启蒙甚至解放这些民族。所以当尼古拉一世宣布为了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的利益将对土耳其开战时，其在国内养蛊多年的“斯拉夫派”成为了其天然的支持者，他们甚至提前为被征服后的君士坦丁堡想好了新名字——就叫“沙皇格勒”（也即“凯撒之城”）。俄罗斯将通过这场战争证明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但民粹主义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当君主举起这柄剑时，所赢得的欢呼越多，同时就意味着当他要放下这柄剑时，将遭遇的辱骂也就越烈。

1853年，当尼古拉一世在纷至沓来的外交抗议中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套”了时，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们从这些抗议中感受到的，却是他们的俄罗斯母亲遭了全欧洲的蓄意针对和侮辱——怎么你们扩张可以，我们想搞点“小动作”就遭遇这么大的反应呢？

当时斯拉夫派的领袖人物、作家米哈伊尔·波戈金给沙皇的一份上书特别有代表性：

“法国，从奥斯曼人那里吞并了整个阿尔及尔，英国以每年一个公国的速度在印度完成蚕食。

这些行为都没有引起非议。怎么俄罗斯只是暂时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成了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了呢？

在这些西方国家身上，除了对我们盲目的仇恨和敌视，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不理解我们，他们也不想理解我们！”

是的，作为一个典型的欧洲边缘民族，俄罗斯人骨子里对欧洲有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洗去的自卑情绪。

俄罗斯最担心的，就是欧洲人不把自己当做可以平起平坐的“兄弟民族”对待，“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

而这种情绪导致了俄罗斯的国家政策总是轻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试图扮演欧洲秩序的维持者，不计成本的为受其主导的欧洲秩序买单。比如“维也纳体系”下的沙俄和之后冷战时期的苏联。

而一旦感到自己已经被彻底排除出了欧洲秩序之外，俄罗斯又会对欧洲展现出一种“弃妇”般的哀怨与自暴自弃。于是不惜代价、拼劲一切也要“手撕包围网”，以证明欧洲人对其的“盲目的仇恨和敌视”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无效的。

这就是为什么1853年，尼古拉一世在已经看到他的对土耳其军事冒险不仅难有胜算，还会让俄罗斯陷入空前的外交被动，甚至葬送“维也纳体系”的优势地位时，却依然要执意开启战争的原因所在——这个选择是非理性的，但却绝非沙皇个人的“一意孤行”，它体现了俄罗斯整个民族对欧洲的那种宿命般的情绪。

所以尼古拉一世给波戈金的批示非常简短却明确：“是的！就是这样！和他们开战！”

于是1853年，混杂着糙汉般的鲁莽、弃妇般的怨念、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东正教圣徒般的殉道精神。尼古拉一世带着他的民族和帝国，毅然决然的一脚踏入了那场近乎拖垮俄罗斯，并永久改变世界的战争深渊当中。

人类近代史上意义重大，却总被有意遗忘的“第零次世界大战”——克里米亚战争拉开了序幕。

……

已经写了8000字了，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吧。最近看了俄乌战争一些最新材料，突然觉得很多地方特别有既视感，于是想梳理一下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改变世界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转折之战。

性格既命运，这话对个人如此，其实对国家亦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一点体现的非常明显。也正因如此，其中的很多故事，回给你非常强烈的既视感。以古推今，对你预判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命运，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