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南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原标题《震惊中南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文革震惊中南海的两张反毛反共传单（上）》

在黑暗的年代，从不乏勇士，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虽然他们所为在那个时代犹如螳臂当车，但他们的微光却让那个时代，在后人追忆时不完全是一片漆黑。比如在十年文革中殉难的让今人崇敬的勇士就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北大学生刘奇弟和张锡锟，等等。本文再说两位文革鲜为人知的勇士，先说的这位叫沈剑云。

沈剑云与震惊中南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第一位勇士的名叫沈剑云。根据2006年12月中共公安部网站发表的原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侦破记》一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收到从邮局寄给他们的内容相同的油印信件，外边包裹着谎话连篇的《人民日报》。信件标题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在全文一万多字中，抨击了中共建政后的诸多内外政策，特别是对中共外交政策，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反派给香港政府下最后通牒、麦岛事件等，更是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抨击，同时还全面否定马主义、毛思想，对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共高官予以否定，如信中说“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咎。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中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信中并称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信末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落款日期为“1967年10月1日”。

在中共一党专制下，这是妥妥的“反共反毛”信，按照中共的说辞，写信者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也是为什么收到信的北京人吓得纷纷上报“组织”，生怕惹祸上身。

收到民众举报的中共当局自然是十分重视，公安部专门成立了“108”专案组，主管的正是时任副部长的于桑。专案组共收回48封“反共反毛”信，后来在沈剑云被捕后，承认共寄出54封信，没有向当局汇报的6个人因怕惹是生非，私下将信烧毁了。

按照于桑所写，专案组从几个方面开始调查：一、调查信件外包《人民日报》的印刷地点。经查，是在北京印刷的。因为北京印刷的报纸，只在天津、河北、河南等十个省、市发行，其它地区则是用飞机送版由当地印刷发行。据此，专案组将侦查范围缩小到这十个省市，但查了很久，并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专案组只好又回到印刷厂，希望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最终确定是在天津发行的。

二、调查油光纸产地，确定油印信件和包信件的油光纸是天津造纸厂生产的。

三、调查书写所用墨水也是天津生产的。

四、根据信封上的邮戳判断，投信人是从东城区六国饭店南口开始投邮，沿路到纺帜工业部西侧，横穿东长安街，进入南河沿街，到东华门街往东经和平宾馆，再转东单北大街南行，转到外交部街，然后转回来继续南行到东单，再由东单到北京火车站。沿途见到邮筒就投一、二封，其中一封居然投到了设有警卫的外交部门内的邮筒。有警卫看守的邮筒，是怎么投进去的？

六、调查笔迹。公安部将此信笔迹复印出来，发到有关省、市、自治区，特别发到北京、天津两市公安机关，要他们通过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保卫组织、派出所、治保组织、居民委员会，把字迹发下去，要民众辩认。这就是中共惯用的“人海”战术。

此外，公安部还将目标对准重点目标，如所谓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劳改分子”以及受到过中共打击、文化程度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人。综合多方信息，专案组认为写“反信”之人在天津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时的中国人有不少还是相信中共、相信毛的，遇到这样“抓坏人”的事，当然都很认真。果然，二十多天的排查后，公安部接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的报告，说写信之人找到了。原来有人认出笔迹很像天津煤球工厂工人沈剑云的。公安部马上进行笔迹鉴定，确认正是沈剑云的字迹。沈剑云随即遭到逮捕，按照中共的说法，沈“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时年50岁的沈剑云，天津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大学文化程度。1949年中共篡政前，沈曾在青岛市当过民国政府宪兵。青岛被中共占领前，他偷偷跑回天津，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并在1949年后进入天津市法院任书记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查出了问题，因此被划称了“管制”，其后被送到煤球厂当工人，在工厂甚少说话，也不活跃。文革初期，他一直呆在家中不出来。

无疑，作为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对于中共治下的社会与民国时期自有一个对比，谁更自由，谁更有权利，沈剑云心中必是有数的。而且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被发配当滚煤球的工人，这种屈辱只能压抑在胸间。文革爆发后，他不出来参加运动，但却不会不思考。

关于沈剑云写反信的动机，于桑文章中刊登了这样一段笔录：

审讯员问：“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沈剑云回答：“文化大革命这样乱糟糟的，共产党的天下长不了，我要另找出路。”

审：“另找出路是什么意思？”

沈：“我写了这份传单，用的是共产党的口吻，因为利用‘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名义将传单散发出去，就会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引起反响。因此就下决心，找材料写了那份传单，是我自己起草、自己刻印、自己投邮的。一共印了54份。我于10月7日印好，10月8日用塑料袋装好，早晨5点钟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下火车后即沿前门大街走到前门楼，向东拐到六国饭店那条街，开始挨着邮筒投邮，一直到北京火车站。投后坐车到了丰台一个亲戚家吃饭，然后坐火车回到天津。”

审：“你在天津作案，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投递呢？”

沈：“在北京投递，可以引开公安机关破案的视线。”

审：“你还写过什么东西？”

沈：“还写了一封‘告全国同胞书’的广播稿，此稿不到一万字。主要内容也是攻击共产党，希望蒋介石回来统治大陆。”

这段笔录如果公安部内部没有篡改，那确实可以真实反映沈剑云写信的动机和邮寄经过。至于这份“供词”背后是否经过残酷的刑讯，于桑没有提及，但以中共对待高官都不惜残忍的手段看，以这段笔录的毫不隐讳看，沈剑云大概率遭受了诸多非人的折磨。

于桑的文章提到，沈剑云曾告诉他20多岁的儿子，说自己可能要遭逮捕枪毙，要他把这个东西（《告全国同胞书》）藏到家中墙壁里面，等国民党快要回来时，就取出来向全国广播。作为欢迎国军的见面礼，他就可能成为国民党的有功之臣，弄个一官半职。对此真假，亦或是半真半假，我们并不知晓。

在沈剑云被逮捕后，共党公安搜查沈家时，找到了他用的钢版、铁笔、油印机、包反信用的人民日报和剩下的油光纸等物。在沈剑云的供词出来后，公安再次去沈家搜查，将墙壁中的《告全国同胞书》搜了出来。一个问题是，沈家人如果知情，会在沈剑云被捕后，还保留中共眼中的“反书”吗？他们有多胆大？

共党虽然侦破了此案，却不愿相信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反党反毛”信件，怀疑其背后还有主谋。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个是共党不相信沈剑云对中共的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了解的那么详尽，但沈剑云表示自己平时很注意看报纸，搜集资料，文革中他曾搜集了一千多份各种小报。他写的东西小报里面和报纸上都有，他只是综合并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而公安也的确在沈家搜出了一千多张小报，估计这一千多张小报中也有不少反共内容。

为了进一步验证，专案组让沈剑云在监狱中默写“反信”。沈只用了一天就默写了出来，除了文字略少于一万和五、六个问题没写外，其余一百多个问题与“反信”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另一个是专案组不明白为何沈剑云可以将信投递进外交部。沈表示自己并不知晓外交部在哪里，也不认识外交部的人。警方只得在去邮局调查，最终确认是邮局工作人员将邮戳盖错了。东单北大街邮筒的戳与外交部门口邮筒的戳都放一块，盖戳的人顺手把外交部邮筒的戳盖上去了。

由此，专案组初步断定是沈剑云一人所为，涉及包括家人在内的共计15人。于是据此写了结案报告。在报告中，称沈某要严惩，其他人可依据情节轻重判刑或释放。

然而，报告呈上去后，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军委看守小组副组长吴法宪以及军委常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谢富治却不同意结案，要求继续追查后台。

这让公安部于桑等人很为难，只得再三提审沈剑云，但沈剑云坚称是一人作案，妻子儿子没有参与。这与于桑文章中所述的沈剑云告诉儿子将“反信”藏在墙壁中不符。一个推断就是沈的儿子确实不知情，否则就不会在父亲被捕后，不将藏在墙壁中的信件销毁，而留待警察翻找出来。这有悖常理。这也反证于桑文章提到的沈剑云告诉儿子之语涉嫌造假，或者说沈剑云在警方的酷刑逼问下，出现了胡言乱语的状况。

专案组于是又逐一调查沈剑云日常接触之人，同样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后台的线索，只得再次上报，被陈伯达等人批评右倾，并下令专案组解散，另组由军方人员参加的专案组继续调查，负责人是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

新的专案组成立后，将后台指向了毛欲打倒的邓小平、贺龙、罗瑞卿、谭震林等人，并采取逼供形式，炮制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叛国案，被列入名单的“叛国”高官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等。不过，因为始终证据不足，这个“反党案”并没有坐实。

1976年，邓小平、叶剑英等抓捕毛的替罪羊“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一案才结案，后台依旧是“无”。1978年8月，中共公安部向中央高层上报了《关于“伪党”黑案的清查报告》，此案最终落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沈剑云，由当时天津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代表解学恭拍板定案枪毙。

关于此案，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传单内容并非沈剑云原创，而是他从台湾电台中听到过系统批判中共的广播后抄录下来写成传单的，传单的始作俑者是台湾国民政府情报主管唐柱国，他在1997年在台湾所著出版的《最高机密》一书中讲述了来龙去脉，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剧中共内部高层权斗。

书中称，由台湾情报部门设计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案，直接加剧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那时毛正多疑到了病态的程度，眼中的老共干个个都是“中国赫鲁晓夫”，全是睡在他身旁的定时炸弹。他所信任的一批十足的小人如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揣摩着毛的意思，派人到处去“内查外调”，要找“证据”证明那些“老家伙”都不是东西，无论过去、现在都在密谋倒毛。我们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编制的“纲领”，细致、成熟到足令中共信以为真的程度，但“人事安排”名单却有明显的破绽。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台湾，随便那一位检察官都能判官真伪，但是当时大陆的政治环境特殊，康生他们每得到一件这种东西，便如获至宝，拿来做整老共干的利器。

这个案子由国民党的天津地下组织设法“放”出，竟然造成中共“中共文革小组”组成“项目组”，去逼问“涉案”的朱德、陈毅、李富春等大员。“文革”之后。中共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把这列为要案。其实这个“案”从构思到成形，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正如唐柱国所说，他的设计方案成型后，就由情报局其它部门利用各种管道浸透到大陆，包括空投、海飘、人带等无所不用其及，唐柱国也证实了正是由国民党天津站组织散发出去的，这张传单震惊了中南海。

那么，沈剑云又是怎么回事呢？唐柱国当然不知情。网上有文章披露指沈剑云所在的煤球厂为天津南市老区，聚集居住是较多被中共视为“坏分子”的人。沈剑云因为出身问题，全家被抄，父母被遣送回乡下，只有他孤身一人困守天津。后在马路上随便捡到一张小报传单，细看内容和自己处境内心相同，随后照抄加上个人观点看法，借题发挥，刻版油印传单散发至北京，以表达内心的不满。

当时内心不满的中国人非常多但很少有敢于公开发声的，而沈剑云却将不满付诸于行动，这难道不是真的勇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