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示弱”的外交，成就了一位“郑之贱臣”

一次“示弱”的外交，成就了一位“郑之贱臣”，申不害强韩的15年。

翻开《史记·韩世家》，我们就会发现，战国时期在大国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韩国真不容易，不是被魏国欺负，就是被秦国教训。

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估计当时的韩人最后悔的就是，怎么偏偏就出生在了韩国呢，担惊受怕不说，受尽白眼也不提，但分分钟都可能丢了小命，这就让韩国民众无法接受了。

创造这一“奇迹”的人，是曾被韩国民众所鄙夷的郑之贱民——申不害。

申不害在韩国的声名鹊起，是源于一次“示弱”的外交，而申不害强韩的15年，也正是从此时正式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354年，不可一世的魏惠王把矛头对准了韩国，意图教训一下这个并不听话的“兄弟”，随即出兵伐韩，并且包围了韩国宅阳。

重兵压境之下的韩国，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此时刚继位4年的韩昭侯，也没了主意，他深知打是打不过的，但直接割让城池求和，则未免又失了颜面。

说到颜面，韩昭侯又摇了摇头，因为他想到这几年自己早已经没了颜面，连宋国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更何况其他的大国，韩昭侯数了数，这几年的具体败绩如下：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硃。——《史记·韩世家》

不过，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君主，对于这次魏国进攻，还是不愿意轻易妥协的，至少不愿意再割让城池了，于是韩昭侯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召集群臣集思广益。

可是韩国众多大臣，却都束手无策，而这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看似很憋屈但很有效果的建议——示弱。

在申不害看来，魏惠王出兵伐韩无非就是找找面子，只要给足了魏惠王面子，不仅可以不用割让城池，还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让魏国撤军，正所谓：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出自《战国策·韩策》）。

这一建议得到了韩昭侯的采纳，亲自执珪（珪指臣子觐见天子时所持的玉器）朝拜魏王，魏王见到了自降身份的韩昭侯自然很是满意，不用动刀兵，就能达到目的，魏惠王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于是就撤了兵并和韩国约为友邦。

魏惠王退兵之后，韩昭侯对申不害也刮目相看，这位来自郑国的“贱民”，自此成为了韩昭侯的心腹谋臣，而就是从这时起，申不害在韩国政坛开始崭露头角。

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人，后来韩国灭了郑国，申不害摇身一变成了韩人，后来还做了韩国的一名低级官吏，在韩昭侯继位之前，申不害依然在底层摸爬滚打，想想也是，旧贵族把持的朝堂，申不害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历史的精彩之处，就是处处隐藏着意外，对于申不害来说，魏国的进攻就是他生命的转折点，能不能把握住，这对于申不害来说，还是一个难题，因为仅凭一件事是不足以打动韩昭侯不顾出身来重用自己的。

而当申不害正在发愁的时候，魏惠王再次为申不害的露脸送去一个机会，因为魏惠王又举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去了，这次战役在历史上也极为有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围魏救赵。

说到这，不少人可能就要说了，围魏救赵是魏国魏惠王派大将庞涓攻打赵国，赵国不敌向齐国求援，齐国派出了孙膑和田忌，在孙膑的建议下，齐军进攻魏国的大梁，逼迫庞涓回救，然后在庞涓回救的路上设下伏兵，打了魏国一个落花流水，这分明和韩国没有关系啊。

其实不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赵国也向韩国求援了，韩昭侯对于该不该和齐国一起驰援赵国，还征询了申不害的意见，等到申不害摸清了韩昭侯的想法之后，就建议韩国和齐国一起出兵，韩昭侯深以为然，于是联合齐国攻打魏国，救援赵国。

虽然在这次战争中，韩国的存在感很低，但毕竟最后的结果是齐国打败了魏国，韩国作为“战胜国”，得没得到好处，这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国也找回了点面子，韩昭侯对此很开心，申不害的才能也进一步得到了韩昭侯的认可。

或许仅仅认可还不够，还得有实际的作为，而《史记·韩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韩昭侯）六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按照时间我们做下推算，这个时间点是在公元前352年左右，韩国这次攻打东周领兵的人在文献上没有给出确切的记载，不过很可能是申不害。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任用申不害为相，所以韩国这次出兵攻打战斗力几乎为零的东周，很可能是韩昭侯在为提拔申不害铺路。

不管真相是不是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从申不害为相开始，韩国进入了“申不害强韩变法”的15年。

申不害变法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商鞅变法的名气大，但对于韩人来说，这段时间是最扬眉吐气的时刻，不过变法者要有权力才行，比如说商鞅变法前担任了秦国的左庶长，吴起在变法前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所以韩昭侯也给了申不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

申不害本身就有才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云：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这下又得到了韩昭侯的器重有了权力，申不害就在韩国开启了轰轰烈烈地变法。

申不害也是先秦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韩国的变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内修政教、外合诸侯。

申不害内修政教是以拿旧贵族开刀为开端，整顿吏治为突破点，整肃军队为手段，进而加强君主集权。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变法，在政治上都是以吏治作为突破点，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也不例外，但是奴隶制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战国时代，政治是被旧贵族所垄断的。

要变法，就要先“革”了他们的命，申不害作为“郑之贱民”，对于这些贵族是没有好感的，自然也没有多少顾虑，得到了韩昭侯的认可之后，立即对韩国的三大贵族（侠氏、段氏、公厘氏）下手。

申不害的这种雷厉风行的变法开端，可谓是一石三鸟，首先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次震慑了反对变法的旧贵族，最后三大家族的财产充实了韩国国库。

这样的开局，申不害很满意，至少让他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权力和财富，这为他接下来的深入变法奠定了基础。

革了几大贵族的“命”，申不害也有了底气，于是又把目光转移到了官员身上，一个国家的吏治清不清明这关乎着能否强大，如果吏治一片昏暗，强大也只是一纸空文。

所以申不害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他主张因能而授官，韩国的官员见识到了申不害的手段，背后又有韩昭侯作为靠山，官员各个心惊胆战，无不兢兢业业，韩国朝堂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想想也是，不用心工作丢了乌纱帽事小，丢了小命可就真不划算了。

整顿了吏治，申不害又把方向转到了军队上，在战国乱世，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有自保能力，申不害对于这点认识的很清楚，所以他又向韩昭侯讨要了韩国上将军一职。

申不害在军队上的改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贵族的私家军队进行收编，二是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这样一来韩国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说到这，不少人就会说了韩昭侯为何就那么信任申不害呢，给了相位，又给了上将军之位，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难道就不怕申不害有非分之想？

其实韩昭侯还真不害怕，因为申不害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韩昭侯的集权能力，所以对于申不害的变法，韩昭侯是十足的支持者。

申不害外合诸侯主要表现在看准时局，站对队伍。纵观韩国的历史，申不害在大局方面的眼光，是可以排到前三的，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物，或许只有韩非。

申不害深知韩国弱小，并且是处在强国的夹缝中，想要生存，必须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和看准时局，说白了就是谁强大就跟着谁混。

这虽然听起来有点没骨气，但却是一种生存的艺术，就好比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的韩国在围魏救赵扮演的角色，就说明了申不害对“国际”局势把握的很好，当魏国不可一世的教训这个教训那个的时候，申不害看到了齐国的脸色，之后便站在了齐国一边，随着齐国对魏国作战的胜利，韩国也努力的刷了一把存在感。

等到申不害当了韩相之后，外合诸侯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这里就要说一则故事了：

大成午从赵来，谓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战国策·韩策》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赵国的大成午从赵国带话给在韩国当国相的申不害说：您通过韩王使我在赵国受到重用，我就可以通过赵王使您在韩国受到重用，这样您就等于有了两个韩国，而我就等于有了两个赵国了。

这段话虽然是说两位大臣为得到国君的重用而耍的“心眼”，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申不害为相期间和赵国的大成午关系很好，这也就意味着韩国和赵国的关系也不错，至少在申不害为相期间是如此。

倘若两国关系很僵，又或者连年处于战争，别说这种带话了，估计两人见面都要眼红，这种相互“提携”的事情也是断然不会发生的。

由此可见，申不害通过在内政上的变革强大了韩国，通过在外交上的联合稳定了政局，最终成就了韩国最为鼎盛的15年。

正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在申不害变法强韩的这十五年，他的能力是被认可的，但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此人就是申不害背后的韩昭侯。

如果没有韩昭侯的鼎力支持，申不害想要在韩国变法，根本没有可能，而韩昭侯对于申不害的变法理论是极为认可和积极配合的，他也是申不害提倡的“术治”最直接的受益人，此外，他还用申不害的这套理论摆了申不害一道。

事情是这样的：

申不害当了韩国国相之后，就为他堂兄向韩昭侯求个官当当，申不害自认为自己有大功，韩昭侯对自己也是言听计从，这一小小的请求根本没什么意外，水到渠成的事。

但让申不害想不到的是，韩昭侯拒绝了，申不害很生气，韩昭侯就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非所谓学于子者也，听子之谒，而废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谒乎?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战国策·韩策》

意思是说：我这样的做法不正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吗？我是该答应你的请求却废弃你的执法主张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是你教给我的要根据功劳的大小而授予不同等级的官爵，现在你为你的堂兄向我求官，我该听从哪种主张呢？

申不害听了这套理论，估计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于是赶紧退出跪在门外请罪，并称赞韩昭侯是自己理想中的好国君。

不管申不害的称赞是否为真心实意，但我们能看出，韩昭侯对于申不害变法的理论是遵从的，也是大力支持的，所以韩国能够因申不害变法而强，韩昭侯也功不可没。

不过申不害的变法强韩也只是持续了15年，申不害死后两年，韩国又成为了周边诸侯国欺负的对象，《史记·韩世家》记载：（韩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

那么问题就来了，申不害的变法为何不能像商鞅变法那样促秦成帝业，而是仅仅只持续了15年呢？

申不害的变法内容很少以法律的形式做出规定。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而究其根本是商鞅把变法的内容举措，全都以《律》的形式做了规定，而之后的秦国历代君主，都以此为治国之本。

但是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却很少进行到这一步，而这一步却是变法至关重要的，少了这一步变法就少了传承的方式，这就好比著书立作，把东西写下来，传承千年都有可能，但是如果用“口述”的方式，能够传承几代呢？

申不害的变法对于掌权者个人的能力要求太高。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是“术”，这个字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君主驾驭臣子的办法，是以君主不能信任臣子为基础的，充斥着“耍小聪明”的味道，并不是治国大道。

就好比上文我们提到申不害为堂兄求官的事，虽然韩昭侯是以“因能授官”为由而拒绝，但其中亦充斥着对申不害的不信任，这也就对君主的个人能力要求高，君主贤明还好，他可以通过这套理论加强对臣下的控制，但是如果君不贤，那么这套变法理论就成为了“鸡肋”，更有甚者还可能成为昏君更昏的“助力”。

反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国君主对于臣子是绝对信任的，就拿范雎向秦昭襄王举荐郑安平和王稽来说，虽然这两人，并没有多少才能，秦昭襄王还是重用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秦昭襄王的这种做法就好，但至少可以让范雎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

综上所述，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申不害变法的话，即：申不害变法用“术”有余，而定法不足，虽然可强大韩国一时，但无法强大数代，因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从根本上强韩的失败的变法。

此外，韩国处于强国的夹缝中发展空间受限，韩国经过申不害变法强大起来，但令人称道的成绩也只是“诸侯不来侵伐”，想要从周边大国里抢口肉吃很难。

而韩国与秦国接壤，是秦国主要征伐目标，这也是韩国很难向外发展的原因，在秦国的强大实力下，韩国所想最多的就是如何自保，后来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韩国是秦国主要蚕食对象，秦灭六国时，韩国也是第一个被灭的国家，也是对这点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