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的今天：荒谬的高墙，倒于一起乌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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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德。东边的叫民主德国，可人民却不愿意当它的主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

到1961年，总共跑掉了350万人，占到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人民外逃并不是外敌入侵，从节省口粮来说，是件好事。

然而对于洗脑事业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竭尽所能地吹嘘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自己的国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狱，结果每年却平均有30万人跑到地狱去，这就算是有一万个戈培尔再世，也洗不下去。

洗不下去，谎言就要破产，权力就要崩塌。

建墙，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为必然选择。

1961年，以“反法西斯墙”为名，东德建立起一道将柏林城一分为二的高墙，是为柏林墙。

“反法西斯墙”的名字，本身就充满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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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是因为建墙者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继承者，而且是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从没阻挡过一个企图进攻的敌人，因为西边根本就没有人想进入东边享受它那最优越的制度。

相反，这道墙的建立，固然遏制住了东德人疯狂出逃的大潮，但它并没有掐灭东德人出逃的念头：

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至1980年，仍然有17万东德人成功“越狱”。

东德人为了投奔“地狱”，绞尽脑汁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方式进行“越狱”：挖地道、跳高楼、热气球、弹射器，等等。

期间，有201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死于东德士兵枪下。

心甘情愿地离开幸福的人间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还会因此而命丧黄泉，唯一的解释是，所谓的天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囚犯，离开天堂就是越狱，就是犯罪。

建墙是为了建造监狱，这就是柏林墙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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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荒谬的高墙，不可能永远屹立。

1987年6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下发表演讲，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喊话：推倒这堵墙！

他在演讲中说：

这堵墙会在欧洲倒下，因为它抵挡不了信心，它抵挡不了真理，这堵墙抵挡不了自由。

二年多后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

关于柏林墙的倒下，一个并不是秘密却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实是，它并不是在那种历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划和气势如虹之中发生的，而是在误会、迟疑和温吞之中进行，带着浓重的荒诞色彩。

它倒塌的直接诱因，是一场乌龙事件。 

沙博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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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东柏林支部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现场直播的国际记者会中，被一个问题袭击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助手给他递了一张纸条。

他打开纸条念了起来：

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

现场的记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记者追问：何时生效？

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现在，马上。

然后他离开了会场，留下一屋子惊愕的记者。

东德当局当时确实正在计划放宽公民出境的限制，然而决定并未最终作出，方案也并非完全的自由出入。

以沙博夫斯基的级别，在记者会上的这番发言，显然纯属“信口开河”，是明白无误的乌龙事件，发生得十分荒诞。

然而更荒诞的，是这个乌龙发言，并没有遭受一向以组织严密著称的东德当局的否认。

千万东德人在电视上看到了直播，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带着疑惑、犹豫和惶恐向边境聚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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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德来往最主要的检查站伯恩霍莫大街边境哨所，正在吃晚饭的雅格尔中校也看到了直播。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立刻致电上级求证，上级和他一样不知所措。

中校一再要求上级下达命令以应对接下来出现的情况，但上级拒绝了，他说：我从帽子里变不出一份文件。

就这样，东德这个对每一个国民的思想都了如指掌的国家，却在这一晚突然瘫痪，没有放行的命令，也没有阻拦的命令，一切顺其自然。

中校和他的士兵一度打开了武器库，想履行职责“守住边境”。但最终，望着潮水一样的人群，他在迟疑和惶恐之中打开了大门。

人潮汹涌而过，柏林墙倒塌了，民主德国被宣判死刑了。

电影《推倒柏林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当身为检查站士兵的儿子拿起武器之际，在检查站当厨师的母亲对他说：

儿子，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和女儿。

屠杀并没有发生。当人群汹涌通过检查站时候，儿子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另一名士兵对中校说，他的儿子跟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有世界观，却观不到世界”。

他补充说：当然，这个道理是我教他的。

这两幕，道出这高墙的荒谬所在：

它是在摧残人性。人生而自由，高墙却把人当成猪一样圈了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

而任何摧残人性的事物，可以很强大很高耸，但倒塌是迟早的事，因为人终究不是猪，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可以被抑制，却不会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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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像机器一样严密的东德当局，会出现如此重大的乌龙事件，在出现之后又如此罕见地沉默以对？

唯一的解释是，没有人再想去维系这座摧残人性的监狱了，所有人都希望或者不排斥它的崩塌。

他们心里早已清楚：

让一堵建于荒谬的高墙荒诞地倒下，是对所有人的解脱。

回放历史，柏林墙的确是倒得很荒诞，几个小人物成为了主角。

然而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对自由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这种渴望，在柏林墙耸立的那一天，就决定了它在日后倒塌的命运。

荒诞仅是表象。

用荒诞的表象终结荒谬的本质，是再好不过的结局。这世上，还有多少堵墙，在等待荒诞对荒谬作出判决？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说，“驯化绝对权力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东德显然没有这种政治自由，虽然名字叫“民主德国”，但它却完全是“民主”的反面。

如果国家变成了全能的国家，我们的各项平等便会和我们的自由一起消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托利坚持“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