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司机跪着开车？有十几辆车却一次也没坐过

说一说“慈禧让人跪着开车”这个传言。

此说流传甚广，基本情节是：

“1902年，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给她送了一辆小汽车。不料，慈禧仅坐了一次便弃之不用了。原来，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慈禧太后发现原来的马车夫孙富龄成了汽车司机，不仅坐着还坐在了自己的前面，心里非常恼火，当即责令他跪着开车。孙富龄只能奉懿旨跪着开车，但手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险些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下跪祈求慈禧太后不要冒这个险。因为不能容忍司机坐前面开车，慈禧对汽车失去了兴趣，这辆车被长期弃置。”

据裕容龄（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之女，1904-1907年间，做过慈禧的贴身女官）1957年出版的《清宫琐记》，袁世凯先后两次向慈禧进贡车辆。第一次是“一对三轮自行车”，慈禧很喜欢这种车子，曾“骑着这辆车在院子里绕了一小弯，太监们扶着，我们在后面跟着”。但“太后骑三轮”在王公大臣们看来实属不雅，故以“如有失闪，大家都担当不起”为由劝慈禧不要再骑，“慈禧听了很生气，对我们说：你们看，连我骑个自行车都有人管着”。

第二次进贡的是汽车。具体时间是1904年4月份前后。《新闻报》当年有这样一条报道：“解呈汽车述函 京函云：北洋大臣贡献皇太后之电汽车八辆，已委都司王某敬谨解送到京。其车皆用黄龙幔遮护。闻雕镂之精工及铺陈之华丽，皆萃合中西之长，为向来陈设所未有。此次幸园，即拟乘用。”

报道里提到的“北洋大臣”，便是指袁世凯。

影视剧中“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的桥段

但慈禧没有坐过这批汽车。据裕容龄回忆，其中缘故是担忧坐汽车比较危险：

“又过了一个时期，袁世凯又进贡一辆汽车，司机按规矩不能在这里停留，把车开到院子里便退出去了。慈禧带着我们去看汽车，她很喜欢这辆汽车，想坐上去在园里绕一个弯，可是没有人会开。有两个太监很好奇，便要上去开，但是他们不懂机器，以为汽车是个很简单的玩意。我母亲对慈禧说： ‘还是不让他们开吧，不懂机器的人，开起来很危险。’结果因为没有人会开，只有收存起来。慈禧始终也没有坐过汽车。”

裕容龄的回忆与《新闻报》的报道，可以在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Augusta Carl）的回忆录中得到佐证。

卡尔女士于1903年来到中国。1904年8月5日首次进入紫禁城，负责为慈禧绘制油画肖像，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期间多次进出紫禁城与颐和园。袁世凯进献给慈禧太后的那批汽车，卡尔女士也看到了。她回忆说：

“大内又有新式交通机关二。其一即为短距离之轻便铁道一线。起点于宫门之入口处，而止于太后寝宫之外。一切机关俱完全。特较平常者略小耳。建筑此线者，为一中国新党官员，其欲使太后知铁道之便利与其利益。藉此以诱起太后兴筑中国铁道之计划。然太后殊不喜坐此出游，则以汽机声太震荡及车座太偪仄耳。又其一则为汽车是也。大内所有不下十余辆，皆为中国之出洋官员所进呈，藉博主上之欢悦者也。中有一辆作黄色，绘以双龙，玻璃室内设宝座一，则为太后御用之汽车。”

显然，坊间传言称袁世凯只进献了一辆汽车的说法是错误的。当年的媒体称送了八辆，卡尔女士称她见到了十余辆，数据虽略有不同（可能是因为还有其他人赠送），但皆说明慈禧当日拥有多辆汽车。

关于慈禧为什么没有乘坐汽车，卡尔女士的说法是这样的：

“然太后从未曾出座一试。则此中有一难解决之问题焉。故事，宫监在太后前不准有坐，而驾驶汽车则非坐不可。如是，则太后乘汽车时，其座前必有一汽车夫坐于其侧。岂非与故例大相抵触，而有失主上之体统乎？故宫中诸人商量甚久，终莫能决。然太后亟欲一试以为快，虽破旧例亦非所恤也。特终为他人所谏阻。盖除与故例抵触外，尚惧有意外之危险也。故当予在大内时，太后始终未尝一试。然予意太后之志极坚定，终有偿此宿愿之一日宿愿”

简言之就是：让汽车夫坐在慈禧前侧开车，确实是个与旧例不合的事情，当时也确实在宫内引起了争议。但慈禧仍决定抛开旧例试一试坐汽车的感觉。可惜的是，其他人还是以“惧有意外之危险”为由，阻止了慈禧太后。

这段记载，与前文提到的裕容龄之母以“不懂机器的人，开起来很危险”为由劝慈禧不要尝试，可以互为佐证。

当时的宫内，确实没有能够熟练驾驶汽车的司机。那时，汽车刚刚进入中国，不要说宫内，社会上也很难找到能够熟练驾驶汽车的中国人。后宫之中又不便请外国人常驻。缺乏合格的驾驶者，确实是个问题。

而且，即便有合格的驾驶者，慈禧身边之人为求无过，也会竭力阻止她乘坐汽车。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是：1890年，光绪皇帝从驻京洋人处弄到一辆自行车，在紫禁城内骑行了一次，因辫子卡入后车轮摔了一跤，其身边之人自此再也不敢让光绪碰自行车。

再者，在1904年前后，中国媒体上也随处可见汽车安全性的讨论。游历过海外，见识远甚于慈禧的康有为，其《大同书》（约写于1901~1902年）中，便有一小节专谈“汽车碰撞之苦”，对汽车“飙驰电驶，一往无前”，稍有不慎就“全车立碎，人物皆飞，头臂交加，血肉狼藉”感到万分担忧。游历过海外的康有为尚且如此，宫中之人不愿慈禧冒险乘坐汽车，也很可理解。

那么，“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种说法，究竟来自哪里呢？

据笔者推测，很可能来自对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回忆录的一种曲解。

芮恩施于1913-1919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22年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1923年去世。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芮恩施回忆录的中文版，题为《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除了在皇宫院内使用汽车外，北京还很少看见汽车；不久由于道路改进了，就运来了几百辆汽车。慈禧太后在去世前曾拥有大批外国制造的车子，她对这些车子有很大兴趣：但到她去世为止，礼部一直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汽车里还坐着她的一个仆人——司机的时候，她如何可以乘坐汽车。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也许会想出一种叫司机跪着驾驶这辆御用汽车的办法。但是事实上，这位可怜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能享受一下她极想尝试的乘车疾驰的乐趣。”

芮恩施1913年才来到中国，没有机会接触慈禧。他的上述文字，显然得自道听途说——卡尔女士关于慈禧的回忆录在美国有颇多流传，芮恩施来华担任公使，搜集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时，很可能看过卡尔女士的书。但卡尔女士未提及礼部参与过慈禧坐车问题的讨论，现存史料中也见不到礼部讨论此事的证据。“礼部”云云，当是出自芮恩施个人的“想当然”。

除此之外，芮恩施的这段回忆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1）据回忆录原文，“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并非史实，而是芮恩施个人的一种设想。芮恩施说得很明白：“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也许会想出一种叫司机跪着驾驶这辆御用汽车的办法。”意即“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件事情并未发生。遗憾的是，1982年芮恩施的回忆录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后，“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一芮恩施的假想，却被曲解成了一种“史实”，出现在了各类历史读物之中（据笔者的有限所见和检索，在此之前，中文知识界几乎找不到“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

（2）在卡尔女士的回忆录里，慈禧是一个愿意打破旧例去尝试乘坐汽车的人。她没能坐成汽车，是因为周边之人担忧汽车有危险竭力阻止。而到了芮恩施的笔下，慈禧愿意打破旧例的情节被略掉了，她没能坐成汽车的原因，也变成了她仍坚守在陈腐的旧例之中。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用“纣王陷阱”来解释——论语中，子贡曾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王做了很多坏事，但没坏到传言中那种程度。然而，正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所以天下的坏事慢慢地就全归到他头上了。慈禧太后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她在人生的晚年以强化皇权为第一要务，有许多阻碍时代变革的举措（她连废除科举都不愿意，最后是由地方督抚们联合起来借着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相逼，慈禧才勉勉强强答应）。她给自己挖了个“纣王陷阱”，然后跳了进去。所以，在芮恩施的印象里，她就应该是个死守旧例不许汽车夫坐在前侧的顽固之人。

回到慈禧没能坐成车的真实原因——被身边之人以安全性不足为由阻止——还能见到另一个有意思的事实：许多“守旧”行为的背后，均有着切实的利害考量，不是脑子跟不上时代才守旧，也不是为了守旧而守旧。对伺候慈禧之人而言，最大的利益是慈禧身上任何意外都不要发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他们必定想尽办法阻止慈禧在生活中接触新鲜事物。正如当年光绪身边的太监们竭力阻止光绪骑自行车一样。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再举一个。1921年前后，溥仪决定在紫禁城内安装电话，结果内务府众人群起反对。溥仪的外籍教师、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认为，反对者的理由是：“如果皇上装了电话，随便什么人只要知道了皇上的电话号码，就能打过来聊天，那样有失皇上的威严；除此之外，如果让某些革命党、反对派知道，他们也许会打电话过来侮辱谩骂皇上。”

庄士敦是个外国人，不了解紫禁城的游戏规则，所以他将内务府明面上的说辞当了真。反倒是他的学生溥仪，深知内务府的“保守”另有切实的利益考量：

“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外人来）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有了二十来种报纸，已经够他们受的了。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十有九件确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早已弄得他们手忙脚乱，现在又要添上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力气来反对。”

光绪骑不成自行车，慈禧坐不成汽车，溥仪装个电话身边人群起反对，其内在逻辑，大体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