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毛泽东的女人 江青入狱她却躲过坐牢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五年春，毛泽东在外地待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一九六四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谢静宜紧跟江青，处处表现极左，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一所中学讲话，大骂教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各行各业。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个调查报告，认为北京中学生搞“教育革命”下乡“学农”、下工厂“学工”花费时间太多，文化知识学得不够。谢静宜得知后，竟马上扬言要追查后台，要查出是谁搞的报告。

　　毛泽东“批邓”中 又成英雄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八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

　　谢静宜是通毛泽东的，她对邓小平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和江青对邓小平的态度的反映。这一点刘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恶人先告状的古训，以为毛主席不了解“小谢”在清华工作的情况，和党委另外三个人先后于八月和十月两次写信致毛泽东，揭发批评迟群、谢静宜。他们设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转交给了毛。

　　此时毛泽东已作出了清除邓的决定。他正欲找个借口批邓，便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下了清算邓小平的动员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赴清华大学，出席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会，就刘冰等写信给毛告迟群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一事，传达了毛泽东那张纸条的“主要精神”。

　　由于吴德在讲话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刘冰”这句话，毛泽东的“批邓”意图一时没透露给基层干部。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揭开，迟群和“小谢”成了“批邓”的英雄。

　　天安门悼念周恩来 不怕被吊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四月五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五月二十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她说完，迟群接着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

　　为江青登台高调造势 耀武扬威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迟群和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谢静宜至少会弄个政治局委员，不必再“列席”政治局会议。

　　二十七日，江青带着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原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分）。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耀武扬威。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

　　靠毛余荫得免坐牢 出书忆往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在今日中国，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录，断不可能发表。但是，“小谢”得毛“余荫”，不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几乎被人遗忘时，出来写《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说她“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可是写的全是她早年当译电员时的事情。好像她一直是个普通的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像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这种完全不涉历史的“回忆”文章当然不能“留给历史”。作为清华校友，笔者的这篇文章一则记录“小谢”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乃至垮台的过程，二来就算是为本文开头李志绥医生的那段话作个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