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为何亡于上海？私塾先生有多痛恨现代教育？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20世纪最为特殊。相比此前的缓慢改变，20世纪的百年可谓急速变化，“百年锐于千载”一说极是贴切。

在《百年锐于千载——清末民初的世局与士议》一书中，沈洁铺陈了自己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思考。从辛亥前后的时代变化与知识分子心态变迁，到民族精神与身份认同，沈洁着重于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国人，在惶恐什么，又在希冀什么？

沈洁在自序中写道：

“读那个时代的文与论，可以明确感受到新派内部也在两方对垒：一方哀中国之沦胥以亡，之甘居奴隶、听人驱策、受人牢笼，‘吾国灭亡风潮诚达于极点’；一方振奋‘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蹻足而待也’，‘中国虽微弱已甚，将来或能冠冕五洲，亦未可知’。这种对垒，既为精神围困，同时意味着盛大的力量。哪怕是像林纾这样声称无权与时势相抗、绝然返身向后的典型遗民，也说，仍愿意发为悲号以警觉世士。悲号相较于沉寂，也是一种搏斗。”

这个时代的复杂由此可见。

沈洁在书中所着墨的第一部分是思想与文本，集中在甲午到五四。在其看来：

“讲近代，主要是落在中、西、新、旧交错，坚船利炮，万国梯航，西力东侵，这都是熟知概念。传统分界落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事件性、政治史意义的开端。除了少数先觉者，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痛切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压力，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意识、意志力的侵入，自甲午始，日本这个东方国家，携带着一种‘西方’式的先进，击败中国。朝野之间对于‘变法’，终于达成某种共识。从前讨论共识，主要缘政治路径——从洋务到维新，从器物到政制；印刷、阅读、思想是另一条更内在的理路。”

而在外力扯动下，中国知识人必须依靠自我觉醒催生共识，启蒙因此而起。

20世纪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从开眼看世界到废除科举，上世纪初期的中国人经历了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颠覆式改变。正如沈洁所言：

“‘现代’包含时间、空间、观念等多重意味，国家观念的出现、嬗变导源了‘排满’与近代民族主义、族群观念的纷争；阅读世界的更新也导源了有关前途与命运选择的不同方向”。

而在民族精神与身份认同层面，沈洁指出：

“在曾静、吕留良的时代，明、清是一种华、夷分界，到了晚清，华、夷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使文明与野蛮有了新的指向——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中的野蛮，欧西则是文明之表征，从立宪派到革命派，都在认定这一点。而革命派走得更远，他们又加入了满与汉的维度，边界的确认和界分，变得更加多光谱，关于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也变得更加多光谱。”

光谱多并非坏事，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确实制约了此后中国社会的进程。

“启蒙、‘革政’、‘排满’汇流，触发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国体变更。共和取代帝制当然是一种胜利，但民国与国民非同构，思想、社会、制度设置、管理成本没有相应配套，又在事实上制约了这种胜利。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人的感觉都是‘乱’，心无归处。这个‘乱’，于个人，就是身份认同上的各执一端。我们可以看到清遗民剧烈地排拒民国、申斥共和，也可以看到旗人金梁如何用历史书写进行身份表达和政治抗争；可以看到塾师、旧儒坐困愁城，被时代车轮无声碾过，也可以看到科举时代的功名与身份仍然在清朝结束之后长久笼罩世道人心。这些对立，很具体地呈现现代早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个体的身份认同与国格有着一致性，清末民初的政治纷争、国体之争，本质上是“晚清思想史上古今中西之争的政治性外化和激化。”

书中最让我感慨的是传播渠道的改变。“晚清亡于上海”的说法，正是基于出版和报业的发展。知识的传播让人们渐渐在启蒙中改变。

上海租界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来不及追赶，被抛在时间之外。沈洁就讲述了“那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里一群乡村寒儒的仓皇与叹息。”

书中写道，1901年至1905年的科举改革，中国急遽从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此后兴学堂、变学制、改教法逶迤而来，目不暇接。废科事件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废井田开阡陌”，其震撼性影响，制度革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晚清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因科举停废而发生的巨大逆转。科举将废未废之时，即有人慨叹：“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由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提供的升迁希望随着西学的盛行而日渐微薄。权势虽在转移，但士林风气的流变却往往滞后于此。

许多所谓的读书人，一直醉心于功名仕途，但科举被废后，这些人不但失去了原先的身份和上升渠道，又来不及吸收新知识，连自己的生计都无法维持。“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19世纪后半期中国约有举人1.9万人、贡生4万人，生员则达到91万人，尚为保守估计。 他们将寄寓何处？”

当然，当时的清廷并非全无准备。举贡有考职拣选，城居者、年富力强者可继续进入学堂，家计殷实者可出洋留学，或者行商入幕，出途较之于科举时代其实更多。但对于乡野贫民、一般年华老大者，那些既无力反抗变革、又无能为自己寻找出路的白屋之民来说，就不免陷于困顿和凄惶。

与这些群体伴生的一些行业，也首当其冲遭遇冲击。

“在乡村社会，最早感受到这种绝望的，就是藉馆地谋生的塾师群体。塾师多为进身不顺的寒儒，以舌耕为业。科考废除之前，为帮助散居在乡村地区的众多塾师适应学堂制度，清廷和新兴的教育社团就曾积极推行私塾改良。一部分塾师接受革新，仍许其教馆，但他们在变动秩序中所面临的困境仍是明显的。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要求学生入蒙学堂和初等小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即便已经接受改良、勉强维持的私塾，也存在生源减少、生计不保的难局。塾师也往往自觉无力适应，将就入馆，聊作糊口而已。”

沈洁在书中讲述了刘大鹏的故事。刘大鹏是山西省太原县举人，三次会试未中，自1886年起，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1905年清廷废科上谕下达后，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近乎绝望的一段悲怆心路：九月十九日，停止科考的消息传至太谷，“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此后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他在日记中屡屡兴叹，科举停罢，藉舌耕为生者多失其业，“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寒畯无生路矣”。

在许多新知识分子们看来颇为雀跃鼓舞的新政改革，在乡间老塾师笔下却“全是一派满目萧然的末世心态”。沈洁认为，“这里自然有见识短浅、守旧顽固等原因，但生计被夺、一时无以安身的困厄境遇是更加致命的。藉舌耕为业者因为新的学堂体制植入乡间，无力随时势完成相应的转型。”

从科举时代到学堂时代，当然是巨大的时代进步。但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又面临新的制度性障碍，因为“新学堂体制更明显的精英倾向对求学者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贫富差距在一定领域和程度上导致了更为严峻的机会失衡。时代的进步，总会抛弃一些人。沈洁写道：

“这种抛弃，既是指生计的、前途的，也意味着种种心境上的怅惘。时代的洪流原本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转，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之际，讲信修睦的田园风光与优雅深沉的儒教理想显得迂阔而尴尬。想要坚守，则理不直气不壮。而我认为，这是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至为无奈苍凉的一种。”

书中还写到一个例子，在广东丰顺县的一个小山村，1909年才办起一间新式学堂，名为“自助学堂”。村里的老塾师梁百泉不仅在他主持的学塾里照旧读《四书》《五经》《千家诗》，还带领一帮学童见到自助学堂的学生便连骂带唱地嚷：“学堂生人辱，辱死人。”

这种仇视情绪自然有文化上守旧心理的作祟，但也不可排除生计被夺、困顿无措时的愤恨与无可奈何。彼时的中国，正“彷徨于两个世界，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无力出生”。一部分人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另一部分人却被迫在困厄中，体验并身受变化无端的世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那些曾沐浴科名荣光的读书人正深感秩序的消散。山村中的学堂与私塾，可能正暗示了嬗替之际的中国，在新旧之间复杂而模糊的融合。

可贵的是，《百年锐于千载》不仅仅挖掘了这些故事，而且给予同情。在沈洁看来，许多人无法转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时间。近代中国的急剧转变，让大多数人都面临迷茫。书中引用了本雅明的说法，历史学如果只对胜利者认同，便会不可挽救地沦为当前之当权者的奴仆。“制度的变革，也不应是由几篇议论、几个摺子和几条章程所完结。从制度，到制度底下真正经历其变故的人，是他们填充了历史的骨血与呼吸。”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新旧碰撞、冲突、融合与变动中。人们期待彻底解决问题，但又不可能彻底解决，可无论如何，那是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时代。正如沈洁所写：

“人们关于是非曲直尚无确切的、标准的答案，人们尚有许多天真、想象力、憧憬，关于中国前途、关于什么是好制度好社会。争吵和天真都令人感到无穷的希望。”

只是，沈洁接着写道：

“尤其是站立在今天。一个似乎什么都确认了、什么都确定无疑的今天。只是，任公说，‘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那么，就做一点回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