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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西方为何普遍认为日本是“正义”的?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甲午战争”是截然不同的。
其中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 战"、"救亡之战"。
也就是,“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
"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救亡之战"则是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大清出兵平息内乱,这是大清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却称: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大清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大清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今天看来日本的诏书很扯淡,很虚伪,当然,日本也知道自己的诏书很虚伪。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的,也不是给大清看的,是给世界看的。
结果就是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大清开始在朝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由于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所以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
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大清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
此外,当时日本拼命拉拢朝鲜,希望朝鲜摆脱大清的控制,与自己同盟。因为在历史上,在满清八旗入关,问鼎中原后。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尤其是朝鲜,一直使用崇祯的年号,直到朝鲜建立《大韩帝国》后才废除。
这个,我称为“中华意识”,所以当年中山先生也是打着“恢复中华”的口号对抗清廷的。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
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
所以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所以,“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 "我神州"、"我中华",他们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当时为了宣扬这种思想,日本派出了大量间谍。
日本著名记者岸田吟香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
所以,《乐善堂》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
由于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
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大家起来一起干翻它!
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
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据他们的战地记者记载,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百姓竟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直接把日本人当做大明军队了。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大清和朝鲜动武。
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
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大清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
所以,有些人说什么"日本人民是被天皇裹胁"的,我个人觉得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真的民心所向,不然老百姓也不会主动把家里锅碗瓢盆拿出来造炮弹,女的更不会卖身赚钱捐当军饷。
除了公关大清的百姓 ,公关自家百姓,日本还开始公关西方国家。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
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 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大清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别人都讲《国际法》,他还在研究《孙子兵法》。
所以,日本在战争中,外交官们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日本会邀请西方记者随军,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但当时的大清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甚至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
所以,“甲午战争”中的西方报道,对大清极为不利。
此外,当时大清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
比如当时大清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大清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还有什么“叶军门水陆连捷”、“威海卫大战得胜”之类的。
这其实是假新闻。结果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不只是自己沦为行内的丑闻,大清的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
假新闻多了,对大清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你大清报道的假东西太多了,都觉得你大清又瞎说了。
李鸿章在“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事实。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的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而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我找了下,居然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所以,在这样的宣传之下,日本反倒是成为了正义的一方。
尤其是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大清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一艘商船,挂的是英国国旗,甚至不少船员是英国人。结果,日本直接击毁了"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大清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
英国当时确实和大清有密切的往来,英国也是大清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大清进出口额的70%以上。
"'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也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大清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
在随后英国政府举行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
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
就这样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
可以说在英国作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
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大清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
到今天,"'高升号'事件还是西方《国际法》耻辱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
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结果就是,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
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大清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
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
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
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清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
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
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胜利,大清失败,但清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为什么会进入“蜜月期”?因为在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大清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
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因为“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
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为此,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
于是,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
为什么日本不选择出兵?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应该选择韬光养晦。
可惜,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象征性的,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师团。
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在《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 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
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
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
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
英俄不是死敌吗?所以,日本的说法就是:
一:我们日本阻挡俄国南下。
二:我们要阻止 "黄祸论"再次发生。
三:我们要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
四: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
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
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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