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七个死刑：吴思慧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〇〇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九七〇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著：“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〇〇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〇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〇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沉元，一九七〇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在二〇〇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〇〇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比如，二〇〇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〇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

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一九七〇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〇〇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糊涂。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沉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后者二〇〇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沉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〇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那些历史陈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资讯。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作者王友琴　写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