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为何自杀？

王友群评论文章：1966年12月23日，中共总理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殁年47岁。

关于许明之死，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她的儿子孔丹的说法。孔丹讲，1966年12月21日晚，他的母亲许明服安眠药自杀，凌晨被发现后，立即被送到北大医院抢救；经抢救，许明一度苏醒，但最终还是不治，于12月23日离世。

另一个说法是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讲的。研究周恩来的专家秦九凤1991年采访韩福裕时，韩对他讲，许明是在卧室内服药自杀的。事前，她把室内打扫得很干净，收拾得也很整洁。然后她钻进床底，躲到床下。由于床单外沿垂下，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她的遗体几天后才被发觉。

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许明，祖籍河北沧县，原名朱玉筠，1919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县，先后就读于天津美育中学、河北省第二中学、北平女子二中。1936年4月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延安中央党校第十二班（理论班）学习。

1939年8月的一天，许明与孔原，邓小平与卓琳，两对新人，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前举办了简短的婚礼。婚后，许明除随丈夫的工作调动而调动外，有两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经历。

第一次是1940年5月，许明随周恩来赴重庆，任中共西南工委秘书。

第二次是1953年，许明调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先后任总理办公室秘书、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一次，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13年，协助周分管过文教、机要和政法，被认为是周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许明为什么自杀？

综合我看到的有关资料，可能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毛泽东的批示。

曾经任毛泽东、江青秘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列举了许明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待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态度问题。

文革初期，许明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刘少奇、邓小平派驻清华大学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打压他的情况。许明当时的态度是支持工作组的。

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到清华的工作组组长，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

刘、邓派工作组到清华，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毛表面同意，内心反对。毛回到北京，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立即严厉批评刘、邓派工作组，并作出撤出工作组的决定。

派工作组成了刘、邓的一大罪状，被工作组打压的清华学生蒯大富，则成了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红卫兵领袖。许明支持工作组、认同工作组对蒯大富的打压，自然成了她的一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对待攻击陈伯达的态度问题。

戚本禹讲，1966年8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国务院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

所谓支持“血统论”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是当时一些高干子女贴出来的，文革时流传很广。

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红卫兵时，建议将上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下联改为：父母反动儿造反；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在许明负责的接待站，有红卫兵对陈伯达改对联不满，攻击陈伯达时，许明没有反对。这也成了许明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许明之子孔丹为首的红卫兵组织“西纠”，反对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反对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

这两次上访请愿分别是反对地质部派驻地院的工作组和国防科委派驻北航的工作组。这两次上访请愿都是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但许明之子孔丹两次都带领“西纠”反对，甚至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

孔丹为什么胆敢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东方红”和“红旗战斗队”对着干？中央文革小组怀疑，背后是否有许明支持？

戚本禹讲，上述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写了简报，上报毛泽东。毛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

许明被毛泽东如此批评，等于是将她打入另册。1966年5月23日，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毛的书房上吊自杀。据曾任毛的秘书的李锐讲，最重要的原因是，毛不要他了。毛对许明的批评，也类似于毛不容她了。

第二，江青点名批判。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

江青在讲话中问：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这时下面有人递条子上来，说有周荣鑫、孔原、许明等五人。江青当场就点了这五个人的名。

周荣鑫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孔原是许明的丈夫，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许明是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联动”的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12月5日成立的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由“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东纠”（东城分队）、“海纠”（海淀分队）等几个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孔原、许明之子孔丹是“西纠”的总负责人。

1966年12月5日夜，“联动”成员在北京市区内四处刷标语，诸如：“中央文革（小组）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

“联动”成立之初，便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依靠的最重要的超级权力机构。毛的妻子江青，虽然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毛当政治秘书几十年，是毛的大笔杆子，关锋、戚本禹也都是毛的笔杆子。毛发动文革，毛在文革中要打倒谁，最初都是通过江青、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向下“传递”信息的。

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关锋、戚本禹、陈伯达，就是反对毛。

据孔原、许明的小儿子孔栋回忆，12月16日的大会上，关锋声嘶力竭地狂叫：“许明，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这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顿时会场一片呼叫声。许明不得不在寒风中站起来示众。

当晚，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的造反派，抄了孔原、许明的家，在正门上贴了封条。

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公开点许明、孔原的名，特别是会上揭露的“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西纠”乱打、乱杀、乱抄家的事，使许明事态严重，她的一家人可能要大祸临头了。

第三，支持儿子孔丹领导的“西纠”。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1966年8月25日成立，由北京四中等31所中学37个红卫兵组织组成。以后又有19所中学的红卫兵或其它名称的类似组织参加。

“西纠”的领导成员都是干部子弟。孔丹是“西纠”的总负责人。“西纠”主要是通过发表“通令”对手下人马发号施令。

“西纠”通令的特点是：崇尚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护老干部。

据孔丹讲，“西纠”的所有通令，他都拿给他的母亲看过，大都得到她的肯定。

孔丹还讲，“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西纠”干了些什么事呢？最恶劣的一件事，就是乱打、乱杀、乱抄家。

据文革史专家王友琴的文章介绍，1966年8月28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第38中学是“西纠”的发起单位之一。

黄瑞五家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五口人，分别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瑞班，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瑞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稍后很快身亡。

“西纠”的其他发起学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校长沙坪和一个校外司机的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校长卞仲耘和附近饭馆一个18岁的女服务员，还在校外打死七个居民。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三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打死学校负责人华锦和8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内私设监狱，打死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以及被抓来的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何家还有四人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打死。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旧”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称，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1772人，没收50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

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上，“西纠”受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反革命组织。

孔丹在1966 年 12 月 23 日许明去世的当晚被拘捕。

第四，丈夫被隔离审查。

许明的丈夫孔原，江西萍乡人，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南昌暴动，曾两次到苏联留学，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

1940年代，中共延安整风时期，康生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孔原任副部长。孔原曾向毛泽东揭露康生在莫斯科时追随王明、吹捧王明、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等情况。这是毛泽东决定将康生调离中央社会部、调离延安的重要原因之一。从那时起，康生就跟孔原结下了冤。

1949年中共建政后，孔原曾任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孔原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期间，康生很想插手中央调查部的事，但都受到孔原抵制。对此，康生曾抱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文革爆发后，康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毛泽东整人最重要的帮凶之一。

康生上任不久，便煽动国际关系学院的造反派，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打倒，孔原接连不断受到批斗。

据孔丹讲，1966年12月16日的大会后，孔原也被隔离审查。后来又以监护审查的名义，投入监狱，关押了7年。直到1973年10月才被释放出来。

结语

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这句话的关键处有三：一“暴力”，二“推翻”，三“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句话表明，马克思仇恨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制度，要求共产党人用血与火将它们统统推翻。这是极端的国际恐怖主义邪说。

中共信仰的马列主义原教旨，就包含了“走极端”的基因。中共历史上一直在重复不是极左就是极右的做法。

十年文革中，则是中共的极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极左导致的红色恐怖，吞噬了无数中国民众的生命，也吞噬了许多中共党员的生命。

许明就是中共在文革中大搞极左、大搞红色恐怖的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