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8月1日的常委会上，林彪当着众常委的面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对此，彭德怀应和道：“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显而易见的是，林彪说此话，并没有事先和毛泽东商量。
当彭德怀随后提及“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时，毛泽东回应道：“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这件事充份说明了林彪当时对彭德怀的事情看得没有那么清楚，尚不知道毛泽东等人对彭德怀的处理底线。
正如上述，林彪的讲话是大帽子不少，但是都很空洞，实质性内容不多，置彭德怀于死地的罪名更是毫无涉及。在整肃彭德怀问题上，林彪起的作用远小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例如在毛泽东下发彭德怀的信之前是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过的，再比如毛泽东决定在23日召开大会并发表关键性的讲话之前也是先和刘少奇、周恩来通气。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使会议气氛骤然紧张，形势急转直下，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对彭德怀问题的定性起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彭德怀的“里通外国”与“军事俱乐部”之罪
彭德怀的“里通外国”之罪名，更是和周恩来密切相关。15年后，1974年11月彭德怀病危，他在舌头已经僵硬、发音十分困难的弥留之际，仍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见当年那种恶毒诬陷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多么深重。问题长期未得到澄清，彭德怀是死不瞑目的。
至于“军事俱乐部”，第一次在参加全会人员面前明确提出来的也是周恩来。
中央决定随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之影响。此次会议上重点追查了“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的事情。根据彭德怀自述：
“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至于“里通外国”的事情，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雪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雪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
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彭德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是采用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会上，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可谓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一无所获。历届专案组都把“里通外国”作为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可在这个问题上都毫无结果。尽管毫无结果，它仍被列为专案组要审查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这件事，彭德怀曾恳切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声明：（“里通外国”问题）“如发现确凿事实，可以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由此可以看到这些罪名对彭德怀的伤害是如此之深，彭德怀对这些罪名的反应是多么的强烈。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真正对彭德怀定罪和伤害的人，是周恩来这些人，而非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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