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上面的本意是好的”

（一）

熙宁三年（1070年），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决定赌一把大的。

站在今天，或许可以说，1070年对于王安石，乃至对于整个北宋王朝，都是至为关键的一年。

两年前，王安石刚刚从地方来到东京工作。入京后仅一年时间，他就以火箭般的速度，升任副宰相。

不过，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都清楚，王安石什么病都没有，他在赌一个人的选择：

神宗皇帝的选择。

彼时，关于熙宁变法的争论，正在大宋朝堂上如水火之势。王安石深知，变法的关键，是皇帝本人的态度——如果神宗态度犹豫，踌躇不决，那么自己所提出的改革举措，注定沦为一纸空文。

王安石不是那种为了高官厚禄就甘愿苟且的人，他的性格中有极其执拗的一面。

王安石一生的“政敌”司马光，就曾这样评价他的性格:

“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

意思是说，王安石是个贤能的人才，但他在处理事务时过于固执，乃至刚愎自用。

可以说，这番“称病相逼，放手一搏”的行事风格，非常王安石——朝廷要么全面推行我的变法举措，要么我王安石去职赋闲。

神宗与王安石面对的压力，确实是空前的。自王安石进入中央，提出他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之后，庙堂之上的反对之声，便从未间断。

反对者中，不乏当时的名臣、重臣，如司马光、欧阳修、富弼、韩琦、韩维等等，他们称王安石的变法是“剥民兴利”。

这还算是顾及脸面的说辞，许多言辞激烈者，弹劾文章已不仅仅是人身攻击那么简单了。

翰林学士范镇就上书大骂：青苗法是盗跖之法。御史中丞吕诲甚至直接把王安石当做“国贼”：

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对浪潮，熙宁新法是去是留?

神宗最后的选择，无疑体现了他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也得以由此窥见在圣旨、批答以外，那不足为外人道的帝王心计。

（二）

历来人们谈论王安石变法，往往聚焦于变法的具体措施、得失优劣。

我倒以为，更应站在王安石当时所伫立的历史时局，思考、探究那个当时左右变法成败的关键人物：宋神宗。

神宗是一个极具欲望、野心和政治抱负的年轻皇帝，他在忽然间获得了可以左右世界的无边权力，但在现实层面却缺乏最基本的从政经验。

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以继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英宗在位仅3年9个月，政治上基本毫无作为，光忙着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争取名号了（。

当三十六岁的宋英宗赍志而殁，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仓促间登临皇位，这是一个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年纪。

年轻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充满斗志，雄心勃勃地憧憬着一番伟业。

坏处是尚未对世界有复杂深刻的洞见与思考，极易受他人影响蛊惑，尤其他生长于深宫之内的帝王之家，全然不知世事坎坷、曲折多变，对现实充满着天真的幻想与期待。

当神宗皇帝心怀壮志坐在龙椅上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接手的，其实是一个满是积弊沉疴的“烂摊子”。

其中最严峻，最紧迫，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便是大宋王朝的财政困境。国家需要养的人越来越多，冗吏、冗兵、冗费已经将朝廷的家底掏空了，整个宋王朝的财政已濒临崩溃。

当时北宋的财政窘迫到什么程度呢？

熙宁元年夏天，也就是神宗刚刚即位不久之后，河南河北遭地震和黄河决口，国库连赈灾的钱都凑不出来。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明码标价地出卖度牒（出家名额）和空名诰敕（就是卖官），以凑足赈灾粮款。

所以，当王安石喊出那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口号时，年轻的神宗被深深地震撼了。

没有任何一位帝王不盼望国富民强，何况这个年轻的皇帝，心里还希冀成就父辈所不能的政治图景：

他想要实现开疆拓土，驱逐蛮夷，恢复汉唐疆域的宏图霸业。

神宗大权在握后，不顾现实情况和反对的声音，亲自主持了西北拓边之战，可惜成绩寥寥，不仅将王安石变法所积攒的国库钱粮挥霍近半，还搭上了几十万百姓无辜的性命。当然，这是后话了。

想要驱蛮夷、复疆域，就要打仗。而打仗，打的是银子，是兵饷粮草。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用钱。

于是，当面对如斯窘境的宋神宗，碰上极具个人魅力和思想煽动性的王安石，那便是干柴烈火，君臣相见恨晚。

所以我以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全面、完整、迅速地实施，与其说是王安石天纵奇才，变法主张完美无缺，不如说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刚好契合了宋神宗内心的抱负与志愿。

（三）

如潮水般的批评涌向王安石变法，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政见不合、党争权斗”。

以新法中较为关键的青苗法为例，它确实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设计之初未曾预料的问题。

也因此，连前任宰相，赋闲在家的韩琦都看不下去了，他专门给神宗上书，批评青苗法。

韩琦表示，自己在河北所看到的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救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韩琦的批评是极其有力的，他的奏折也是导致王安石选择“称病”的直接原因，因为这份奏折真的令神宗对新法产生了动摇。

这不是因为老爷子批的狠，奏折写的妙。而是身为“两朝定策元勋，公忠体国老臣”，韩琦在当时的北宋朝廷之上，有着极高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王安石等“变法派”可以批评范镇、吕公著等“反对派”有私心，甚至指责司马光对新法的批评有私心，但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赋闲在家的韩琦，包括宋神宗本人，因为韩琦已经用一生的作为和德行，证明了自己对皇帝、对国家的绝对忠诚。

神宗反复阅读韩琦的奏疏之后，亲口承认：

“青苗法的确是有问题的。”

面对韩琦的批评，王安石不敢大意。为此，一代文豪王安石亲自执笔，写了一篇《驳韩琦疏》。

这是一篇精彩的反驳文章，不过它的核心阐述，其实可以用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来总结：

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

（四）

王安石不是神仙，“熙宁新法”也不可能是一套完美契合所有现实弊病的改革主张。

事实上，王安石所主张的新法，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的很多改革，不仅没能做到王安石所承诺的“民不加赋”，反而极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和疾苦。

譬如新法中的核心改革举措“青苗法”。乍一看，这新法甚妙，青苗法就是在民间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官方贷款，有需要的农民自愿借贷，等秋收后再还款。

这样一来，农民不必忍饥挨饿，不必害怕买不起种子种不了地，还不必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国家也可以获得合理的贷款利润，各得其所，简直完美。

但问题是，贷款既不由神宗本人发放，也不由当朝宰相王安石去发放，青苗法的实施，还是要依靠千千万万的大小官员去推行，督办。

写到这里，我便不由地想起和珅和大人，面对“迂腐清高”的纪晓岚，说的那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救什么民？”

青苗法的推行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和大人的那句话如果应到王安石的变法上，它应该改写成：

“欲利民，反利官”

新法显然无形中增加了地方官员的工作量，而如果自己从中得不到好处的话，地方官凭什么卖力地给你推行新法？

其实有一件反直觉的事是：

历史上的很多贪官是很勤奋的，而且办事能力也很强。对于贪腐奸佞的官员而言，其实他们不怕饥难战祸，反而怕天下太平无事。

有事，就需要官僚集团去解决，而只要办事，手握权力者便有利可图。

青苗法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其美好的意图很快就破产了。就连王安石自己的学生陆佃，后来都委婉地批评老师推行的青苗法并不完善，他对王安石说：

“新法不是不好，只是推行过程中无法贯彻初衷，结果反而给百姓造成了更大的困扰，比如青苗法就是如此。”

眼见皇帝对新法大加赞美大力支持，青苗法逐渐变成了官员们的“政绩竞赛”，为了出政绩，求升迁，讨皇帝宰相欢喜，许多地方官祭出了“层层加码”的大招。

青苗法在各地上演了形式不同的极限加码。它很快就变成了地方官员盘剥百姓的新工具，青苗法从农民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贷款，每家每户都必须借贷，且利息不低，在一些地区利息高达30%。

就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司马光在出知永兴军（永兴军即今西安市，这个官职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时发现，这强制的高利贷，一年要发两次，春天发一次，夏天再发一次。

这意味着，政府规定的所谓20%利息，其实高达每年40%。如果你家被强行摊派1万块钱的贷款额度，那一年借两次，到年底一共要还4000块的利息！

不仅如此，借还之中还有文章可以做，官府可以借你小米，让你还谷子，这其中如何换算，还是官府说了算。

农民们确实不必再忍受商人的高利贷了，他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以国家之名，强制摊派的高利贷。

（五）

王安石最终赌赢了。

而且神态恣意，大获全胜——神宗为了挽留他，甚至因为自己对新法的质疑摇摆，而屈尊为王安石写了一封郑重的道歉信。

经此一役，王安石彻底确立了自己在神宗心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即宰相曾公亮所谓的：“上与安石如一人”，从此开始了在变法之路上的纵横捭阖。

从结果来看，王安石的反驳固然未能说服韩琦、司马光等人，但他似乎“成功说服”了左右这场辩论的最关键人物——宋神宗本人。

神宗选择继续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这其中，皇帝的真实态度颇值得玩味。

面对韩琦、司马光等老臣、重臣连篇累牍的批评、反对，神宗皇帝内心对变法产生的所有顾虑，真的因为王安石的一番雄辩，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吗？

神宗虽然年轻，但他并不是一位愚钝的皇帝。或许，站在帝王的视角，他看到了韩琦、司马光等人看不到的东西，一些他欲要实现心中伟业，而必须、亟需的东西：

“新法”为国库创造的财富，是立竿见影的丰厚。

仅熙宁六年一年，仅新法中的青苗法，就为大宋朝廷创造了高达2920000贯的贷款利润。

有学者曾根据北宋的米价做过换算，1贯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700元，如此换算的话，那这292万贯便相当于今天的20多亿人民币。

对于当时北宋这样的纯农业国家而言，这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大钱，肥肉。而这么大一笔钱，不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也不是因为每亩土地的产出翻倍了，其中的每一文，都是从原本生活就很艰难的百姓手中剥敛来的。

正如司马光所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况且我们不该忽视，北宋老百姓赚1贯钱，其辛苦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的打工人，比如那时做一名重体力的搬运工，日薪不过200文，一个精壮汉子要卖上整整5天的大力气，才能赚到1贯钱。

神宗是不是真的相信王安石的辩词，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我们不难推断，或许神宗对变法产生的种种问题疑虑仍在，对变法施行中的种种畸变，以及这畸变对民间所造成的种种苦痛，也一清二楚。

而王安石的辩白其实并未能真正说服神宗本人，但神宗有自己的“不得已”，为了实现自己开边拓疆的丰功伟业，面对国库不断充盈的金银财物，这位颇具野心的皇帝选择——

“再苦一苦百姓。”

所以，几年之后，当神宗不堪压力最终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但政策路线上，却仍然沿用与坚持“熙宁新法”，便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王安石罢相之后，面对朝堂上恢复旧制的声浪，神宗专门降下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诏书。

诏书中明确表示，新法可以不断完善，但决不能推翻，胆敢再有谤议、违背新法的官员，“必罚而不赦!”

1070年，大宋王朝迎来了一次至为关键的转折。一个必欲开疆拓土“大有为”的青年天子；一个逢君之欲，顺势而为，心中早已绘就一副宏伟蓝图的改革宰相，二人合力之下，“靡然变天下风俗”，已成定局。

而对于北宋的百姓而言，一个更艰辛、更凄苦、更颠沛的时代正在轰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