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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www.creaders.net | 2024-09-16 11:53:16  思维补丁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上面的本意是好的”

(一)

熙宁三年(1070年),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决定赌一把大的。

站在今天,或许可以说,1070年对于王安石,乃至对于整个北宋王朝,都是至为关键的一年。

两年前,王安石刚刚从地方来到东京工作。入京后仅一年时间,他就以火箭般的速度,升任副宰相。

按常理,这正是一个实权高官大显身手、干劲十足的时期。但在1070年的二月初,王安石突然以身体原因递交了一份辞呈,请皇帝免了自己的官,给个闲职回家养病。

不过,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都清楚,王安石什么病都没有,他在赌一个人的选择:

神宗皇帝的选择。

彼时,关于熙宁变法的争论,正在大宋朝堂上如水火之势。王安石深知,变法的关键,是皇帝本人的态度——如果神宗态度犹豫,踌躇不决,那么自己所提出的改革举措,注定沦为一纸空文。

王安石不是那种为了高官厚禄就甘愿苟且的人,他的性格中有极其执拗的一面。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王安石一生的“政敌”司马光,就曾这样评价他的性格:

“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

意思是说,王安石是个贤能的人才,但他在处理事务时过于固执,乃至刚愎自用。

可以说,这番“称病相逼,放手一搏”的行事风格,非常王安石——朝廷要么全面推行我的变法举措,要么我王安石去职赋闲。

神宗与王安石面对的压力,确实是空前的。自王安石进入中央,提出他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之后,庙堂之上的反对之声,便从未间断。

反对者中,不乏当时的名臣、重臣,如司马光、欧阳修、富弼、韩琦、韩维等等,他们称王安石的变法是“剥民兴利”。

这还算是顾及脸面的说辞,许多言辞激烈者,弹劾文章已不仅仅是人身攻击那么简单了。

翰林学士范镇就上书大骂:青苗法是盗跖之法。御史中丞吕诲甚至直接把王安石当做“国贼”:

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对浪潮,熙宁新法是去是留?

神宗最后的选择,无疑体现了他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也得以由此窥见在圣旨、批答以外,那不足为外人道的帝王心计。

(二)

历来人们谈论王安石变法,往往聚焦于变法的具体措施、得失优劣。

我倒以为,更应站在王安石当时所伫立的历史时局,思考、探究那个当时左右变法成败的关键人物:宋神宗。

神宗是一个极具欲望、野心和政治抱负的年轻皇帝,他在忽然间获得了可以左右世界的无边权力,但在现实层面却缺乏最基本的从政经验。

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以继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英宗在位仅3年9个月,政治上基本毫无作为,光忙着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争取名号了(。

当三十六岁的宋英宗赍志而殁,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仓促间登临皇位,这是一个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年纪。

年轻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充满斗志,雄心勃勃地憧憬着一番伟业。

坏处是尚未对世界有复杂深刻的洞见与思考,极易受他人影响蛊惑,尤其他生长于深宫之内的帝王之家,全然不知世事坎坷、曲折多变,对现实充满着天真的幻想与期待。

当神宗皇帝心怀壮志坐在龙椅上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接手的,其实是一个满是积弊沉疴的“烂摊子”。

其中最严峻,最紧迫,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便是大宋王朝的财政困境。国家需要养的人越来越多,冗吏、冗兵、冗费已经将朝廷的家底掏空了,整个宋王朝的财政已濒临崩溃。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当时北宋的财政窘迫到什么程度呢?

熙宁元年夏天,也就是神宗刚刚即位不久之后,河南河北遭地震和黄河决口,国库连赈灾的钱都凑不出来。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明码标价地出卖度牒(出家名额)和空名诰敕(就是卖官),以凑足赈灾粮款。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所以,当王安石喊出那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口号时,年轻的神宗被深深地震撼了。

没有任何一位帝王不盼望国富民强,何况这个年轻的皇帝,心里还希冀成就父辈所不能的政治图景:

他想要实现开疆拓土,驱逐蛮夷,恢复汉唐疆域的宏图霸业。

神宗大权在握后,不顾现实情况和反对的声音,亲自主持了西北拓边之战,可惜成绩寥寥,不仅将王安石变法所积攒的国库钱粮挥霍近半,还搭上了几十万百姓无辜的性命。当然,这是后话了。

想要驱蛮夷、复疆域,就要打仗。而打仗,打的是银子,是兵饷粮草。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用钱。

于是,当面对如斯窘境的宋神宗,碰上极具个人魅力和思想煽动性的王安石,那便是干柴烈火,君臣相见恨晚。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所以我以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全面、完整、迅速地实施,与其说是王安石天纵奇才,变法主张完美无缺,不如说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刚好契合了宋神宗内心的抱负与志愿。

(三)

如潮水般的批评涌向王安石变法,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政见不合、党争权斗”。

以新法中较为关键的青苗法为例,它确实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设计之初未曾预料的问题。

也因此,连前任宰相,赋闲在家的韩琦都看不下去了,他专门给神宗上书,批评青苗法。

韩琦表示,自己在河北所看到的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救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韩琦的批评是极其有力的,他的奏折也是导致王安石选择“称病”的直接原因,因为这份奏折真的令神宗对新法产生了动摇。

这不是因为老爷子批的狠,奏折写的妙。而是身为“两朝定策元勋,公忠体国老臣”,韩琦在当时的北宋朝廷之上,有着极高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王安石等“变法派”可以批评范镇、吕公著等“反对派”有私心,甚至指责司马光对新法的批评有私心,但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赋闲在家的韩琦,包括宋神宗本人,因为韩琦已经用一生的作为和德行,证明了自己对皇帝、对国家的绝对忠诚。

神宗反复阅读韩琦的奏疏之后,亲口承认:

“青苗法的确是有问题的。”

面对韩琦的批评,王安石不敢大意。为此,一代文豪王安石亲自执笔,写了一篇《驳韩琦疏》。

这是一篇精彩的反驳文章,不过它的核心阐述,其实可以用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来总结:

上面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

(四)

王安石不是神仙,“熙宁新法”也不可能是一套完美契合所有现实弊病的改革主张。

事实上,王安石所主张的新法,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的很多改革,不仅没能做到王安石所承诺的“民不加赋”,反而极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和疾苦。

譬如新法中的核心改革举措“青苗法”。乍一看,这新法甚妙,青苗法就是在民间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官方贷款,有需要的农民自愿借贷,等秋收后再还款。

这样一来,农民不必忍饥挨饿,不必害怕买不起种子种不了地,还不必忍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国家也可以获得合理的贷款利润,各得其所,简直完美。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但问题是,贷款既不由神宗本人发放,也不由当朝宰相王安石去发放,青苗法的实施,还是要依靠千千万万的大小官员去推行,督办。

写到这里,我便不由地想起和珅和大人,面对“迂腐清高”的纪晓岚,说的那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救民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还救什么民?”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青苗法的推行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和大人的那句话如果应到王安石的变法上,它应该改写成:

“欲利民,反利官”

新法显然无形中增加了地方官员的工作量,而如果自己从中得不到好处的话,地方官凭什么卖力地给你推行新法?

其实有一件反直觉的事是:

历史上的很多贪官是很勤奋的,而且办事能力也很强。对于贪腐奸佞的官员而言,其实他们不怕饥难战祸,反而怕天下太平无事。

有事,就需要官僚集团去解决,而只要办事,手握权力者便有利可图。

青苗法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其美好的意图很快就破产了。就连王安石自己的学生陆佃,后来都委婉地批评老师推行的青苗法并不完善,他对王安石说:

“新法不是不好,只是推行过程中无法贯彻初衷,结果反而给百姓造成了更大的困扰,比如青苗法就是如此。”

眼见皇帝对新法大加赞美大力支持,青苗法逐渐变成了官员们的“政绩竞赛”,为了出政绩,求升迁,讨皇帝宰相欢喜,许多地方官祭出了“层层加码”的大招。

青苗法在各地上演了形式不同的极限加码。它很快就变成了地方官员盘剥百姓的新工具,青苗法从农民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贷款,每家每户都必须借贷,且利息不低,在一些地区利息高达30%。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就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司马光在出知永兴军(永兴军即今西安市,这个官职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时发现,这强制的高利贷,一年要发两次,春天发一次,夏天再发一次。

这意味着,政府规定的所谓20%利息,其实高达每年40%。如果你家被强行摊派1万块钱的贷款额度,那一年借两次,到年底一共要还4000块的利息!

不仅如此,借还之中还有文章可以做,官府可以借你小米,让你还谷子,这其中如何换算,还是官府说了算。

农民们确实不必再忍受商人的高利贷了,他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以国家之名,强制摊派的高利贷。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五)

王安石最终赌赢了。

而且神态恣意,大获全胜——神宗为了挽留他,甚至因为自己对新法的质疑摇摆,而屈尊为王安石写了一封郑重的道歉信。

经此一役,王安石彻底确立了自己在神宗心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即宰相曾公亮所谓的:“上与安石如一人”,从此开始了在变法之路上的纵横捭阖。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从结果来看,王安石的反驳固然未能说服韩琦、司马光等人,但他似乎“成功说服”了左右这场辩论的最关键人物——宋神宗本人。

神宗选择继续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这其中,皇帝的真实态度颇值得玩味。

面对韩琦、司马光等老臣、重臣连篇累牍的批评、反对,神宗皇帝内心对变法产生的所有顾虑,真的因为王安石的一番雄辩,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吗?

神宗虽然年轻,但他并不是一位愚钝的皇帝。或许,站在帝王的视角,他看到了韩琦、司马光等人看不到的东西,一些他欲要实现心中伟业,而必须、亟需的东西:

“新法”为国库创造的财富,是立竿见影的丰厚。

仅熙宁六年一年,仅新法中的青苗法,就为大宋朝廷创造了高达2920000贯的贷款利润。

有学者曾根据北宋的米价做过换算,1贯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700元,如此换算的话,那这292万贯便相当于今天的20多亿人民币。

对于当时北宋这样的纯农业国家而言,这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大钱,肥肉。而这么大一笔钱,不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也不是因为每亩土地的产出翻倍了,其中的每一文,都是从原本生活就很艰难的百姓手中剥敛来的。

正如司马光所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况且我们不该忽视,北宋老百姓赚1贯钱,其辛苦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的打工人,比如那时做一名重体力的搬运工,日薪不过200文,一个精壮汉子要卖上整整5天的大力气,才能赚到1贯钱。

神宗是不是真的相信王安石的辩词,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我们不难推断,或许神宗对变法产生的种种问题疑虑仍在,对变法施行中的种种畸变,以及这畸变对民间所造成的种种苦痛,也一清二楚。

而王安石的辩白其实并未能真正说服神宗本人,但神宗有自己的“不得已”,为了实现自己开边拓疆的丰功伟业,面对国库不断充盈的金银财物,这位颇具野心的皇帝选择——

“再苦一苦百姓。”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所以,几年之后,当神宗不堪压力最终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但政策路线上,却仍然沿用与坚持“熙宁新法”,便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王安石罢相之后,面对朝堂上恢复旧制的声浪,神宗专门降下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诏书。

诏书中明确表示,新法可以不断完善,但决不能推翻,胆敢再有谤议、违背新法的官员,“必罚而不赦!”

1070年,皇帝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1070年,大宋王朝迎来了一次至为关键的转折。一个必欲开疆拓土“大有为”的青年天子;一个逢君之欲,顺势而为,心中早已绘就一副宏伟蓝图的改革宰相,二人合力之下,“靡然变天下风俗”,已成定局。

而对于北宋的百姓而言,一个更艰辛、更凄苦、更颠沛的时代正在轰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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