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险上吊 “三反五反”逼死多少资本家？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披露：“‘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

　　到1956年，毛泽东发动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在中国大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

　　短短四年间，中共到底逼死多少资本家?真实的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知晓。但是，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深思。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为了争取民族资本家的支持，给民族资本家画了一张诱人的“大饼”。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中共将保障“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之一是私人资本主义。

　　1949年9月29日，中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共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当时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

　　中共翻脸要“革”资本家的“命”

　　1955年10月，毛泽东讲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

　　据《黄克诚自述》讲，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时，两人在晚餐时边吃边谈。毛问：“你认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将消灭资产阶级提上议事日程。

　　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指出：“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基本绝种了。”

　　1953年6月15日，毛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绝种”的总路线。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

　　“三反五反”，中共到底逼死多少资本家，真实的数字，可能永远无法知晓。

　　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

　　第一，三反。1951年底，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主要对象是党政军官员。

　　毛当时认为，一些官员之所以贪污腐败，是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毛将“三反”运动“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

　　第二，五反。1952年初，毛发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主要对象是资本家。

　　毛指出：要通过运动，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中共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伴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

　　到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了，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被逼死的三个资本家

　　上述消灭资产阶级的三大运动，都是以极左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其套路都是，将资本家名誉上搞得臭烘烘的，同时在经济上处处卡脖子，让你在走投无路之际，举手投降，被中共“共产”。过程中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许多资本家被逼自杀。

　　1.卢作孚之死

　　在中华民国时代，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公司。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民生公司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到1949年，民生公司更发展成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

　　1950年1月，在香港的卢作孚，在中共代表的游说下，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年6月，卢作孚将滞留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

　　1950年8月，卢作孚与中共签署《民生事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民生公司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卢作孚还热情响应中共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

　　但是，好景不长。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从镇反，到三反、五反，民生公司都受到重大冲击。与卢作孚一起艰苦创业的民生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杀，或被拘押，或被开除，或被遣散。到1952年初，民生公司财务陷入严重困境，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1952年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卢作孚也成了批斗对象。他被揭发以请吃饭、洗澡、看戏等方式腐蚀中共干部。

　　在短短三年内，中国曾经最好的民营企业被整垮了，这还不算完，中共还唆使一些人还对他的人格进行侮辱。

　　卢作孚不仅是近代中国中国著名实业家、平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而且人品很好。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个完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事业陷入绝境，人格受到侮辱，幻想彻底破灭，身心俱疲、绝望至极的卢作孚，1952年2月8日晚，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2.洗冠生之死

　　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是一个商业天才。他从学徒做起，1915年创办冠生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冠生园在全国各地的分店达37家，并配建有十多家食品厂，经营的食品达2000多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食品企业。

　　洗冠生创业，靠的不是坑蒙拐骗，而是信誉和质量。

　　但是，在中共建政初，因经济不景气，冠生园的经营出现重大困难。到“五反”前，冠生园已开始积欠工资。

　　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所得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发不出工资来。

　　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劳资双方尖锐对立，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薰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他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

　　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上门逼税。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3.鼎丰号老板之死

　　裴毅然的文章《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中，讲了一个被逼死的资本家的典型案例。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的张老板，在“五反”运动开始后，已经坦白交代了三次，但是，店员仍逼他“彻底坦白”。

　　当时，张老板的生日临近。他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外，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

　　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三反五反运动时，上海跳楼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上班后常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据说在当时的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

　　当时中共搞的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巨额的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如果找不到尸体会被中共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

　　因为自杀的人实在太多，为防止自杀蔓延，中共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增派士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均有士兵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结语

　　1951年10月3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在发言。(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中共建政后，投共的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是中共重点统战对象之一。

　　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荣毅仁也承受不住了，也不得不坦白自己的“罪行”。最初，他交代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

　　因子额巨大，他不得不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说实话：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它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财政部长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等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覆：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连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都被逼迫坦白违法获利2096亿，到了几乎要上吊的地步了，其他资本家的遭遇如何?

　　毛泽东大笔一挥，将荣毅仁划为“完全守法户”，毛发动三反、五反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毛以下，有多少中共官员一拍脑袋，就把所谓“不守法的”资本家送上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