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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捐了半个故宫! 晚年生病,不够格住单间

www.creaders.net | 2024-10-27 17:22:54  诗词中国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他出身名门,

  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

  他家财万贯,

  所居宅邸堪称京城一绝。

  他一生散尽家财,

  只为留住国宝,

  他一个人的捐赠,

  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说:

  他的名字,

  要么不知道,

  知道了,

  就再也不会忘记。

  他,就是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侄,

  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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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

  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

  7岁那年,

  他被其生父张锦芳,

  过继给做总督的伯父张镇芳,

  从此,张伯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

  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

  位高权重,家财万贯。

  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

  自然是锦衣玉食,

  吃穿用度,一应俱全。

  他聪颖好学,

  7岁入私塾,

  9岁能写诗,

  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

  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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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官宦之家,

  又生逢乱世,

  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

  民国元年,

  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

  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

  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

  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

  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

  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

  赋闲在家,

  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

  过得好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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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

  张伯驹虽家境殷实,

  常与阔公子为友,

  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

  他生活素淡,

  也不故作清高刻薄,

  喜同名士交涉,

  正因如此,

  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

  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

  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

  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

  只要看中,

  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

  “让你做官不去,

  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

  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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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张伯驹都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

  而闲散之际,

  他就经常会去一些风月场所走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张伯驹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

  --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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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素生于姑苏,

  祖上曾经做过宰相,

  可无奈到她父亲这一辈时,

  祖产已被挥霍一空。

  幼年时,其母遍请各地名师,

  教潘素研习音律、书画。

  13岁时,母亲病逝,

  继母便将她送去了青楼。

  因琴棋书画无一不通,

  潘素很快就红透整个上海滩,

  还获得了“潘妃”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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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张伯驹查完账目,

  就约着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

  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

  曲声和缓,余音绕梁。

  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

  颦蹙之间更显不凡,

  断定此女子不俗,

  就连忙问同行人:

  “台上这人是谁?”。

  当得知台上的,

  就是有“潘妃”之称的潘素之后,

  张伯驹便暗下决心,

  发誓要娶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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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

  也很快就获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当时的潘素,

  已经被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

  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

  连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强龙难压地头蛇,

  迫于无奈,

  张伯驹强抢不能,

  只得买通看守的兵卫,

  连夜将潘素带回北京

  迅速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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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婚之后,

  张伯驹深感潘素聪慧非常,

  又请人教给潘素画山水画,

  晨钟暮鼓,琴瑟和鸣,

  此后的几十年间,

  潘素从未离开过张伯驹的身边。

  潘素知书达理,

  再兼二人兴致相投,

  对于张伯驹收藏字画的爱好,

  她一贯选择支持。

  正因如此,

  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

  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

  收集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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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

  与张大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

  想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转卖给洋人。

  《平复帖》是陆机真迹,

  乃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

  上面盖满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

  素有“中华第一帖”的美誉。

  而溥儒曾将国宝级画作,

  唐代著名画马高手韩干的代表作《照夜白图》,

  卖给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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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驹听到消息后气得跺脚,

  如此无价之宝,

  一旦流失海外,

  必成千古之恨!

  于是他立刻找到溥儒,

  问所需多少大洋,

  溥儒张口便要20万,

  一毛钱都便宜不得,

  奈何实在有心无力,

  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

  直到1937年,

  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

  正是缺钱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就借出一万大洋,

  这令溥儒愧叹不已。

  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

  溥儒才终于答应4万大洋卖给张伯驹,

  为中国保住了这一无价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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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

  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

  十多卷珍品。

  而其代价,

  是变卖了家中,

  在京津两地的几乎所有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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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的一天早上,

  寄居上海的张伯驹正要出门办事,

  迎头走来三个大汉,

  绑了张伯驹便走。

  不久之后,

  潘素接到了电话,

  绑匪称没有200万,

  就等着收尸,

  这可急坏了潘素。

  别说200万了,

  一时间让拿出来这么多钱,

  100万也凑不到啊!

  情急之中,

  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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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潘素准备变卖字画赎人的时候,

  经过多方斡旋,

  潘素终于见到了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见到潘素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

  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

  我珍藏的那批字画,

  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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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

  绑匪害怕事情闹大,

  就把张伯驹交给了上海当地的的一个伪军头目,

  等潘素去要人时,

  头目一张口便是20根金条,

  无奈之下,

  潘素也只好四处借债,

  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曾对潘素说:

  “我死了没什么,

  它们才是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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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

  一直都细心保管,

  不敢有半点懈怠。

  北平沦陷的时候,

  为了保护国宝,

  潘素将这些名品字画,

  都缝进了被子里,

  一路担惊受怕,

  最终才把它们带出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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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

  古董商人马霁川,

  在北平拍卖一幅,

  素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珍品《游春图》。

  这幅画布局得当,运笔细腻,

  乃隋代著名画师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

  当时抗战已经结束,

  故宫正广泛收购民间珍品,

  张伯驹闻言之后,

  便请求故宫买下这幅传世名作,

  以免流失海外。

  马霁川却张口要价800两黄金,

  故宫方面也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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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在此时,

  有洋人称有意购得此画,

  张伯驹气得捶胸顿足,

  连忙放话给马霁川:

  “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

  万万不能出境。

  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

  把它转手洋人,

  谁就是民族败类,

  千古罪人!

  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马霁川也有些怕了,

  就松了松口说,

  “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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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价钱已经减少了很多,

  可对于家财散尽的张伯驹来说,

  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为了凑够买画的钱,

  张伯驹只好变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

  而这个宅子在京城之中,

  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

  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而建,

  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

  连马未都曾感叹说:

  “这宅子搁在今天,

  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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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凑够了钱,

  张伯驹便立刻前往马霁川处买画,

  可没过多久,

  就愁眉不展地回来了,

  一问才知,

  这马霁川托辞黄金成色不好,

  竟要追加20两,

  此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的张伯驹,

  哪能凑出这么多钱。

  无奈之下,

  潘素只得回到房里,

  将多年来珍爱的首饰金银,

  一应拿到当铺当了,

  才凑够了钱,

  终于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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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南京总统府遣人来买,

  并称愿意出50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

  而张伯驹却一口拒绝,称:

  “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而正是这些张伯驹用了半生守护,

  不惜倾家荡产,

  宁死不卖的国宝,

  在1956年时,

  被尽数捐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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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

  《平复帖》、

  《游春图》、

  《杜牧手卷》、

  《范仲淹手卷》等,

  8幅一级珍品。

  而这8幅作品,

  任拿出一件来,

  都是价值连城,

  不可估量地。

  时至今日,

  这些珍品还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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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政府意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时,

  张伯驹一口回绝,

  只答应收下了一张文化部颁发的奖状。

  当有人问起,

  为什么会无偿捐献这些绝品时,

  他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

  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

  其实,我是历尽辛苦,

  也不能尽如人意。

  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

  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

  真可睥睨外国。

  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

  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然而,一年之后,

  张伯驹却被打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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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的时候,

  张伯驹就喜欢听曲儿,

  还曾跟京剧大师余叔岩学过戏,

  后来,为了发扬“国粹”,

  张伯驹还创立了“国剧会社”。

  建国后,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

  他拉了一帮老艺人排演戏曲《马思远》,

  没想到却被人扣上了封建余孽的帽子,

  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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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时期,

  张伯驹曾和陈毅有过私交,

  经常在一起下棋,

  陈毅得知此事之后怒斥道:

  “张伯驹一个读书人,

  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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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

  “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

  一个渺小的凡人,

  生死得失,无关大局。

  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对此,

  陈毅还曾赋诗一首,

  送与张伯驹: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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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

  吉林博物馆候补有缺,

  陈毅便安排张伯驹夫妇,

  去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

  临行时,谈及此事,

  张伯驹也只是恬淡笑道:

  “国家大,人多,

  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

  也算不了什么,

  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

  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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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长春之后,

  张伯驹将毕生所学,

  悉数传授给了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们,

  还将30多件藏品,

  一并捐献给了吉林博物馆。

  其中包括张伯驹最为珍爱的一幅,

  南宋时期的《百花图》。

  此画不仅是中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

  对于张伯驹来说,

  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终生以书画为伴,

  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

  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而就是这样一幅重要的画作,

  张伯驹依旧选择了捐献。

  但就在此时,更大的浩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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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

  文革爆发,

  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隔离审查之后,

  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

  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年近70.

  舒兰县派来的人一看,

  “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

  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

  便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和潘素老两口儿,

  也只得冒着大雪赶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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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后,老两口才发现,

  原先的宅子已经成了大杂院,

  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

  无奈之下,

  两人只得找了一个,

  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来。

  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

  只能依靠朋友接济聊以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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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想到,

  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民国公子,

  迟暮之年竟却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贫并没有让张伯驹自哀自叹,

  相反,夫妇二人依旧在家赋诗作画,

  好似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而同当时许多被侮辱和诬陷的人不同,

  张伯驹并没有选择悼心疾首、愤愤不平,

  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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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也感叹道:

  “我深深觉得,

  他为人超拔,

  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

  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

  顶多十年八年,

  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

  所以他能坐观云起,

  笑看落花,

  视勋名如糟粕,

  看势力如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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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鼎盛之时,

  曾有10位管家,

  有4位负责中西餐的大厨,

  每逢会客,

  席间皆珍品无数,

  令人叹为观止。

  而多年之后,

  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时,

  只见他独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前:

  “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

  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

  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

  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

  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

  黄永玉事后不禁感叹道:

  “能喝此蹩脚红菜汤,

  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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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

  陈老总去世,

  张伯驹闻言悲痛不已,

  连忙前往吊唁,

  可碍于“反革命”的身份,

  张伯驹被挡在门外。

  无奈之下,

  张伯驹只得手书一挽联,

  被放置在了会场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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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悼会上,

  毛主席无意间看到偏角里的这幅挽联,问:

  “书法好,词也好,这是谁写的?”

  陈毅夫人张茜一听,

  忙说,“是张伯驹送来的!”

  主席问,“他现在还好吗?”

  张茜便如实讲述了张伯驹夫妻的处境。

  主席听后,不觉慨叹,

  嘱咐身后的周恩来说,

  “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这样,

  张伯驹进入了文史馆,

  潘素则进入了中国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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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宠辱不惊、生性豁达之外,

  张伯驹待人接物也从未有过派头,

  在后辈面前,

  更从来没有端过架子。

  红学大家周汝昌和张伯驹熟识之后,

  每每到张伯驹家中拜访,

  自行翻阅藏书字画,

  想来便来,

  想走就走,

  一点也不必拘礼。

  收藏大家王世襄,

  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

  但又不好开口,

  苦思许久之后,

  才提出请求,

  谁知张伯驹听完之后说,

  “你每次到我家来看,

  实在是太麻烦了,

  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吧。”

  王世襄大喜过望,

  连忙捧着《平复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

  生怕有丝毫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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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阴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的大红灯笼挂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张伯驹因为感冒,

  住进了北大医院。

  进入医院之后,

  张伯驹被安排进了一间8人病房,

  寒冬之中,

  病房里嘈杂非常,

  条件十分简陋。

  潘素便向医生提出,

  能否换一间人少一点的病房,

  却被医院一口回绝,

  理由是:不够级别。

  84岁的张伯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目睹着一个个病人的死亡,

  情绪十分低落,

  而当潘素再次向医院提出请求,

  又再次被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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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

  张伯驹只得有气无力地握着他的手,

  默默流下眼泪。

  两天之后,

  病房中又死一人,

  张伯驹的病情急转直下,

  成了肺炎。

  而就在上级领导的批文下达的前一天,

  1982年的2月26日,

  张伯驹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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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

  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

  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

  “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

  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

  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

  真正不朽者,

  张伯驹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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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生,

  如同一叶扁舟,

  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

  而他富不骄,贫能安,

  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境界,

  更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他行过的姿态,

  优雅而恬淡,

  他的格局之大,

  后人更难望其项背。

  而如今,

  却鲜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

  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

  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

  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再无人记起。

  这就是张伯驹,不论潮涨潮落,

  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

  这份品质,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

  时至今日,

  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知道他,

  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请记住他的名字,

  记住我们永远的先生,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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