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闻说，在朝鲜战争中，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造成志愿军惨重损失。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耳光，脸都打肿了，导致伟大领袖金日成一星期进食艰难。这个传闻早已死无对证，但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和谐”过。
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的分歧和不满，贯穿整个朝鲜战争始末。战争过程中，双方一直为军队统一指挥权归属、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铁路运输补给线管理权、停战谈判签字时机……等等问题，屡起冲突。譬如，谈判初期，朝鲜军队虽无力独自抵御美军攻势，但金日成对停战谈判却措辞激烈，甚至声称“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当中美因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金日成却希望中方接受美方条件，尽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劝说中方：大多数志愿军战俘以前是蒋介石军队的人，“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
彭金之间的矛盾，首推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问题。志愿军数十万部队入朝后，金日成已意识到由朝方统一指挥中朝军队并不现实，转而努力希望保持人民军指挥的独立性。第一次战役期间，双方因协调乏力，朝鲜党政军民的大撤退，严重堵塞道路，导致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还发生多起人民军误击志愿军事件，这促使彭考虑军队指挥权归属的统一。但金日成在这个问题上相当敏感，拒绝配合，坚持双方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还故意让人民军总部远离志愿军总部。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第三次战役，把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赶出了汉城。当中朝军队前锋到达三七线时，彭德怀忽然下令停止追击。得知这一消息，金日成闯进中朝联军司令部，劈头就问彭德怀：“好戏才开场，双方刚接触不几天，怎么就鸣金收兵了呢？再说，这么大的事，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啊！”
彭德怀心情沉重地说：“志愿军入朝作战已整整70天。现在统计，志愿军已伤亡5万余人，因病和冻死饿死的约5万，总计10万人，这个代价是巨大的。”
金日成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
彭德怀又说：“还有，因制空权没有解决，运输困难，前方没有粮食供给，棉衣不足，20万指战员向前推进追击途中，有一半人的鞋子丢了，烧饭的锅也丢了，战士们在如此严寒的冰天雪地里赤着脚、饿着肚子，叫他们怎么再追击？”
金日成仍然没有吭声。
“再说，”彭德怀看了一眼金日成，继续陈述他的理由，“据侦察，敌人退到洛东江，是想利用洛东江的天然屏障，在两岸加筑工事，诱我南进，加以歼灭。”邓华插话说：“停止追击是按照第三次战争计划实施的，你们的代表参加了讨论，计划也送到你的手中。所以，按照计划办，是没有必要再向你报告的。”
金日成听后说：“我对志愿军休整并不反对，只希望你们要缩短休整时间，可以边休整边追击，比如，可以先出动3个军追击，其余几个军休整一个月再南进不行吗？”
彭德怀回答说：“不行，敌人是诱我南进，想将我军逐个围歼，假如继续追击，我军一定会吃亏的。”
金日成又说：“南下假如不能歼灭敌人，解放城镇乡村，扩大领土也是好事啊！”
双方争执不下，僵持了将近3个小时。最后，闹到中国和苏联的最高领袖处，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斯大林的一纸电文：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彭德怀是天才的军事家，今后一切要听彭德怀的。
彭金在朝鲜战场上芥蒂颇深，战场之外也无例外。据志愿军司令部参谋杨迪回忆：“195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40岁生日，朝鲜方面要举行祝寿庆典，三次请彭德怀同志去参加祝寿活动，每次都是派党政军最高级领导来邀请，彭总就是坚决不去，记得当时彭总说话的大意是：现在前方的指战员正在浴血奋战中，朝鲜国土被敌人轰炸成一片废墟，人民正处在最艰难困苦，无以为生中，怎么40岁生日就搞祝寿庆典呢?友方领导同志由此而对彭总又一次积怨。”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兵力在朝鲜的最高峰达到约135万人（1953年5月），并在战争不同阶段轮换，共计240万人参与朝鲜作战。此外，还有大量东北地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为战争支援服务，总人数超过300万 。
1953年签署的《朝鲜停战协定》结束了三年的战争，但没有带来正式的和平协议。中国志愿军继续留驻朝鲜，名义上是为了维护停战后的安全和稳定。然而，这种驻军对于朝鲜来说也意味着主权的受限，尤其是在朝鲜内部政治稳定逐渐恢复后，金日成越来越希望摆脱这种军事依赖。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驻留，在重建和维持秩序中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行为引发了不满。志愿军的长期驻扎不仅给当地经济和资源带来负担，还导致与朝鲜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升级。金日成政府逐渐认为，志愿军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北朝鲜的自主权，还威胁到他个人的权力基础。这种摩擦推动了金日成在1950年代中后期的“去中国化”努力。
1956年是中朝关系的关键点。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后，金日成政府试图平衡来自中苏两国的压力，并开始排斥党内亲中的“延安派”干部（即在中国学习或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北朝鲜领导人）。这不仅是内部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也反映了金日成对中国影响的抵触。8月的朝鲜劳动党全会上，金日成迅速镇压了对其政权的批评声浪，并指控批评者为“反党分子”，一些“延安派”成员仓惶逃到中国。
中苏两党磋商后，决定派遣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前往朝鲜，调停此次事件。出发前，毛泽东曾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明确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毛泽东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令“党内充满恐怖情绪”。
据称，中苏两党曾考虑过，如果此次彭德怀等人访谈不成，则废除金日成，另起炉灶。彭德怀等人到朝鲜后，与金日成有过两次秘密深谈，具体内容迄今未曾披露，但显然最终没能解决问题，金日成继续施展他的铁腕手段，牢牢控制了朝鲜的统治权。
驻扎在朝鲜的志愿军及其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金日成的心头大患。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建议联合国出面解决外国驻军问题，向中国志愿军发出离开的信号。这一提议对中国而言具有高度挑衅性，因为当时联合国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法律上只承认韩国政府。如果联合国介入协调驻军问题，这无疑是对中国的直接否定。北朝鲜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国际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向中国施压。
中国在面对朝鲜要求撤军的举动时，尽管心存不满，但并未选择公开对抗。这是因为中国需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同时也不希望因朝鲜问题而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中国逐步撤回志愿军，而金日成趁机成功地通过一系列清洗和权力整合，确保了政权的稳定与独立。1958年，志愿军全面撤离朝鲜，标志着中朝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一年后的1959年，原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批判，金日成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共，“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要说什么？不言而喻，自然是“落井下石”，报那两耳光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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