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胆寒的契丹人 曾被他按在地上摩擦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契丹”这个民族，但是“契丹”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是讲不清楚的。“契丹”之名最早见于北魏，其族源属于东胡族系，多谓其出于鲜卑宇文部别支。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齐天保四年(553年)，文宣帝高洋亲率士卒，大破契丹，“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百万头。”

从上述战争规模看，南北朝时期的契丹已经是人齿渐繁，规模可观了。据《旧唐书·契丹传》记载：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

后来非常强大的契丹人，在历史上曾经臣属于突厥人。隋文帝杨坚在《伐突厥诏》中有这样一段控诉突厥残暴奴役周边部族的文字，说他们“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类万聚，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

隋文帝檄文中所说的“东夷诸国”，指的就是契丹、奚、靺鞨诸族，“西戎”指西域诸国。开元十三年（726年）东突厥毗伽可汗默棘连曾经对唐朝使者说：“奚及契丹旧是突厥之奴”。契丹在突厥统治之下，备受奴役，苦于沉重赋税和兵役征发之苦。

唐帝国建立之后，对于契丹采取了一种扶持策略，企图达到以夷狄制夷狄的目的。唐贞观二年（628年），契丹大贺氏联盟首领摩会向唐朝贡，很明显是要借助唐朝摆脱突厥控制。突厥的颉利可汗向唐廷提出以交出梁师都为条件，要求唐廷放弃契丹。唐太宗给予的回答是：

契丹、突厥不同类，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师都，唐编户，盗我州部，突厥辄为助，我将禽之，谊不可易降者。

此时的唐太宗正有意解决突厥问题，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以夷狄制夷狄”的机会。第二年，摩托会再次入朝，唐廷“赐鼓纛，由是有常贡”，唐与契丹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威震四夷。

解决东突厥之后，漠北薛延陀部族又开始崛起，“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

至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为唐攻破，其国遂灭。东突厥和薛延陀的灭亡使契丹少了两个强大的对手，为日后的坐大奠定了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设立羁縻性质的松漠都督府，以契丹大贺氏联盟长窟哥为左 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并赐姓李氏，契丹各部酋长也转为各州刺史，隶属于松漠都督府。 

唐朝周边的各民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勃兴崛起，其中尤以吐蕃盛强。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唐将李敬玄领精锐十八万再次进入青海，与吐蕃军队在承风岭大战数日，唐军战败而归。

唐朝在边防上的优势衰退，突厥势力得以慢慢复兴。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开始，被安置在漠南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突厥降部就屡兴叛乱。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阿史那骨咄陆自称可汗，复兴突厥汗国。从此之后，唐朝北境又陷入剧烈动荡之中。

武周代唐之后，原本一直恭顺的契丹却出了乱子。李唐—武周易代之时，朝局出现一定动荡。武皇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初，契丹发生饥荒。负责统驭北方诸族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处置不当，非但没有赈给，反而视契丹首领如奴仆，此后还多次侵侮其管辖的契丹部属。

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松漠都督府都督李尽忠以此为机会，同时又趁唐廷受困于吐蕃、突厥之机，与其妻兄契丹首领孙万荣，一同起兵，诛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反抗武周，自称无上可汗，并侵扰河北之地。

武则天为了平灭契丹叛乱，及时调整了突厥政策。在唐、突厥等的联合攻击下，这次叛乱只持续了一年多就失败了。经此战后，大贺氏联盟部落凋散，其余众多附于突厥。

契丹人经此一役，势力大为削弱，甚至就要湮没于其他部族之中了。直到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趁突厥默啜可汗势力衰落，率部内附，契丹与唐朝恢复和睦修好。

在契丹与唐朝恢复友好关系的同时，后突厥汗国却不可扼挽地走向了终结，这与北部边疆游牧部族的新陈代谢有着很大关系。直到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怀仁可汗骨力裴罗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从此结束了突厥断续在中国北方近200年的统治。

突厥既灭，契丹却又沦为回纥的臣属。宋人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记载：“契丹旧为回纥牧羊，鞑靼旧为回纥牧牛”。《资治通鉴》中记载“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

契丹人在回纥的控制下，日子并不比突厥人做主的时候好多少，“回鹘比者自恃兵强，久为桀骜，淩虐诸部，结怨近邻”，契丹受其如此诛求奴役，自然不堪忍受。

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发源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攻灭回鹘，契丹才结束了近一百年的对回纥的依附。武宗会昌二年（842 年），契丹的屈戍可汗再次归附唐朝，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唐廷赐予“奉国契丹之印”，以取代之前回纥人颁给的印信。

在晚唐藩镇体系中，有很多节镇承担着边防职能，负责防御周边异族势力，幽州镇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保卫唐朝东北边境。唐末割据幽州的刘仁恭父子，在称雄一方的同时，也承担了遏制奚、契丹等族的重任。

在历史上先后被突厥、回纥等民族奴役过的契丹人，到了晚唐时期，已然崛起成为唐朝新的边患。据《新唐书》记载，唐僖宗光启年间，“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契丹）乃钞奚、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

刘仁恭父子所面对的契丹对手正是历史上契丹王朝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

阿保机出身于迭刺部世里家族。遥辇氏联盟时代，迭刺部是八部中最为强大的一个部，阿保机七世祖涅里，在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杀李过折后被唐任为松漠都督，后逊位于遥辇氏祖午可汗（李怀秀）。从涅里起，世里家族“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

到了阿保机时代，契丹部族势力已经比较强大，开始开疆拓土，“已有广土众民之志”。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成为迭刺部的夷离堇，专门负责征讨。两年之后，又称为于越，全面负责迭剌部的军国大事。

雄踞幽州的刘仁恭集团，在遏制契丹问题上还算比较成功的。宋人晁无咎曾经说过，刘仁恭“内困太原之讨，且殚其力以求附梁，虑亡不暇，而犹能外病契丹。”赵宋建国之后，一直就受迫于契丹压力，可谓久辱于外夷，刘仁恭昔日对契丹的遏制在宋朝士大夫眼中自然是成功的。

晁无咎这样的宋朝士人对赵宋建国之后废除藩镇的政策有些非议，认为是矫枉过正。事实上，刘仁恭集团在防御契丹问题上确实有很多成功策略，但是幽州集团与契丹的争衡之中，可以说是互有胜负。

刘仁恭在对付契丹的问题上，有过一些很成功老辣的办法。譬如，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中就记载了，“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贿仁恭买牧地。”

刘仁恭利用霜降之后，野草枯萎，放火焚烧，从而达到饿死契丹军马，克敌制胜的目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九《烧荒》也说过：

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

可见，以烧荒为手段，对付外敌骑兵的办法，古已有之，刘仁恭算是其中操作的比较成功的一位。契丹战马饿死，只能被迫服软，向刘仁恭低头认怂“乞盟”。不过，这样的策略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契丹问题，只要稍得喘息，他们势必继续侵扰幽蓟地区。

刘仁恭用放火烧荒的办法解决了契丹骑兵的问题，但契丹人只是暂时受挫，被迫向幽州服软，厚贿求盟。但是，稍事喘息，契丹人便卷土重来。据《旧五代史》记载，“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数来寇钞。”

刘仁恭执政后期，出居大安山，倒并不是说明它荒政怠政了，只是权力中枢机构发生了地理位置的变动而已。契丹之所以敢于“背盟”，敢于“数来寇钞”，其真正原因还是自身势力强大了。

当时，那为日后囚父杀兄的刘守光驻军于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万骑攻之”。刘守光在对付契丹人的问题上有几分手腕，颇有乃父之风。刘守光对契丹人虚与委蛇，“伪与之和，张幄幕于城外以享之”。

在城外设下酒席，目的就是让对方消除疑虑，待到契丹人“部族就席”，坐下来准备吃酒的时候。刘守光事先准备好的伏兵突然杀出，“擒舍利王子入城”。主帅被擒，契丹人顿时大乱，“虏众大哭”。

契丹人先是“请纳马五千以赎之”，但是刘守光没同意。最后，这件事的解决是“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契丹人花大钱贿赂了刘仁恭，才将舍利王子捞了回去。契丹这一次吃亏，元气大伤，“自是十余年不能犯塞”。

契丹人会为了一个舍利王子，再次向幽州集团认怂，只能说明这位王子很重要。历史上，刘守光设“鸿门宴”擒住契丹舍利王子的事情称之为“牛酒之会”。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记载：

契丹王阿保机遣其妻兄述律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虏众大哭，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然后归之。

原来这位舍利王子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契丹实际当家人耶律阿保机的大舅子述律阿钵。对于这件事，《旧五代史》卷九十八《萧翰传》亦有载：

萧翰者，契丹诸部之长也。父曰阿钵。刘仁恭镇幽州，阿钵曾引众寇平州，仁恭遣骁将刘雁郎与其子守光率五百骑先守其州，阿钵不知，为郡人所给，因赴牛酒之会，为守光所擒。契丹请赎之，仁恭许其请，寻归。其妹为阿保机妻，则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国人谓翰为国舅。

从上述几个文献互证来看，舍利王子与述律阿钵实为一人，朱言甚至疑心“舍利”与“述律”的对相同契丹语发音的不同汉语音译。述律阿钵是萧翰的父亲，淳钦皇后的哥哥，他大概是受了耶律阿保机的指挥而南侵幽蓟。

当时契丹人名义上的君主还是钦德可汗，但自从天复三年（903年），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已是契丹的实际首领，而钦德可汗可能已经并不任事了。“牛酒之会”以后，契丹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南下侵扰幽蓟地区。

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在经营幽州、抵御契丹的问题上，还是有过不少得力的办法。首先，刘仁恭训练了一支专门应对契丹南侵的军队，“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

刘守光夺位之后，对于防御契丹，依然十分重视，“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北山兵以应契丹”，刘氏父子招募的军队很多来至山北，这里地近塞外，民风彪悍、习于骑射、吃苦耐劳，与契丹交兵，勇悍程度相当。

除了常规军事手段之外，刘氏父子还实践了汉人惯用的“以夷制夷”战略，利用北方诸族与契丹的矛盾，扶植羽翼，在北疆构筑起立体防线。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幽州集团对于黑车室韦的扶植利用。

黑车子室韦早期活动在大兴安岭地区，曾经依附于一度强大的回鹘。黑车子之名见诸于汉文史料，最早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唐相李德裕所拟赐回鹘人诏书之中，“秋热，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

黑车子属于室韦—达怛部落共同体，所以黑车子室韦又可以成为黑车子达怛。公元840年“回鹘国破、种人分散之时”，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黑车子室韦由今霍林河流域以北南下，至中国塞外，契丹兴起时，则黑车子室韦更南迁至中国近塞。

黑车子之名缘何得来？据《辽史·国语解》的解释，“黑车子：国也。以善制车帐得名。契丹之先，尝遣人往学之。”从此处可知，黑车子之名是由于这些室韦—达怛部落善于制做黑色车帐而得。

10世纪初，契丹人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兴起之后，与之相邻的黑车子室韦部落首当其冲，成为必须要征服的对象。在当时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割据幽州的刘仁恭与黑车子室韦有着互为援引的要求。

据《辽史·太祖纪》记载，唐天复三年（904年）九月，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讨伐黑车子室韦。对于刘仁恭而言，出手帮助黑车子，就是遏制契丹南进，捍卫幽州地区安全。所以，“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

没想到，赵霸大军达到武州（河北宣化）之时，就被契丹的谍报人员知晓。于是，契丹人在桃山埋伏重兵，派遣一个叫牟里的室韦人伪称是黑车子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待到赵霸中计，率军至于桃山之后，契丹伏兵四面杀出，将幽州军全歼，并擒获赵霸。此战大胜之后，契丹人又乘胜大破黑车子。

刘仁恭此番联兵黑车子虽然失败，但是起码说明了幽州集团已经与黑车子室韦结成了共同抵御契丹的军事同盟，黑车子在刘仁恭构建的幽州北疆防御体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黑车子的存在，确实也牵制了契丹的力量，缓解了刘氏集团的压力。直到朱梁开平三年（909年），契丹才彻底解决黑车子问题。

除了黑车子之外，奚族也被刘氏集团纳入对抗契丹人的盟友范围。奚族与契丹其实是同一源头，均属东部鲜卑宇文部。“其人善射猎，好与契丹战争”。两族相争之中，契丹占据上风。

在契丹的打击下，唐末的奚族已经迁“居阴凉川，在营府之西，幽州之西南”，“后徙居琵琶州，在幽州东北数百里”，也即在古北口之北。

奚人迫于契丹打击，迁至幽州附近，依附于刘仁恭集团。奚、霫等族部落，有很多部众被编入了刘仁恭集团的军队，“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

契丹人有意南进，就必须突破幽州刘仁恭集团的势力。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在与契丹人的争衡之中，颇会利用“以夷制夷”之策。契丹同样也会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寻找对付幽州集团的盟友。

割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集团与幽州刘氏集团恩怨复杂，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的木瓜涧之役，刘仁恭重创李克用，算是结下了不小的仇。种种因素，尤其是都要对付刘仁恭，促成了契丹与李克用的结盟。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阿保机与李克用在云州（今山西大同）首次会盟，二人结为兄弟，阿保机应允了“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的请求。于是，阿保机在双方结盟后不久便发兵进攻刘仁恭，因而史籍中有“为克用破刘仁恭，而中国畏之”的记述。

两年之后，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已然成为定局，李唐国祚将终难以扼挽。中原局势的变动迫使晋王李克用同阿保机进行了第二次云州会盟，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岁，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王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

第二次会盟，很明显是李克用占下风，契丹首领阿保机率众三十万，原本是打算进攻云州的。晋王李克用这一番可以说是“求盟”，双方再次结盟，并以朱梁集团为共同敌人。

事实上，契丹对于李克用集团而言也是潜在敌人，这种结盟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在这次云州会盟中，李克用部下对其献策说：“因其來，可擒也。”但是李克用却说：“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

阿保机与李克用二次会盟之后，表面上双方关系融洽和谐。李克用送给契丹人“金缯数万”，阿保机则送给李克用三千匹战马及其他数万头牲畜。但是，令李克用没有想到的是，阿保机返回草原之后，竟然立即背盟，“更附于梁”，投到了朱温阵营。

如果仅仅从道德角度谴责阿保机的背信弃义，那是没有意义的。契丹部落联盟与中原政权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各部通过向中原政权进贡物品来换取中原政权的封赏。

李唐以后，契丹首领获得唐朝册封成为他们在族内维持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廷册封契丹首领窟哥为松漠都督，并赐姓李氏开始，这种模式就成为契丹政治的一种常态。

契丹首领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不仅有助于加强同正朔王朝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主要的是使首领自身在契丹族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阿保机在成为契丹部族首领之后，也一直积极寻求唐朝册封。但是。李唐天命将终，已经无法完成对契丹首领地位合法性的认可。

朱温篡唐之后，虽然并没有实现大一统，仅仅中原地区就还有李克用、李茂贞、刘仁恭等割据势力与之对抗，河朔藩镇尚保留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是，从整体实力看，朱梁王朝在当时依然是原唐帝国版图内最强大的集团，也最有希望实现帝国再次一统。

对于朱梁政权而言，结交契丹也不失为一种对付李克用、刘仁恭的办法。据《辽史》记载，“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

朱温的“遣使来告”无疑是一种正朔的宣示，也是友好的试探。那么，契丹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旧五代史》中记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

阿保机向朱温求册封，很显然和先前会盟李克用的政治立场相悖。但是，对于契丹人而言，寻求中原正朔的认可，是一种本族利益优先的选择。但是，朱温对这件事反应却并不明智。他在给阿保机的回信中说：

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服，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仇，与尔便行封册。

朱温是想让阿保机先去消灭李克用集团，然后再将册封作为政治回报实施。阿保机是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兵，让自己成为朱梁政权与晋王集团相互攻伐的棋子，他只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出手。

既然如此，双方条件相差很大契丹虽然同后梁通使交聘，但阿保机所希冀的“册封”却并未真正的实现。即便如此，李克用仍对阿保机的“背盟”难以释怀。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病死，在临终之时，也不忘契丹背信弃义之仇，“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

李存勖接班之后，在政治上比乃父要理智成熟许多。朱温趁李克用新丧之际，派军大举进攻潞州。李存勖为了对抗朱梁进攻，在此时主动向契丹示好，“又遣使赂契丹王阿保机求骑兵”。

虽然最终因潞州战事结束，契丹骑兵并未参战，但是沙陀李氏与契丹的关系却保持了稳定。嗣后，李存勖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朱梁政权，更是注意维护与契丹的关系，“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

天祐十年（913年），刘守光集团为晋王李存勖河东集团彻底击溃之后，河东势力也就占领幽州地区。李存勖除了获得地盘扩张红利之外，也承接了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之前面对的契丹压力。原先充当中原政权与契丹民族之间缓冲地带的幽州地区被晋军攻占，李存勖与契丹阿保机的势力开始直接对垒。

幽州注定要成为中原政权与契丹人之间激烈争夺的战略区域，沙陀李氏与契丹人之间稍微缓和的关系再度走向紧张。唐代前中期，幽州地区的军事存在起到了羁縻控制契丹人和奚人的作用。唐末刘仁恭政权虽然残暴，但是在制衡契丹问题上做得还算相对比较成功。

阿保机获得契丹可汗大位之后，更加致力于谋夺幽州以为南进基地。刘氏集团被消灭之后，李克用任用大将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镇守幽州。

河东集团在占据幽州地区之后，诸多政策也极为失当。譬如刘守光麾下骑将卢文进率先投降了李存勖，被“遥授寿州刺史”。李存勖在获得刘氏集团的“山后八军”之后，任命其弟李存炬为新州团练使，统帅这支新军。

李存勖与后梁大将刘鄩“对垒于莘县”，就命李存炬在山后招募劲兵，“又命山北居民出战马器仗”。李存炬对幽州地区的军民有着很强的征服者心态，勒令民众出马，民众以十牛才易一马，搞得民怨沸腾。

当时，李存炬集结了五百骑兵，命卢文进统领。这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士兵到了岐沟关，就萌生了叛乱之意，“我辈边人，弃父母妻子，为他血战，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这些幽州旧人达成了“拥卢将军却还新州，据城自守”的协议。

兵变猝然而至，李存矩被杀死。卢文进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乱兵拥立为主帅。卢文进自立之后，先是进攻新州，不克，又转攻武州，同样打不下来。

走投无路，卢文进率军投奔了契丹，被契丹任命为幽州兵马留后。不久之后，卢文进就充当带路党，“引契丹寇新州。”卢文进是阿保机契丹政权早期汉化进程的重要助力者，“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进之故也。”

周德威的确是一员猛将，但他对于契丹之勇悍与野心并无足够警惕，“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榆关既失，契丹南下便容易得多。契丹人对幽州是不会忘怀的，拿下幽州，才有南进之可能。

后梁贞明二年（916年），阿保机平定诸弟叛乱，正式称帝建立契丹王朝。大辽神册二年（917年）二月，在卢文进的导引下，契丹军大举南侵。契丹大军进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去”。周德威试图夺回，但面对数万契丹大军，毫无结果，只得“大败奔归。”

契丹军乘胜进攻幽州，形势十分危急，周德威派人向李存勖求援。当时李存勖正在中原陷入与后梁的激战中，得知幽州之围后，十分担忧。晋军集团大部分人都认为契丹之忧不足为虑，认为契丹后勤供应不继，“敌势不能持久，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可也。”

但是，大将李嗣源却力主派军救援，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愿假臣突骑五千为前锋以援之。”同时，大将李存审和阎宝也请求派兵回援幽州。于是，李存勖命李嗣源率军救援周德威。李嗣源与李存审两军，会合于易州，步骑七万，驰援幽州。

李嗣源大军“自易州北行，逾大房岭，循涧而东”，李嗣源与其养子李从珂率三千骑兵作为先锋，向幽州快速进发。至于山口，“契丹以万骑遮其前”。

李嗣源果然是勇猛无比，面对万余契丹精兵，毫无惧色，仅仅率一百骑兵，“免胄扬鞭”，用胡语对契丹人说：“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骑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

李嗣源阵前恐吓，并手斩契丹酋长一人，后续晋军也发起攻势，契丹军畏惧后退。晋军另一员大将李存审则命步兵伐木制作鹿角阵，“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人经过后，晋军万弩齐发，“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晋军打到幽州城下，契丹军“列阵待之”。

李存审则命手下步兵在后面列阵，又命老弱病残士兵点燃干草、柴火，这样一来“烟尘蔽天”，契丹人也不知道晋军究竟有多少人。李存审在趁机杀入契丹后阵，发动一番猛烈突袭，“契丹大败”，只好带着部族“席卷其众”，幽州之围遂解。

李嗣源等人的援军击败契丹人，进入幽州城之后，周德威见到诸将，激动得握手流涕。阿保机率契丹军马首次大举进攻幽州，声势之盛，震动中原，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表明契丹已具备强大的实力南侵河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