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第一人是怎么打仗的？

一、吴国崛起与吴、晋联盟

吴楚本是盟国，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国灭亡舒蓼后，“盟吴、越而还”（《左传▪宣公八年》）。吴国在寿梦即位后国力不断增强，开始谋求对外扩张。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吴出兵攻打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当时是鲁国的附庸），引起中原诸国震动，鲁国季文子感慨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左传▪成公七年》）而楚国在与晋国争霸处于下风，再次将战略重心转向江淮流域以兼并小国。对吴国来说，楚国东向发展必然引起它的警觉和不安，而此举亦将阻碍吴国自身的发展，楚国因此成为其最大障碍，两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

同年，晋国敏锐观察到这种情况，派遣楚国亡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进一步挑拨离间、火上浇油，并拉拢吴国，以达到联吴制楚的目的。而吴国正需要一个大国充当其后台，两国一拍即合。从此楚国陷入两线作战不利态势，东方吴国的威胁日渐加重。

申公巫臣使吴当年，吴国就兴兵攻楚，攻取战略要地州来（今安徽凤台地区），之后多年，两国围绕州来反复争夺，由此拉开吴楚战争序幕。公元前584年-515年，吴楚之间大战十次，吴国全胜六次、楚国全胜一次，还有三次互有胜负。吴国取代晋国成为楚国最大对手、心腹之患。

二、吴王阖闾即位后的军事举措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以专诸持鱼肠剑弑杀吴王僚后夺取吴国王位，是为吴王阖闾。阖闾此人雄心勃勃、韬略过人，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吴国实力，在军事方面特别重视对军队的平时训练，在五湖（今太湖）之滨专门有练兵场所，“选练士，习战斗”（《吕氏春秋▪首时》），“习术战骑射御之巧”（《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这点其实很可能是原本不是很强大的吴国能在春秋末期称霸的重要原因。

当时中原各国都在大规模扩军备战，晋国在平丘之会就一次性出动兵车4000乘（《左传▪昭公十三年》“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鲋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郑国子展、子产伐陈国，出动兵车700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楚国更是仅陈、蔡、不羹几个大县就能征集各千乘的兵力（《左传▪昭公十二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而吴国在鲁定公四年倾全国之兵攻楚（即本文所述柏举之战）才不过三万之众（春秋末期，兵车一乘编制75人），尚不及小小郑国。

实际上，军队的员额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诸国因为常年互相攻伐，原有的国人兵役制趋于消灭，大量原来没有资格当兵的“野人”补充进入军队，因而军队数量大大膨胀。然而这样的军队外出征战会大大影响国内的农业生产，所以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用间十三》）而且军队员额大大扩张，人员素质必会良莠不齐，整体战斗力未必会有提高。何况诸国的军事训练制度还没有完全转型，传统的“蒐”、“狝”等田猎形式的军事训练和演习还是重要的训练方式（《尔雅▪释天》：“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正规化、专业化的军事训练才刚刚展开，尚不能普及到大部分部队。

原因很简单，全部正规化训练，没人种田了。而吴国采取的是精兵政策，集中专门训练这三万人的常备军，这样既可以把身强力壮的人选进军队，还可以保证充分的训练以较高的战术素养，又不影响国内农业建设，所以孙子把“兵众孰强?士卒孰练?”列入“五事七计”，作为战争准备和我情分析的重要条件。可以看到，吴国并没有受各国普遍扩军的影响，而是把军队专业化放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吴军能屡屡战胜数量更多的楚军的重要原因。

三、吴国对楚国的战略方针

针对吴国当前的战略形势，阖闾决定还是把主要方向定为打击楚国。楚国亡臣伍子胥由是提出“三师肆楚，继而克之”的建议，并推荐孙武为将。伍子胥本为楚臣，当年晋国为了疲惫楚人，创造性的使用了“三分四军”轮番击楚的战略举措，楚人深受其苦，伍子胥自然对此有深刻记忆。伍子胥认为晋人的办法虽好，但也只是达到了疲敝楚军的目的，因此在晋人“三分四军”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把吴军分为三部，一部作战两部休整，轮流袭击楚国，调动楚国兵力，疲惫楚军，在疲楚误楚的基础上，制造楚国错觉，实施战略欺骗，创造有利战机一举制楚国死命。

也就是说“三师肆楚”只是手段，“继而克之”才是最终目的。这个建议相当高明，以致于后世之人有很多因此认为伍子胥即孙武。必须要指出的是吴国国力兵力均不及楚国，能采取这个办法的基础是吴军战斗力胜过楚军，所以吴军不是主力出击，楚国也必须集结大军方能应付，切忌简单套用。用兵之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在拜孙武为将的同时，阖闾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将吴军主力分为三部，轮流对楚国发动骚扰性攻势，楚军在吴军这种攻势行动下，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史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左传▪定公四年》）“楚国苦之，群臣皆怨，咸言费无忌谗杀伍奢、白州犁，而吴侵境，不绝于寇，楚国群臣有一朝之患。”（《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吴阖闾三年（公元前511年），孙武指挥吴军禽杀逃亡楚国的吴国两公子盖余、烛佣，攻取舒地（今安徽庐江西）。阖闾四年（公元前510年），吴国攻取楚国六（今安徽六安北），潜（今安徽霍山东北）。五年（公元前509年），吴国又对越国用兵，打败了越军，保障了吴国侧后方安全。六年（公元前508年），吴军在孙武指挥下赢得豫章（安徽合肥市西，湖北广水东）反击作战胜利，并夺取了楚国巢地（今安徽巢湖）。至此，楚国在大别山以东的城邑基本上都落入了吴国之手，吴国大大壮实了自己的国力，大举攻楚的时机逐渐成熟。而楚国土地被接连蚕食，部队屡受打击，日益被动。

四、柏举之战第一阶段

这个时候，孙武认为，要想进攻楚国还需要得到楚国东北境的蔡国（今河南上蔡）和唐国（今湖北随州西北）的支持，正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都对楚国不满，怀恨于心，而楚国却在吴国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要想复仇依靠吴国的力量是上上之选，于是两国都派遣质子入吴，与吴结为盟好。

　　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晋国在召陵（今河南漯河东）召集诸侯会盟，其后晋国以沈国不参加会盟的缘故指使蔡国攻灭了沈国。做为沈国的保护人，楚国自然不肯善罢甘休，该年七月，楚军围蔡，蔡国向其盟友吴国求援。

十月，吴王阖闾自己亲自挂帅、以孙武为将军率吴军主力三万自淮河水路进军。一路上吴军大造声势，做出一副大举援蔡的架势。然而，当吴军水师行至州来后，吴军突然弃舟登岸，改变原来的西北上蔡国的方向，西南下直取楚国北部边境大隧（今湖北大悟、河南罗山交界处）、冥厄（今湖北广水、河南信阳交界处）、直辕（今湖北广水、河南信阳交界处）三关要地。楚国没有想到吴军援蔡之举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只是因为攻蔡行动进行了部分动员而未进行全国总动员，各地楚军尚未集结。吴军轻取三关后长驱直入，迅速推进数百里深入楚国境内，想来此举对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甚有指导意义。

可以看到吴军此举是有计划有准备，常年在两国对抗的正面——大别山一线袭击骚扰，此时却突然绕过大别山，从楚国侧面实施突然袭击，目标直指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荆州荆山区），试图通过远距离战略奇袭一举摧毁楚国战争潜力。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以迂为直”，孙武原为齐人，其兵书是对战争规律的一个探索和总结，而此处正是总结了当年齐晋平阴之战的宝贵经验，并在柏举之战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近三百年后西方真正伟大的军事家汉尼拔也有相似的战略行动，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本土，出其不意给予罗马军队沉重打击。

吴国通过伍子胥的“三师肆楚，继而克之”和孙武的“以迂为直”，牢牢把握住了战争开局阶段的主动权，吴军顺利完成第一部作战目标——深入楚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时期正是军事理论转型发展之际，当时各国对关隘的防守远没有后世那么重视，这也是吴军能迅速通过大隧、冥厄、直辕三关的重要原因。（顾栋高《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

直到吴军推进到汉水边上，如梦初醒的楚国君臣才完成部分动员，以令尹子常为统帅率领完成集结的楚军与攻蔡的楚军会合在汉水西岸建立防御阵地对吴军实施阻击，吴、楚两军沿着汉水展开阵势暂时形成对峙。虽然史籍没描述对峙的具体地点，但是从军事上是很容易得知的。吴军从三关西南下后，将与唐国军队会合，而唐国西南就是现在的大洪山，大洪山西南就是汉津，因而吴军背靠大洪山来建立自己的渡江阵地是符合一般军事原则的，吴军选择的渡河点很可能就在汉津附近，汉津上游河段水流喘急，不易涉渡，这样右翼和后方都受到保护，只需考虑正面和左翼的安全。

在这个时候，楚国的左司马沈尹戌对子常说：“子水公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左传▪定公四年》）此时，吴军的隐患是显而易见的，长途奔袭、拉长了自己的后勤补给线，使得吴军的退路显得很脆弱，楚军可以在这条长达数百公里的补给线任意一点实施要击。很显然，沈尹戌看到了这一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的作战计划是实施一个战役迂回，以汉水一线的楚军拖住吴军，以楚国在方城（今河南鲁山、泌阳境内）一线的兵力对吴军侧后进行攻击，摧毁吴军在淮河里的船只，堵塞大隧、直辕、冥厄三关这一吴军退路上的主要通道，最后和汉水一线的楚军主力对吴军前后夹击，包围歼灭吴军于汉江平原，构想极为宏大。

沈尹戌的这一计划向来被后世之人认为是妙计，是楚军战胜吴军的不二法宝，子常正是因为生怕功劳被沈尹戌夺去、贪功冒进没有按计划行事最后导致楚军惨败的。那么，沈尹戌的作战计划是否真的可行呢？

现在来看看沈尹戌计划中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后世之人对这个计划一片叫好声中，有没有人想过，沈尹戌的行军里程将是多少？

这个距离嘛，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假设两军在大洪山西南的汉津一线对峙，那么从汉水楚军到方城大约是400公里，从方城到吴军在州来附近的船舶靠岸处大约又是400公里，从州来到三关大约又是400公里，再从三关进击吴军侧背大约又是400公里，全程大约1600公里，按照每天5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大约需要32天的行程，这还不算完成军队集结和作战的时间，全部算上的话最快在50天以上。也就是说沈尹戌的作战计划是一个行程1600公里的长途迂回奔袭，在没有快速机动力量的情况下，别说在春秋时期，就是后世的战争中这样的例子也很难去寻找。

除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外，沈尹戌计划中的其他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没有骑兵，没有这样快速的机动部队将使得整个作战行动失去突然性，也就是无法达成奇袭的效果；再一个就是距离太长，为了满足计划的要求，需要部队不间断地进行长时间的急行军，这种程度的急行军将使整支部队疲惫不堪，前后脱节，整个行军序列将拉得非常之长，自己会变得十分脆弱；再一个就是因为距离和缺乏快速机动能力，整个作战时间随之被拉长，前述的50天仅仅是理论上最快的到达时间，而在实际行动中因为保持部队战斗力等原因，实际时间将更长。

更关键的是沈尹戌的计划是建立在汉水楚军守住阵地的基础上，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迂回的楚军和汉水的楚军的通信联络极难保持，沈尹戌无法及时掌握那一边的动态，如果汉水那边出了意料外的情况，那整个迂回行动将全无意义，而且还意味着汉水楚军在这段时间内将失去原本可以得到的方城方向的援军。

事实上，沈尹戌领导下的楚军最后被歼灭正是因为他的错误判断，所以，沈尹戌的计划在构想上有可行之处，但实际的操作性要求太高并不符合现实情况。用好听的词语来描述叫宏大，实事求是的说叫空想。从沈尹戌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其实对战争的认识，特别是运动战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对于理论的认识不能与实际情况脱节，不基于现实的理论认识如何去指导作战呢？

沈尹戌只看到吴军长途奔袭给楚军带来的利好，却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场形势，使其做出了方城处楚军应长途奔袭迂回吴军的错误判断；正如前面讲过的，吴军长驱直入时，楚国没有来得及完成全国总动员，楚军没有全部集结完毕，方城处的楚军就是之一，不管这支楚军生力军是直接回援郢都在汉水正面增加吴军的压力还是回师攻打唐国，解决吴军一个盟友的同时威胁吴军侧翼，都会给吴军带来极大的麻烦。而沈尹戌的计划使得本该用于正面战场的力量用于千里之外，究竟他是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了。

吴军对自身的情况当然非常清楚，如前文所言，吴军第一阶段的战役目标是实施突然袭击，突入楚国腹地。第二阶段的战役目标自然就是寻机歼灭楚军主力，不以此为目标，之前实施的战略大迂回就失去了意义。当两军对峙于汉水时，吴军尚未获得歼灭楚军的战机，而深入楚国腹部的风险会随着时间一天天增大，也就是沈尹戌看到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时，吴军虽然在之前掌握主动权进而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在现在处于对峙局面时还是必须寻求掌握接下来作战的主动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三万吴军深入楚国境内要是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部队很容易陷入绝境而全军覆没，这和在本国内作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自己国境内还有回旋余地。现在两军对峙于汉水，对吴军来说，利于速战，那么，对主动权的争取要点在于逼迫楚军决战，而逼迫楚军决战最有利吴军的做法在于引诱楚军出击，将其引出坚固阵地，再寻机歼灭之。这对吴军来说是个问题，而且是第二阶段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柏举之战第二阶段

吴军该怎么办？

吴军自楚境东北部突入楚国后，依托大洪山沿汉水与楚军对峙，之前讲过吴军的右翼是有保障的，左翼的敌情威胁稍微大一点。但是在这个阵型面前楚军是不敢以别军过汉水威胁吴军左翼的。道理非常简单，楚军对吴军左翼进行迂回，并不能直接获利，需要通过这个战术行动来争取威胁吴军；而且在正面必须保持相当的主力部队。在吴军战斗力强于楚军的情况下，这样分兵风险很大。前几年吴军对楚军的攻势作战中，楚军已经消耗了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现在与几年前相比部队的战斗力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把部队集中使用保持兵力上的优势来抵消战斗力的弱势是明智的选择。

因此，吴军必须分析楚军的心理，既惧怕吴军的战斗力因而集中使用部队，又不甘于吴军在本国内肆虐，以此来找出一个方法让楚军全军出击。到底吴军能想出什么办法？本来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这些都应该是疑案，但是幸而孙武给我们留下了《孙子》这本书，从他论述的军事思想中，我们可以拨云见雾，来解读此时吴军的用兵策略。孙子在他的兵法里是这么说的：“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孙子▪势篇》）柏举之战可以说是这句话的完美注释。

我们来看，吴军是怎么做的。左传称：“（吴军）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很明显，吴军先是沿汉水往南，再东向小别（今湖北汉川东北）方向移动。这样移动的后果就是吴军主力和原先依托的支撑点大洪山、唐国、三关越来越远。原本吴军的左翼敌情威胁大，现在吴军的右翼敌情威胁大，它的退路三关方向露出一个很大的空隙，如果楚军在这个方向插入，存在切断吴军退路，并将吴军压迫在汉水、江水、清发水区域聚歼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这样移动，战场态势会对吴军不利，吴军出现右翼暴露，后路被断的危险。

之前吴军在汉津一线左翼也是有敌情威胁，如前文所述，楚军不敢冒那样风险。为什么换成了右翼，反而我说吴军有后路被断的危险呢？道理也是很简单。吴军在汉津时，楚军从其右翼渡过汉水时不能直接威胁吴军后路的，需要通过后续的战斗行动来进一步获得有利态势。而吴军沿汉水向南后，楚军从其左翼渡过汉水，能够直接切断吴军与三关、唐国方向的联系，楚军可以全军渡过汉水，实施这一行动。而且吴军往小别移动，离郢都越来越远，其对楚军的正面威胁就减弱，楚军就有能力在正面留下少量部队在汉水以西，主力过汉水压迫吴军。再一个，如前所述，如果成功把吴军压迫在小别区域，吴军南有江，西有汉，北有楚军，很可能全军覆没。

通过制造自己的破绽来引诱敌人，这就是所谓的“形之，敌必从之”。孙武在《孙子▪计篇》里面也讲过，利而诱之。

我们后世的研究者一般都称，吴军后退诱敌，进而在柏举大破楚军。这么说是因为搞不清吴军行动的战术意义，只能笼统的说成“后退诱敌”。按常规作战下的作战行动，吴军即使是诱敌也应建立在自己不会面临被敌军迂回包抄的基础上，应该在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上诱敌；这种诱敌往往是预先设伏，再后退诱敌进入伏击圈，对敌实施打击，比如马陵之战。那么退却的路线必然是西北向三关退却来引诱楚军。这样做行不行？行当然是行啦，问题是能不能有效果？我的回答是效果难说。

如果吴军后退诱敌，使楚军脱离汉水防线追击，以此来跟楚军决战。光退却诱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机动中创造出有利于吴军的战场态势。所以，怎么退就成了关键。按常规战法，现在楚军渡河的作战意图是很明显的，直插吴军后方，那么为了确保自己战线的稳定性自然应该向东北向的三关方向撤退，在确保自己后方安全的同时引诱楚军。这种退却中，吴军是在缩短自己的补给线，填补了原先存在的战场空隙。这样的常规作战方法无法完全调动楚军，楚军跟着进击那是可能极大的，但这么多年来吴楚之间交锋，楚军败多胜少，其单兵及军阵的战斗力均不及吴军，虽然此时楚军至少有十万之众，但在吴军战线回收无机可趁的情况下，楚军未必会大举压上，因为楚军没有看到有利战机，他凭什么出击呢？

楚军完全可以在后尾随，步步为营，吴军也就不能得到与敌决战的机会，事实上很可能出现只是换条战线两军继续对峙的情况。这样一来，面对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十万楚军，吴军还是要面临在汉水对峙一样的情况，无论吴军是想主力决战还是设伏要击，都缺乏让楚军进入预想的有力条件。楚军可能大举进攻也可能尾随继续相持。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吴军能够承受的，时间拖的越久楚国集结的兵力就会越多，战场态势就会对吴军越不利。

对吴军来说，那样的局面不是他们想要的，吴军只有三万人，再勇悍也无法一举击溃如此小心谨慎的对手，需要楚军放松警惕，主动求战，在野战中击败楚军而不是阵地攻坚。简而言之，吴军必须让楚军看到态势对其有利，才能帮助楚军主将子常定下出击的决心。所以吴军往小别移动，让楚军看到战场态势发生变化，楚军有机会切断吴军后路，歼灭吴军，这种诱惑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们千万不要把历史人物脸谱化，更不要人云亦云，后世之人认为楚军主将子常不听沈尹戌的正确建议，为了争功擅自出击，导致楚军大败，可见子常是个草包。他们根本不去分析原因，为什么子常会出击？一个人身居高位，率领了千军万马，凭什么这么轻率地去说他是个笨蛋、是个草包呢。子常必然是看到了战局中对楚军有利的一面才能定下作战决心的，吴军暴露的侧翼和后方就是楚军有利的作战条件。

因此当吴军没有向东北向的三关靠拢，而是南下再东向往小别、大别一线撤退，进一步暴露自己的侧翼，远离了自己后撤的安全通道时。楚军上下一片大喜，吴军的举动无疑是在自杀，楚军将领们也看出了形势有利，故有武城大夫黑劝说子常一幕。于是楚军在子常指挥下迅速渡过汉水跟进，并试图切断吴军退路，将吴军聚歼在长江、汉水之间的小别山地域。

对于楚军的战役企图，吴军很明白，这本来就是为楚军专门设计的。只是吴军也有自己要面临的问题。要知道，这种敌前退却诱敌是极具技术性的活，一个不小心反而会被追兵所乘，对一支部队的作风、纪律、凝聚力、战斗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取道小别山、向东越过清发水是吴军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不能顺利跳出这个三角区域，退却诱敌反而会变成自投死路。

吴军统帅部对此自有考量，选择往小别移动就是为了防止楚军这一手。

吴军虽然也用战车，但步卒是其主力；楚军虽有步卒，但战车是其主力。一方面吴国是新兴国家，容易接受新的军事变革思想，因此在春秋时期步兵率先在吴越兴起；另一方面，楚国的主要战略目标还是在于中原争霸，与晋国相抗衡，还是得以战车作为主力。在这种情况下，吴军往山地丘陵地带移动，其意图不言而喻。况且吴军往小别移动，虽然会面临楚军一翼包围的危险，但往东向大别山的退路并没有被封锁，只要跳出小别区域，吴军就将别有洞天。

因此，吴军移动至小别地区后，继续往东退却，以精锐部队为侧后卫，利用山地丘陵有利地形对楚军前锋进行阻击，凭借其部队战斗力强于楚军的优势掩护全军向大别山转进。楚军连续三次发起攻势都未得手，三战后，吴军已转至大别山西麓的柏举。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吴军从小别转进至大别，在楚军试图实施一翼包围的时候，吴军唯一的退路就是继续东撤，这种动作不会让楚军疑心，因为这是符合用兵常规的，当敌人威胁后路，撤退往往是通常的选择。

到了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后，吴军终于停下了后退的步伐，转而面向楚军。这时楚军主帅子常突然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他决定丢下部队独自逃命。《左传》中是这么记载的：“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

这段文字并没有向我们透露任何一点楚军局面被动的信息，相信所有看《左传》的人没明白子常怎么突然脑子秀逗了，要跑路了。事实上，楚军虽然三次攻击失利，但这种作战是不会有太多的战斗伤亡的，在古代作战的损失基本都出现在一方被击溃后的追击作战中。可以说楚军实力犹在，兵力还是远胜吴军，只是士气低落了点。可为什么子常突然害怕起来，想逃命呢？后世的人们没有去分析为什么子常会突然害怕，只是武断地认为子常是个草包。其实在子常和史皇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史皇也认为楚军面临很不利的局面，只是他认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罢了。我在这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所有说子常是草包的人其实自己是草包，他们根本看不明白当时的战场态势。

我们来看，现在吴军把楚军引诱到了距离汉水对峙处200公里的柏举，停下来了。原本入侵楚国的吴军深入楚国境内数百里，自己的退路是脆弱的；现在楚军因为追击行动远离了自己的坚固阵地数百里，拉长了自己的行军队列和战线，反过来楚军的后路是脆弱的。一路上，三次战斗，吴军无一例外获胜，吴军顺利地击败楚军的迂回行动，撤退到柏举。吴军的将士们从开始的害怕、迷惑、疑虑、焦躁中解脱出来，变成了如梦初醒的兴奋、喜悦、敬佩，信心满满期盼着战胜楚军，士气爆棚。

反过来楚军则失去了开始追击时的激情豪迈，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一句话，攻守之势逆矣。子常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很明白自己中计了，吴军停下来了，要早几天也许他会很高兴，可现在他很恐惧，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他面前示弱了这么久，突然停下来露出锋利的獠牙，想干什么？吴军要吃人，要歼灭他的部队，要在这索他的命。

能准确地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自然不是废物点心，但子常是个自私的人。面对危险，子常可没有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他想的是怎么保住自身的安全。他想出来的办法很实用，弃军逃命。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等到部下发现主帅失去踪影，他已经在千里之外了，有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替他挡着吴军，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如果带着部队跑那可不行，吴军要在这围歼楚军，他可不能成为目标中的一员，在逃命的乱军之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不能冒那个风险。

只是这位仁兄运气不好，可能是舍不得金银细软，收拾行李时动静大了点被史皇发现了，经过史皇一番义正言辞的教育课后，没办法，子常只能被迫留在军中。

吴王阖闾九年十一月庚午清晨，两军在柏举拉开阵势准备决一死战。我相信，孙武肯定安排了两翼的包抄部队，准备在此彻底围歼楚军，辛辛苦苦把你们引诱到了这，只是为了打了击溃战就太得不偿失了，一定要在这消灭楚军的有生力量。只是吴军中有位大侠坏了孙武的好事，他叫夫概，阖闾的弟弟。年轻时的我初看《左传》时曾为他喝彩，现在我知道这只是个一勇之夫罢了。夫概肯定是个能把握微观的人，他观察到楚军队形不整，似乎有畏战情绪，这是肯定的，子常压根就不想打，他是被逼的。

但是夫概却不知道什么叫宏观，他观察到的东西，阖闾和孙武也看在眼里，只是现在的楚军就好比是一只紧张的蹬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夭夭，在两翼没完成包抄前决不能打草惊蛇。夫概哪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战机来了，于是主动向阖闾提出要求进攻。阖闾很无奈地看了看这个逞雄的弟弟：娘的，傻小子要坏我好事。自然不会同意。只是没想到这个夫概是个愣头青，你不同意我就带着我的本部人马自己打，头功是我的。

果然不出阖闾所料，在夫概一击之下，楚军当即就溃，子常一马当先，调转车头就逃，他不敢回郢都，奔逃于郑国；而史皇战死于阵。两翼吴军根本就没来得及展开，就由阵地战转为追击作战了。到清发水（即涢水，今湖北安陆西），吴军追上楚军，趁楚军半渡而击之，楚军又大败。有先贤学者专家认为，吴军应做平行或超越追击，更有希望歼灭楚军主力。

近现代是这么要求军队追击的，其实这种观点没有仔细考察军队战术的演变，吴军以步兵为主力，在古时候步兵不结阵难以形成有效战斗力，如果实施平行和超越追击必然要求速度快于楚军，自然难以保持行军队列，行军队列难以保持，遭遇敌人如何变为战斗队形（阵）作战呢？要做这种追击，吴军必须具备在行进中展开战斗的能力，这是几百年后的事了，当然不能要求吴军超前具备这种能力啊。（关于行进中发起攻击将在后面的书中讲述）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边还在进行大迂回作战的沈尹戌刚刚行进到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就得到了楚军主力战败的噩耗，现在的吴军面前没有了任何阻碍，兵锋正直指郢都。此时距离沈尹戌离开汉水大约10天，10天里他行进了大约400公里，距离他的目的地州来还有大约400公里。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执行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幸好现在他不需要在继续臆想了，他新的行动目的地很明确，火速率军回援郢都，家里现在可没部队阻挡吴军了。

后悔莫及、心急如焚的沈尹戌开始用最大的强度行军，强行军350多公里后终于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与吴军遭遇。只是可怜了那些在他手下服役的楚军士兵们，一仗也没打了，光跑路就跑了700多公里，看来参军到沈尹戌部一定要有每天锻炼一个马拉松的觉悟。做为孙武的同时代人，沈尹戌是没机会看到《孙子》这本书了，不然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有这么句话：“百里而争利，则禽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现在他可是马不停蹄地跑了300多公里，何止百里之数啊。虽然吴军在他的突袭下吃了点小亏，但重新组织起来的吴军只一个反击就淹没了他和他的先头部队，其余还在路上的楚军大部闻讯顿做鸟兽之散。孙子曰：“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对沈尹戌来说，军争无利，仅危矣。危，即死。

击败沈尹戌后，吴军面前再无阻碍，直取郢都，楚王弃城而逃，吴军兵不血刃拿下楚国都城，取得春秋时期最辉煌的一次战争胜利。

然而，占领郢都后的伍子胥暴露了他失去理智的一面，一心只想着复仇；吴王阖闾亦醉心于掠夺楚国的财富，没有人再操心是不是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歼灭楚军有生力量，军队反而四散开始了抢劫活动。孙武看着自己的知交好友突然变成了陌生人，自己伺奉的君主突然变成了目光短浅之辈，心里不知作何感想。楚国的贵族们利用吴军没有继续清剿他们的大好时机，收拢了散兵游勇，实力大增，并得到了申包胥哭来的数万秦国援兵的帮助，接连打败了分散的吴军部队。

吴军虽败，可实力未损，阖闾这才醒悟过来，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战局。可这已经由不得他了，越国也对吴国边境发动了支援性的攻势，而他的弟弟夫概趁此良机跑回去自立为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对阖闾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关系到国之根本，阖闾急急忙忙率军赶了回去驱逐夫概，侵楚之战终告结束。故孙武在其《孙子》一书中写下：“凡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孙子▪火攻十一》）

六、综述

柏举之战是中国古代一次极其经典的战役，在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到现在依然指导着人类的作战。吴人一是采用三分其军，轮番击楚的战略，在大别山以东淮南方向疲敝和消耗楚军；二是在楚人注意力集中于大别山正面后，集中全国精锐兵力，对楚国侧翼实施迂回，实施战略奇袭。这两个举措牢牢把握住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三是进入楚境作战后，采取“示形动敌”的手段，将楚军骗出原有坚固防御阵地；四是在敌国境内采取“后退诱敌，聚而歼之”的手段打击楚军（我必须加个括号，了不起）；五是在决战中击败楚军后，马上发起深远追击，不给楚军重整旗鼓的机会，连续作战，连续打击。这三个举措使得吴军在战役攻坚阶段也牢牢把握主动权，调动楚军，化难为简，实施打击。

以上几点都是吴军首创或汲取先人经验进一步改进发扬，可以说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创举，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吴人整个战争行动处处闪烁着《孙子兵法》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