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来邱会作：直到太多机密受8种酷刑

　　《邱会作回忆录》记录了这位中共高级将领是共产党内的受害者，早在长征开始时，几乎被杀掉，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的党内机密。在文革初期作为军内走资派被揪斗，在林彪摔死以后直到邱死前，邱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邱会作受到了严厉惩罚，尝到了党内残酷斗争的苦头。但是，在1968年，邱会作官复原职，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作为总后勤部主任的他又成了加害者，对于造反派的报复也是同样残酷的。

　　邱会作的挨整——整人——又挨整的三部曲，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角色，证明“党内哪个人没有挨过整？哪个人又没有整过人？”确是事实。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影随形。以暴易暴是一种恶性循环。

　　邱会作文革初期被揪斗死去活来

　　邱会作是毛泽东看重的“双一”（一方面军、一军团）的嫡系干部，1955年调到北京军委总后勤部。他除了对军队后勤工作做了一些改革以外，在1966年4月总后向林彪送了一个报告《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林彪又向毛泽东转送了。5月7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即《五七指示》。《人民日报》以“共产主义宏图”为题，对《五七指示》发表了社论。毛泽东的批示中，号召军队、工人、农民、学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但是，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工作期间的官僚主义、霸道作风也引起了群众反感，据说，蒋彦永有天看见一位护士在哭泣，一问，才知道，邱会作要她当晚去陪他睡觉，蒋彦永就写信向总后党委报告揭发。结果是蒋彦永被发配到远边的青海。类似的问题，成为文革初期江青支持军内造反派揪斗邱会作的炮弹，大字报贴满当年北京的大街小巷。

　　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支持造反，1月19日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命邱会作回总后参加运动。军队造反派揪出了躲在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的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和邱会作，都遭到残酷武斗。赵尔陆有心脏病，被造反派斗争，付出了生命。从1966年10月9日到11月17日，邱会作被连续批斗了40多天，16日晚8时斗到17日下午6时，倒在批斗场上，后送到301医院抢救。造反派占领邱会作的家和办公室，数次抄家抢劫。徐向前下命令把邱会作送给造反派“红纵”关押起来。

　　总后军需生产部副政委、工厂部部长张和是残废军人，被斗后死去；电工李为之、礼堂服务员刘其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邱会作回忆，造反派对他施行了八种刑罚，其中三种是：

　　1、向毛主席请罪：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细铁丝在脖子上挂20公斤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还把铁丝左右拉动，每3～5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时，疼的难忍，后来麻木了，就不知道痛了。

　　2、向“造反派”请罪，双腿跪下，两人将邱双手反拧，头向下，脖子上挂的大铁牌子，下端不准挨地（铁牌挨地重量减轻了）。难以忍受时铁牌自动落到地上，他们把邱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就落地了。

　　3、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6个人协同动作，4人各持邱的四肢的一肢，举到空中，前面站一人揪着邱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人协同一致地把邱向前一推，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指挥官是总后政治官俱乐部主任申茂功，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武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每次对他批斗都在4小时以上，直至不省人事，清醒以后，躺在地上，还不能动。1月24日邱会作写小条，转送上面，经毛、林、周、叶剑英批准，将邱会作接走。邱会作回忆。肋骨被踢断了，肝部被踢肿了，牙被打松了三颗，两臂的韧带都撕裂了，鼻青脸肿，被剃阴阳头更不在话下。

　　邱会作在文革初期受到的批斗和刑罚是可信的，因为当年大多数“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黑九类”都受过类似的或更残酷的惩罚。

　　左起：黄永胜、吴法宪、林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网络图片）

　　邱会作复出亲定“三狠”方针

　　1968年，在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下，经过毛泽东批准，邱会作官复原职，重掌总后大权。此后，邱会作对造反派进行了疯狂地报复。

　　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自批示，提出了对军内造反派“狠斗、狠审、狠专”的三狠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们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持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根据邱会作“三狠方针”，对关押者采用摧残人身的刑罚有50多种。举其中23种刑罚如下：

　　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审讯人员换班吃饭、休息。受审人长时期站立受审。第一次3天3夜，第二次10天10夜，第三次7天7夜，第四次17天17夜。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颌顶茶杯：摞在一起的两个茶杯，上边顶着下颌，下边放在被审人领扣处，使其不能动。

　　4、坐高低凳：受审人坐在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子上，两三个小时不能动，只能用手扶桌凳。

　　5、“做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一站一蹲，上上下下。

　　6、“打反骨”：用棍棒打后颈骨，造成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7、打嘴巴。

　　8、刮伤：打得遍体鳞伤时，用棍棒拨弄伤痛处，加重受审人痛苦。

　　9、“吃元宵”：集体拳打，被审人站在中间挨打，审查人员在四周围住，你一拳，我一拳，捅来捅去。

　　10、摔劈柴、扫把打：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

　　11、脖子上挂椅子、凳子，加砖头：椅子倒立，底部加砖或铁凳子，从背后以铁丝挂在被审人脖子上，或铁丝两边各挂三块砖挂在脖子上，有时两手各拿一块。

　　12、“捏羊蹄”，将被审人手指屈曲后猛压指甲处，致使受审者痛得在地上打滚。捏后手指溢血、青肿、变形。以抹布堵嘴不让喊。

　　13、吊天棚：将站在砖上的受审人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上，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去掉砖头，受审人脚离地面。经常掉到地上。

　　14、举铁凳：要被审人双手举起20公斤重的铁凳，支持不住时，铁凳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烟头烧踝骨。

　　16、逼吃带粪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痢疾。

　　17、拧大腿肉：逼作为看守人的受审人用指甲掐其他受审人大腿内侧。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人经常打人，不愿打时，逼迫受审人自己打自己嘴巴。

　　19、练针灸：看守学针灸，以治病为名，在受审者身上练针，乱扎一阵，想扎那就扎那，不准反抗。

　　20、头顶大碗：逼受审人头顶装满凉水的大碗，每次半小时，不准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时，受审人多次要求喝水，不给。再要时，逼着喝洗脸水。

　　22、烟头烫嘴：受审人不交代问题时，审查人员用烟头烫嘴。

　　23、双手捆在椅子上，不让走动。

　　从1967年到1971年在邱会作主持下，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迫害干部群众462人，汤平等8人被迫害致死。

　　“九一三”之后邱会作又被批斗判刑

　　文革中邱会作青云直上，当了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九一三”以后林彪折戟黄沙，邱会作命运急转直下，几十年中又遭到新的残酷斗争。邱会作回忆了这些残酷的斗争方式。

　　1、株连九族：1971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毛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他们这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第811页）13岁小女儿，孤身一人被总后从北京搞到井陉3502工厂，困难加上歧视，惨状可想而知。邱会作的老母亲是1928年的苏区村干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倒，成了疯癫病人，来北京治病。“九一三”以后，取消护理，不准家属探视，停医、停药、停食，活活饿死在小屋中。周恩来说：“邱会作母亲是红军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邱会作妻子胡敏被关押、管制、监督劳动，专案组逼供、诱供，车轮战，24小时滴水未进，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公职，押送陕西农场监督劳动改造四年，五个子女无一幸免。

　　2、逼供诱供：吴法宪在压力下作了假交待，提供了在叶群家，向吴法宪、邱会作提出在广州另立中央，继续反党的伪证。专案组要求邱会作提供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的旁证。但是，邱会作未提供。专案组劝邱会作写假材料，“中央考虑对吴法宪从轻处理，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你把问题讲清楚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的。”“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你说的越清楚，对你越有利。你这大明白人应该完全懂得。”吴法宪1981年7月于邱会作合监以后，承认1971年就说了假话，直到1980年公审之前才纠正。中央专案组纪登奎向政治局报告：“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对真实情况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邱会作等人，他们就不得而知了。（《邱会作回忆录》，第837∼838页）

　　3、秦城监狱的“现代黑店”囚徒：1971年12月31日邱会作送进秦城监狱时，院方无准备，房子太冷，暖气坏的。邱有肠胃病，吃冷食，拉肚子。监管员说：“这里就是这样的伙食，要别的没有。”邱留个馒头，泡开水吃。棉鞋穿透底，没有袜子、背心、裤头，邱要自己存在监狱的衣服，监管员说：“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涂了？”审查中要写材料，牢房中只有一张矮桌子，邱扒在地上写。理发后没热水洗澡，邱要求剃光头。

　　4、挟权力以公审解决党内路线、政治问题，但不追究发动、领导文革的毛泽东的责任。邱会作认为自己“有错无罪”。吴法宪认为是为毛泽东错误而承担责任。江青认为她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让她咬谁，她咬谁。公审的预审组长王瀑声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邱会作认为他是文革中几易其主的造反派，预审目的是确定邱为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为反革命指控找证据，参与两谋（另立中央，谋害毛主席）。邱拒不认罪后，预审组说：“按照中央有关规定，被审问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定罪。”反革命政变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的假话，公审前吴自己也否定。邱会作认为公诉是对文革的起诉，对毛主席起诉，用法律手段判文革死刑，但是，对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直接领导人避而不谈。邓小平让江华、黄火青、伍修权出文革的气，出毛主席的气，没有胆量，就拿黄吴李邱出气。“运用职权，又穿上法律外衣整人，是政治上最卑鄙的。”

　　5、现代化刑具，王洪文在狱中向邱会作讲过：“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用力挣扎会随之变紧，手紧箍得肿胀，疼痛难忍。开始关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房子内装有定时自响仪器，声音很大，有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了这种声音之后，无法入睡，无论昼夜不能睡觉。注射过一种针药，无论怎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强给注射。后来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

　　邱会作的功过是非，他自己和别人都有权自由评说。对邱会作本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亿万受难者的痛苦，人们也有权自由评论。同样地，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以及他的错误与罪恶，受难者及其后代，历史学者和未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更有权利评价文革及其历史教训。忘记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不断重复历史错误的可悲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