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周恩来在七亿人眼下的文革政治表现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周恩来》（注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注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仆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注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注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注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注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有关周恩来（右一）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着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1966年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注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注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着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注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注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注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注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着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注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生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注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注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着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着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