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之怒，伏尸二人

四大天王有五个人，这个梗是历史玩剩下的。

司马迁的皇皇巨著《史记》中，专门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刺客撰写了列传，即所谓“四大刺客”的来源。这篇五千余字的列传中出现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

曹沫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率先登场，有别于后来的“刺客”，他的行刺行动更像是一次外交纠纷。

本来鲁国打算割地求和，没想到，一向以勇力事君的曹沫，突然灵光乍现，在谈判现场用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武力值不给力，被曹沫抓住不得动弹。当时齐桓公离这把匕首只有0.01公分的距离，四分之一炷香之后，他决定许下一个承诺。

齐桓公问曹沫：“你要干嘛？”

曹沫说，你们齐国以大欺小，太过分了，请您好好考虑该怎么办。

于是，齐桓公答应，归还此前鲁国战败丢失的土地。会盟结束后，齐国群臣指责曹沫无礼，请求再伐鲁国，齐国宰相管仲却认为，不可贪小利而弃信于诸侯，齐桓公也深明大义，不再追究此事。

司马迁肯定曹沫的壮举和齐桓公的信义，赞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

现在说起刺客，难免联想到暴力和暗杀，而《刺客列传》通篇写着一个“义”字，这些游离于正史边缘的小人物，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奔赴心中的大义，甚至以身赴死。“义”是司马迁为刺客立传之旨，亦是中国刺客最初的形象。

《刺客列传》以时间为序，第二个出场的刺客，叫做专诸。

《史记》中的专诸，已经有了完整的故事线：

春秋时期，吴国传至吴王僚时，由于上一辈采用兄终弟及顺序继承，出现了王位的争议，吴王僚的堂兄弟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吴国之主，“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恰好，受楚国迫害的伍子胥流落吴国，想要扶持一位明君，以便日后发兵向楚国复仇，于是成为公子光的心腹，并向他举荐了勇士专诸。

吴王僚十三年（前515），吴国与楚国爆发战争，吴王僚的亲信率军攻楚，却被楚军截断道路，进退两难。公子光及其党羽认为，朝中空虚，正是弑君夺位的绝佳时机，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专诸。公子光向专诸诚挚地表示：“我身，子之身也。”

之后，公子光设宴“款待”吴王僚，并在隐秘的窟室中埋伏了甲士。吴王僚带着左右侍从赴宴，身边坐满王族亲戚，本以为万无一失，怎料，酒酣之际，专诸伪装成仆人，端着一大盘烤鱼来到吴王僚的面前。刹那间，专诸抽出藏在烤鱼里的匕首，直刺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专诸也被其侍从所杀，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早有预谋的公子光迅速带兵平定动乱，登上王位，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以示厚待。从此，“鱼肠”成为刺客匕首的代名词。

《史记》中专诸刺吴王僚的事迹，取材自《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在前人的笔下，专诸的故事已经立下基本框架。此外，《公羊传》、《战国策》和《吕氏春秋》等也有关于专诸的记载。专诸忠于主公，弃个人生死于不顾，从而成就吴王阖闾的霸业，他的故事显然符合司马迁对刺客之“义”的理解。

后世则让专诸的“义”更加血肉饱满。成书于汉代的《吴越春秋》，为专诸的故事增添了一些细节，比如描写专诸与伍子胥的相识。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途中，偶遇专诸与人争斗，有万人敌的气势，知道专诸是一名勇于赴难的猛士，与他结为好友，为后来引荐专诸埋下伏笔。

《吴越春秋》补充了鱼腹藏剑的筹谋情节。专诸得到公子光重用后，誓死为主公效命，向其进言：“凡是要刺杀人君，必要投其所好，吴王僚有何爱好？”后又问，他最爱吃何物？在得知吴王僚喜吃烤鱼后，专诸专门到太湖边学厨艺，三月后成为烤鱼大师，坐等公子光下刺杀令。

先秦刺客的故事，大抵都是经过这样长年累月的历史构建，才拥有了流传千古的生动形象。

一如公子光与专诸，在《刺客列传》的故事中，“施”与“报”的关系贯彻始终。学者杨联陞将这种有恩必报的道德规范称作“义”。《史记》中的刺客都是“报恩”者，他们感激主公的“施恩”，其刺杀行动是出于“义”的动机，而非受利的驱使，这也是他们不同于职业杀手的地方，正应了《刺客列传》中的那句名言，“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点，在豫让和聂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豫让是智伯的家臣。

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微，权力被国内的六卿瓜分，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后，韩、赵、魏三家又联合攻灭最强大的智氏，瓜分其地，为三家分晋揭开序幕。

智氏的最后一个正卿智瑶（又称智伯）生前经常仗势欺人，为赵襄子所深深痛恨，死后头骨被赵襄子涂成漆器。豫让曾经得到智伯的恩遇，自从智氏败亡后，他一直躲在山里，伺机为智伯复仇，之后采取了两次刺杀行动。

第一次，豫让改名换姓，伪装成受刑之人打扫厕所，暗中藏着匕首，企图在赵襄子如厕时行刺。赵襄子这人特别机灵，上厕所时发现有个保洁大哥鬼鬼祟祟，就命人把他押来问话，果然发现了豫让身上藏着的匕首。豫让高呼：“我要为智伯报仇！”若赵襄子心一狠，把豫让砍了，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可赵襄子说，这是个义人、贤人，我谨慎地避开他就是了，随他去吧，说完把豫让给放了。

第二次，豫让做得更绝，他漆身吞炭，改变相貌和声音，连自己老婆都认不出来，随后埋伏到赵襄子出门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想要再次刺杀赵襄子。赵襄子来到桥边，这次他没有发现可疑之人，但他的马嗅出了空气中的危险气息，受惊后不安嘶鸣。于是，豫让又被发现。这一次，赵襄子不愿再饶恕豫让，但同意满足他一个请求。豫让临死前，请赵襄子脱下一件外衣，呼天跃起，拔剑刺衣，以此报答智伯之恩，然后伏剑自尽。

豫让的故事，让刺客的报恩更加具象化，也定义了“义”的标准。

《刺客列传》中提到两个细节。一是豫让毁形变声后，他的好友不忍见他受苦，说，你何必这样做呢？你去投靠赵襄子，一定能接近他，到时再找机会行刺，或者，就此忠心当赵氏的臣子，以你的才能也会得到重用。豫让不愿为之，坚持不“怀二心以事其君”。

另一个细节，是豫让被处死前，赵襄子问他：“你之前也当过范氏、中行氏的臣子，他们死后，不见你为他们复仇。为何智氏被灭后，你这般仇视我呢？”豫让的回答是，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时，他们当我是普通人（众人），我为智氏之臣时，他待我如国士，所以我要报答智氏的恩情。

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这是豫让坚守的原则，是他所要捍卫的“义”。

战国时期，另一名刺客聂政，也以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生践行了刺客的“义”。

聂政本是一个为避仇家隐居市井的屠夫，和母亲、姐姐一起生活。当时，韩国的宰相侠累（一名韩傀）和另一个大臣严仲子闹矛盾，严仲子想先下手为强，派人去刺杀侠累，打听到聂政是个猛人，便多次屈尊拜访，赠送百金，亲自为聂母祝寿，想要聂政为他报仇，杀一个人。

聂政对严仲子的行为非常感动，但没有贸然接受他的好意，以老母尚在为由，不敢以身报答。严仲子的礼物没送出去，聂政也多次谢绝他的好意，即便如此，“施”与“报”的恩义已然结下。

过了很久，聂母去世，聂政为母下葬、守孝后，主动找到严仲子，问他，你的仇人是谁？

严仲子这才告诉聂政，所谓的仇家，其实是政敌，希望聂政为他刺杀韩相侠累。严仲子说：“侠累深得国君宠信，势力庞大，住所有重兵把守，如今幸好有足下相助，我愿增派车骑、壮士为君辅翼。”

避世的聂政本与政治斗争无缘，但他已经得到了严仲子的“恩”，只能报之以“义”。聂政拒绝严仲子派人协助的建议，独自一人秘密潜行，仗剑入韩相府，拔剑上阶刺死侠累，随后又杀了府中数十人，在围攻下重伤不治，剖腹自尽。聂政死后，暴尸于市，他的姐姐聂荣不顾自身性命，前去为他收尸，当街恸哭。聂政的事迹流传到晋、楚、齐、卫等国后，世人称赞聂政之义，也称聂荣为烈女。

知恩图报、轻死重义，构成刺客的精神特征。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报答恩情，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了完成任务，他们舍弃生命，义不容辞。

从刺客的行为，可以看到当时的精神风气。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并称显学，思想多有不同，却共同推崇“义”。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墨子曰：“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刺客，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载入史册，只因他们为义而死，不苟且而生，在乱世的政治风暴中掀起了一股时代潮流。

战国末年，安陵人唐且代表家乡小国，出使秦国，与秦王嬴政辩论。

嬴政一时辩不过唐且，生气地说：“先生可曾闻天子之怒？”

唐且装作无辜地说，我不知道呀。

秦王霸气十足地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且反问秦王：“那大王可曾听闻布衣之怒？”

嬴政不以为意地说：“呵呵，布衣之怒，不过就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吧。”

唐且淡定地说：“此是庸夫之怒，非士之怒也。”他举了三个例子，“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唐且提到三个刺客，分别冠以彗星袭月、白虹贯日、苍隼击台等天启。

专诸、聂政的故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要离的生平主要记载于《吴越春秋》。

要离和专诸身处同一时代。当初，吴王阖闾登上王位，要接着派人刺杀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庆忌是吴国有名的猛将，无人能近其身，身材短小的要离主动请缨，假意投靠庆忌，为吴王阖闾执行刺杀计划。

但要离的刺杀行动多为后世诟病。

为了骗取庆忌的信任，要离自断一臂，让吴王阖闾将他投入监狱，假装越狱后，又让吴王处死他的妻儿，随后逃到庆忌帐下。要离的“悲惨”经历得到庆忌的同情，被委以重任。一次，庆忌乘船出征，要离骗其站在船头，偶然间，江上吹来强风，庆忌坐立不稳，要离手执短矛，从背后捅了庆忌一个“透心凉”。

庆忌不愧是吴国数一数二的猛士，没有立马死去，反而回过头来，把矮小的要离提起来摔了好几下。庆忌的手下见主上遇刺，都想杀了要离解恨，庆忌却很释然，说天下勇士少有，我们怎能在一天之内杀死两个勇士呢？说罢血流如注而死。

要离完成了使命，却自惭形愧，他抛妻弃子、背刺英雄，所作所为，正是《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不屑为之的。豫让宁愿受尽屈辱，也不愿听从友人的计策，假意投降赵襄子；聂政多次谢绝严仲子的好意，是为了留在母亲身边尽孝。可要离为了刺杀庆忌，无所不用其极。要离也许知道，自己从此不能容于世，没有回去接受封赏，而是在事成之时自尽。

在很多人看来，要离无法代表刺客群体，自然不在“四大刺客”之列。

从《刺客列传》的选材，可见太史公的“义”有一条明确的道德准绳。那么，《刺客列传》压台戏的主角，必定是“义”的代名词，他是哪位刺客？

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次惊天动地的刺杀，发生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夜。

行刺者，荆轲也。

晚清的郭嵩焘认为，太史公在《史记》中为刺客立传，原因可归于荆轲一人：“史公之传刺客，为荆卿也，而深惜其事不成。其文迷离开合，寄意无穷。”

刺客荆轲可说是“义”的集合体。

和《刺客列传》中的前辈一样，荆轲背负了君臣之义。

当时，燕太子丹对秦王嬴政心怀怨恨，决定实施一项刺杀嬴政的冒险计划，于是通过燕国处士田光的介绍，结识了荆轲。燕太子丹给予荆轲极高的待遇，将计划和盘托出，经过劝说，荆轲答应入伙，听命于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时常供给他丰盛的宴会，赠送奇珍异宝、车马和美女。荆轲牢记太子丹的每一笔恩惠，甘愿任其驱驰。

家国大义，是荆轲刺秦计划的另一面。

荆轲是卫人，本与燕国没有利益关系。但随着秦王嬴政接连发兵东出，山东各国岌岌可危，燕太子丹策划这次行动，意在挽救六国即将灭亡的命运。在拉拢荆轲时，燕太子丹提到此次行刺的两套方案：一是效仿曹沫劫持齐桓公，威逼嬴政归还侵占的土地；二是刺死秦王，引发秦国内乱，为山东六国联合攻秦创造时机。

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看，秦国的统一大势已经不可阻挡，燕太子丹的计划如同儿戏，但正如明人黄洪宪所说，燕太子丹自知燕国弱小，无力抵抗秦国，仍命荆轲刺秦王，如同病重之时用乌附、五石等猛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绝境之下采取积极对策，寻求一线生机。

知己之义，也促使荆轲慷慨赴死。

燕国人田光和秦国旧将樊於期甘愿为荆轲的行动付出生命。

田光举荐荆轲后，当着荆轲的面自刎，他临死前说：“太子丹告诫我说，这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因此，田光以死明志，激励荆轲。

樊於期曾得罪秦王，逃到燕国，受太子丹庇护，秦王对其首级悬赏千金。荆轲前去拜见樊於期，希望将他的脑袋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献给秦王，换取信任。樊於期听完荆轲的话，也拔剑自刎。之后，他的首级被装在匣中，与荆轲一同前往秦国。

万事俱备，壮士出征。

易水之畔，燕太子丹身穿白衣，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节拍唱歌。一曲悲歌传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带着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和樊於期的首级，藏着赵国铸剑师徐夫人打造的锋利匕首，身边跟着助手秦舞阳，上车后义无反顾，始终连头也不回（“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故事的结局，今人早已熟知。《刺客列传》用简短有力的语言，讲述了刺杀行动功败垂成的时刻：“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秦王绕柱走时，随侍的医官夏无且将手中的药箱投向荆轲，为秦王换取了反击的瞬间。在侍从的呼喊下，秦王从背后拔出长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下前，用匕首投刺秦王，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但匕首被秦王躲过，击中了一旁的铜柱。最终，荆轲身被八创，倚柱而笑，箕踞而坐，一边大骂秦王嬴政，一边被秦宫侍卫杀死。秦王头晕目眩，隔了好久才缓过劲来。

后来，正是那个出手解救秦王的医官夏无且，将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讲述给朋友，才让荆轲的故事流传下来。史书记载，“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两个小人物在秦王宫不期而遇，站在各自立场，与刀光剑影擦身而过，却一同在浩瀚的史籍中留下足迹，令人唏嘘。

《刺客列传》被称为“《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太史公用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诠释了两千多年前的刺客大义，但随着时间流逝，先秦刺客的义逐渐随风飘散。

当初，荆轲没能挽救燕国灭亡的命运，或者说，即便刺秦成功，历史的车轮也将滚滚向前。

嬴政统一六国后，一套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其政治遗产流传两千余年。在秦始皇的体制下，酬知遇之恩、重情义伦理的刺客已“不合时宜”。

于是，汉代班固编撰《汉书》时，移除了“刺客”的条目，表现对刺客的贬抑态度。班固与其父班彪一向对《史记》中的某些观点不以为然，比如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在班氏父子看来是一种叛逆之举。

宋明理学兴起后，《刺客列传》被当作众矢之的，受到诸多批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认为，《史记》为刺客立传，有失《春秋》之义：“太史公传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类耳，而其称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明朝出现了更加激烈的批评：“彼凶恶小人何足垂世，而奚以传为报。”

布衣之怒，宛如飘荡在历史角落的幽灵，让有些人闻之不寒而栗。

但刺客并未消亡。

直到晚清，《刺客列传》的精神重回人们的视野。维新派的梁启超和革命党的章太炎都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宣扬刺客事迹，鼓吹暗杀行动。梁启超曾写《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收录了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的故事。章太炎刊行于1900年的《訄书》中，对刺客有高度的评价：“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

面对列强瓜分、国势衰颓的危局，胸怀大义的刺客再度站上历史舞台，有吴樾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甚至就连日后沦为汉奸的汪兆铭也曾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后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

那时候，刺客的大义是，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