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耀眼，特别悲情

四百多年来，每逢人间四月天，苏州拙政园一隅总是布满紫色的花絮，置身其中，只见紫英缤纷、璎珞四垂。

这是一棵跨越了五个世纪时光的紫藤，它苍老遒劲，如青龙缘木而上，化作无数缠绕弯曲的枝条，“蒙茸一架自成林”，花开时紫穗悬垂，在白墙墨瓦间灿若烟霞。

明嘉靖年间，大才子文徵明来到好友王献臣的拙政园，二人推杯换盏，一叙旧情。作为拙政园的设计者之一，文徵明抬起微醺的醉眼，总感觉园林中还缺少点儿什么。

从此，紫藤有了“文藤”的美誉，在园林一角静默花开花落，坐看云卷云舒，如江南文脉绵延不绝，书写着岁月诗歌。而今，苏州博物馆每年将成千上百颗“文藤”种子收集起来，寄往大江南北，紫藤在各地生根发芽，恰似源远流长的园林文化。

古往今来，园林无声，却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寄托着文人名士的精神世界。

帝王的气象

说园林，先从一段帝王往事说起。

秦末，义军将领刘邦来到关中，心情恐怕有些复杂。

进入秦国的都城，他第一次目睹某种可以称之为巨物的东西。咸阳城，就像一只蛰伏在三秦之地的巨兽，渭水作为自然的造物流淌其中，北边是风格各异的宫苑，模仿的是关东六国的风格，南边的上林苑坐落着规模宏大的信宫、阿房宫。

【明】文徵明：《拙政园图册》（局部）。图源：网络

起伏的山势，巍峨的宫殿，奔流的渭水，简直要将整片天地给囊括了。都说权力会使人迷醉，在天下最高之权力的造物面前，谁能不心动呢？

多年之后，刘邦已是大汉皇帝。当他征讨叛军回来之际，却发现宰相萧何正在关中大兴土木，营建未央宫。刘邦忘不了，这般造物虽然使人迷醉，但是也会激发民怨，二世而亡的秦朝就是一个例子。

于是他质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答道：“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如果你的宫苑都不壮丽，如何能展现威仪呢？

刘邦大悦，他明白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争夺天下的诸侯，而是统治天下的皇帝了。

于是乎，长安城又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型的园林。秦始皇的巨兽，回来了。

秦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造园活动。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园林是周文王时所建造的“灵囿”，距今约三千年。灵囿内筑有“灵台”与“灵沼”，也就是高台和池沼。

人们模仿着湖泽开掘出了“灵沼”，又在池沼畔模仿山岳筑就了体量巨大、高耸入云的“灵台”，浩森的水光倒映着高台，高台如同高山一般令人生畏，就像神祗正在俯视众生。所以统治者们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建造高台。他们对于权力要独自占有，他们对世间一切生灵都要保持如山岳一般的压迫感。

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一般的高台已经满足不了始皇帝的野望。

于是乎，以咸阳为中心，在渭河之南北，一片壮丽辉煌的宫苑建筑群拔地而起。《史记》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所筑宫苑数量之多，体量之大，规模之宏伟，世所罕见。秦始皇横扫六合、囊括四海的霸气，尽显无遗。

最为著名的就是上林苑阿房宫。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汉立国之后，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便也继承了秦王朝的宫苑格局。经过“文景之治”后，汉代的国力在汉武帝时达到了极盛。又一位气吞山河的人物出现，而他要造出比秦始皇更为恢宏的巨物。

汉武帝看中了上林苑，却嫌其太小，于是便在秦旧苑的基础上扩建。史载：“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按照现在的地理区划，它东至临潼，南到秦岭，北达渭河，西跨周至，方圆三百余里。

苑中有巍峨的南山、浩瀚的昆明池、近百组大型宫苑建筑群，以及漫山遍野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建章宫仅为上林苑宫城之一，其规模已经大过未央宫和长乐宫。它的南部是数量众多的殿宇，度为“千门万户”；北部则是以太液池为主体的园林，内有大池，池中蓬莱、方丈、神洲三神山。

总之，汉代宫苑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仅长乐、未央二宫就占了全程面积的三分之一。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因此汉代长安城内的宫苑面积是紫禁城面积（0.7平方公里）的十几二十倍，更不用说长安城外弥山跨谷的上林苑了。

【元】李容谨《汉苑图轴》。图源：网络

在汉代，“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皇帝的伟大形容为“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是“靡丽浩侈”（枚乘《七发》），绝世的文章是“文丽而务巨”（王充《论衡》），英俊的相貌是“容貌甚丽”（《后汉书•公孙弘传》）一切都要富丽堂皇，一切都要追求宏大。

他们对于力量的追求，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才叫天子威仪。

纵使这般无所不能的帝王，却依然有求而不得的东西——仙。

现实的东西实在太过渺小，根本不足以显示出帝王的力量。所以现世的自信越是强烈，宗教的追求就越狂热，恨不得将宇宙踩在脚下，或是遨游于宇宙之外。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蓬莱神话。

战国时期，齐威王、燕昭王都多派人入渤海求蓬莱、方丈和瀛洲三神山。据载：“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网。”

在无边的大海里，有这样一个富庶华丽的仙境，还有传说中的不死之药，怎么不叫帝王不动心呢？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次东巡，都到了海上。恐怕他也想一睹传说中的神山面目，于是遣徐福等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三神山的仙药。然而，这三座神山只是可望不可及，秦始皇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徐福一去，杳如黄鹤。求之不得，只得在咸阳挖长池，引渭水，水中堆筑蓬莱山，以求神仙降临。

汉武帝对于大海的热情绝不逊于秦始皇。他多次东临大海，大规模派遣船只入海求蓬莱，还专门派人守候在海边以望蓬莱之气。

结果自然也是求而不得，于是汉武帝在建章宫内建太液池，“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宫中的神明台是武帝迎接神仙的地方，高耸的台室内外雕刻着云朵、异兽和仙灵，周围环列着金铜仙人手托玉杯，承接天上之甘露。

终究是幻梦罢了。秦皇汉武的野望随着他们的身死烟消云散，但是海岛仙山的布局却永远留了下来。

“海岛仙山”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创作园林的一种模式，历代统治者皆爱之用之。其布局以池沼或湖泊为中心，象征东海，池中堆土或垒石为三座岛屿，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蓬莱、方丈、瀛洲。

以前的园林往往以宏伟的高台为核心，只会让人心生敬畏，如今浩淼的水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增添了空灵柔美的趣味。山、水、建筑及花木诸景观相互穿插、渗透、映衬，从而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

山水交映间，秦皇汉武的求仙之梦失落在历史中，长安的河山还能否继续吞吐宇宙呢？

汉武帝之后，便没有具有如此气魄的皇帝出现了。反映在园林上，就是高台越来越少，越建越小。直到铜雀台的兴建。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王，在华北平原最富庶的城市——邺城定都。在这里，曹操先后建造了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铜雀台最大，高十丈，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高八丈。三台以浮桥相连，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山”字。

曹操想要通过再现汉家宫苑的旧貌，继承汉武帝的事业，所以铜雀台尽力地追逐汉家风貌。只可惜时势已变，汉武帝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那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各方割据。谁还去追求长生不老，服药求仙？ 

皇家园林已经走下神坛，私人园林却在慢慢兴起。

遭逢乱世，士人们分成了两类。一类及时行乐，追逐财富，崇尚华丽。一类醉心山水，以求自然。前者最有名的是石崇的金谷园，后者的代表则是陶渊明的“农家宅院”。园林不再追求模仿广阔的天地，而尽可能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溪水萦曲、杨柳依依、园路逶迤，不是别具一番风味？如此小巧的山水美景，也为后世园林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

那么是否汉家威仪就此消失了呢？

中华大地历经四百年的分裂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昌盛的时代。而汉家宫苑艺术的继承者也出现了。

巍巍大唐，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中国中古时代的巅峰。唐代长安城有四大宫苑群：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和禁苑。在长安城里，宫与苑紧密结合，宫城内有内苑，外有禁苑，都市、皇城、宫城与自然相互协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

如果说汉代的精神是笼盖宇宙，开拓进取，即便是方寸之地，也要容纳天地。那么，对于唐人来说，体量巨大固然重要，但是经营每一处咫尺之地也同样有趣。这便是盛世的胸襟！

只不过，帝国的衰败来的太快。安史之乱后，叛军攻入长安，盛世已去。

壶中天地

安史之乱后，朝局混乱，自然也是英雄出世的时候。

至少，年轻的白居易是这么想的。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下层士人家庭，正值唐朝谋求改革之际，便生出了积极用世、博施济众的心思。808年，白居易任左拾遗。身为谏官，白居易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讽喻诗，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也因此得到了宪宗的重视。

只不过，政坛终究是波谲云诡，为宦之道也在于曲意逢迎。唐宪宗很快便感到不快，甚至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却被认为是越职言事。之后，白居易又被诽谤。他的母亲因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被人抓住把柄大肆攻击。他因此被贬为江州司马。

或许在此刻，白居易便萌生了退意。尽管后来诗人官阶益显，但他做官的心思已是越来越淡。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正式定居洛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一段亦官亦隐的生活。自此年起至会昌六年这17年间，白居易在洛阳吟诗作对，好佛亲禅，耽玩园林，诗酒放狂，沉湎于个人的愉悦中。

白居易作《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何谓“中隐”呢？大隐意为在朝堂做官，小隐意为隐居山林，然而两者皆不好。不如当个小吏，既可免山林饥寒之患，又可以躲避朝堂纷争，在闲暇的时光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和。一言以蔽之，士人安顿心灵的场所从山林和朝堂变成了自己的小世界。

这个封闭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就是“壶中天地”。

“壶中天地”对园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园林的空间范围逐渐变得封闭狭小。中唐之前的园林往往体量很大，动辄就是十几、上百顷，甚至包含一座山乃至一片山脉的大庄园，而中唐之后，园林往往是“巡回数尺间，如见小蓬瀛”，面积一般只有几亩、十几亩，大不过几十、上百亩。

作为“中隐”的倡导者，白居易便醉心于园林。他曾亲手营造过庐山草堂、洛阳履道坊宅园、长安新昌坊宅园、渭水滨别墅园等园林，还留下了大量的涉及园林的诗。

他的小园虽小，但其中山石、池溪、亭台、楼阁、花木无一不备，小小的“壶中”，装下了大千的世界。哪怕是一块石头，也自有其千姿百态，他说“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不必亲身涉险，也能一睹山岳的壮丽，不正符合他在“壶中天地”中追寻无限超越的境界的追求。

从此，园林中的风景不再只是大型的建筑和池沼，亭台楼阁、山石水池、花木鸟鱼、匾额小品样样具备，置石、叠山、理水等园林技术也日渐成熟。

《八高僧图》中的“白居易拱谒”。图源：网络

到了两宋，园林愈发精致起来。它们不再像汉唐一样雄浑质朴，而变得清雅飘逸，这和“壶中天地”的法则脱离不了干系。

北宋宫苑的兴建在徽宗时期达到顶峰。政和年间，徽宗以为承平日久，朝中无事，于是对园林之事有了兴趣，以蔡京为首的群臣极力迎合，于是皇帝便决定大兴土木。地点在万岁山，因在国都之艮位，所以称之为艮岳。

徽宗是风雅之人，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艮岳中的一花一木，都十分讲究。他集全国之力搜求奇花异石，组织机构专门运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取天下瑰奇之灵石，移南方美艳之花木，叠石成山，移花为林，虽由人作，宛如天开，成为明清山水宫苑的范本。

虽然奢侈壮丽是每一个皇家宫苑的特色，但艮岳明显与汉唐宫苑不同。徽宗亲自撰写的《艮岳记》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数十里”。所谓皇家园林，只不过是略略放大的“壶中天地”罢了。

艮岳还未完成之际，金人的铁蹄就已经兵临城下。等到金兵第二次到来的时候，宋钦宗下令将园林中的飞禽走兽投入汴河之中，拆屋为薪，凿石为炮，甚至宰杀大鹿犒赏将士。何其讽刺！

北宋尚且如此，南宋的情况就不难想象。纵然江南有着美丽的湖光胜景，只是再也无法找到皇室的那种雄浑。

与皇家园林相反的是，私人园林迎来了春天，江南之地甚至到了无地不园的地步。既然已无法阻止生存空间的逐步沦陷，而朝堂的纷争也令人厌恶，士人们为何不将自己的天地经营地更加完美呢？

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所园林，与狮子林、拙政园、留园一齐列为苏州宋、元、明、清四大园林。

北宋诗人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流寓吴中，以四万钱买下废园，进行修筑。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命名“沧浪亭”。苏舜钦常驾舟游玩，自号沧浪翁，作《沧浪亭记》。又与欧阳修、梅圣俞等作诗唱酬往还。从此沧浪之名传开。后来，沧浪亭几度荒废，南宋时成了韩世忠的宅第，并改名“韩园”。

一进沧浪亭，便可见一汪绿水绕于园外。临水山石嶙峋，复廊曲折蜿蜒，山上古木参天，山下凿有水池。在方圆之地，就好像看见了重峦叠嶂，这是山体和奇石相互错落的结果，也是宋人叠山艺术纯熟的体现。

沧浪亭结构古雅，石柱上书写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

翠竹摇映于其间，藤蔓垂挂在亭台山石之上，色彩便多了一番层次。

园中最大的建筑是“明道堂”。在假山、古木的掩映下，屋宇宽敞，庄严肃穆。沧浪亭还有观鱼处，南宋观赏金鱼之风兴起，无论是王公贵人还是文人才子，都以豢养金鱼逗弄观赏为时尚。

全园景色简洁古朴，山水相宜，每一处细景都达到了极为精美的程度。

天上地下，或许只有这片小天地，士人们才能感到心安。

沧浪亭。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尘嚣之外，俗世之中

到了明代，园林就更小了。

首先是皇家园林。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便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宫城和园林。但是，由于北边经常受到蒙古的威胁，园林不敢在郊外修建，便只能局限于皇城之中。

私家园林也不再只是贵族或者士人的专有之物，退休的官吏、财大气粗的商人、悬壶济世的医生、桀骜不驯的画家，都可以营造自己的园林。他们往往受限于地位或者金钱，便只能缩小规模，不过哪怕是咫尺山水，也可以怡然自得。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吾乡有洗香园者，在啸傲径……布衣李芥轩先生所构，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树两三株而已……乃知园亭不在宽广，不在华丽，总视主人以传。”园林大众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造园的狂热席卷了江南：园林的数量激增，著名的园林成为当地的骄傲，文人对园林的著作和诗文也多了起来。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刺激：文人害怕社会地位会被崛起的富商腐蚀，想要以雅制俗；同时，园林已经和诗歌、音乐、绘画一般，成为士人表达内心的一种方式。

恐怕每一个园林背后，都藏着文人心酸的故事。

王世贞出生在江南一个富裕而颇具声望的仕宦之家，父亲和祖父都供职于朝廷。他未满21岁便中了进士，入京后仕途得意。后来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宰相严嵩。他们之间的仇恨导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弹劾并最终被处死。

遭遇父难的王世贞回家服丧，三年期满之后仍然呆在家乡太仓。逆境之中，王世贞尝尽了人情冷暖，为父亲筹措资金而经济拮据，也受到严嵩党羽的监视和攻击，而王氏的门生也一时散尽，不相往来。举目望去，几个朋友肯接济自己。

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贞太仓州治旁开辟一块空地，闹中取静，始建“离薋园”。“薲”意为恶草，有它在，嘉木名卉不能从土壤里生出。这既是一种怨恨，也是一种“天下无贼”的期待。

离薋园落成之时，王世贞邀请了文坛名流三十余人题赠诗文。这些人多是其父难期间给予慰藉以及帮助之人，包括李攀龙、吴国伦、张凤翼、俞允文等人。俞允文、张凤翼等人曾在王忬下狱之时，在经济上予以援助，或寄诗书慰藉。也有如吴国伦曾三遭贬黜，穷困潦倒，与王世贞的父难遭遇同命相怜。

如此多失败者相聚在这个疗伤之地，以至于园中的美景都带着一种悲伤。

王世贞在离薋园中度过了安逸的园居时光，整座园林以“壶隐亭”与“鷃适轩”为核心建筑。壶隐是壶中天地和中隐之意，他在此饮酒、赋诗、交游、畅谈，视野之内却是名花，没有恶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离薋园”离州治太近，完全没有隐居的感觉。

严嵩倒台之后，王世贞和他的很多朋友得以恢复官职。可是没多久，王世贞就和张居正产生了矛盾，又一次倒在了帝国中心的强权人物前，此后他不得已再次退隐回家。

这一回，他要彻底远离尘嚣，不再感受世事的纷扰。王世贞住进了自己修建的弇山园中。“弇山”取自《山海经》神话典故，为神仙之居所，而他也自称“弇州山人”。

弇山园其实很简单：基本的轴线布局，大规模的壮丽的假山结构，大量的建筑，长方形的水池和几片种植同种树木的区域，例如橘子树和樱桃树。无须多么奢靡，怡然自得就行。

当然，最重要的是园中的人。这里是王世贞与朋友的交往之地。来到此地的人大致有这几种。要么是身份不高，求取诗文以抬高自身的落魄文人，比如钱穀，他为王世贞画了好几副园林画，为后世留下了弇山园的画像。要么是仰慕王世贞的文名的文坛新秀，他们将弇山园视作文化意义上的圣地，来到此地向主人吐露心声、诗文唱和。要么是相识多年的旧友，比如前文提到的李攀龙、吴国伦等人。

仕途的失意者，进取的年轻人，共患难的老友，形形色色的人汇聚一处，弇山园已然变成了一个包容、欢乐、温暖的文人乐园。

最终，王世贞还是没有离开尘嚣，1589年他出任南京刑部尚书，这是他的最后一份官职。一年之后，王世贞称疾辞归，最后卒于家中。

弇山园里的嬉笑怒骂，也随风而散。而江南这个地方，不缺文人，也不缺园林。

【明】钱榖：《小祇园图》。小祇园为弇山园的一部分。图源：网络

江南的风雅

江南一带，为明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雄厚的财富和无止的欲望如同干柴碰上烈火，燃起了奢靡的大火，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物”的奇观。

据王锜《寓圃杂记》载，晚明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返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

亭台楼阁，画舫游船，丝绸文具，漆器古玩，应有仅有，尽皆精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背弃了“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原则，而是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打造一个赏心悦目的、奢靡的生活情景上。奢靡之风起，江南也掀起一阵造园的狂热，一切向奢侈看齐。

此后不久，江南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文震亨。

文震亨出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生活在江南一带，以造园闻名。面对江南造园的狂热，他只坚持一个宗旨：化繁为简。

在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一书中，他往往列举一个清单，比如”笔管“一节：“古有金银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然后紧跟一句“俱俗不可用”。市面上那些机巧之物，往往被他冠以“恶俗”、“最忌”、“不入品”的骂名。

敢如此大骂，文震亨自有底气。他出身书画世家，曾祖便是“明四家”之一、参与拙政园营建的文徵明。家学如此，让他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长物意为多余之物。文震亨以“长物”为名，便是告诉读者，书中所论，“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文人清赏而已。但往往就是这类无用之物，才能看出一个人的阶级、品味和格调。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曾写过西门庆的园子：“进入仪门，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二人掀开帘子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

对照《长物志》，“木香”、“卷棚”都是俗式，“云南玛瑙”、“蜻蜒脚”诸种工艺都是“恶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们知道，《金瓶梅》的故事虽然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皆有现实的隐喻。西门庆是“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伟，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正是一个市侩的商人形象。

晚明以来，读书人的文化霸权遭到了挑战。富商们有钱，但缺了文化的沉淀，便急切地想用手中的经济资本，换取相应的文化资本。西门庆的园子处处透着“俗气”，实际上就是“暴发户”明明不懂风雅，偏要附庸风雅的结果。

“风雅”的解释权便在读书人手里。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晚明士人，便是通过界定雅俗的方式，划下一条道，将家财万贯的西门庆拒之门外。

虽说文震亨走的是上层路线，但他的确为奢靡混乱的社会带来了出一种雅致的美学，也让园林成为一种表达的方式。

因此，晚明的文人园最是发达。他们的人格、诗文往往和园林是一体的，每每进入园林，便有诗情画意之感，而读《牡丹亭》、《金瓶梅》等文学小品，如同置身那些园林之中。

末日之前，奢靡是商人的狂欢，清高是文人的狂欢。

1645年，清军攻占苏州后，文震亨避居阳澄湖。清军推行剃发令，他自投于河，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而亡。

明清易代，天崩地裂，世事变迁。正如孔云亭所写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江南的园林，是否还能守住它的风雅？

【明】仇英：《园林清课图》。图源：网络

名园多是穷极思虑，千万金银堆积而成，但结果往往是不岀数年，或废、或毁、或易主而面目全非。园林易毁，名园难守，引起的不仅是人们对美好事物逝去的伤感。其实，园林消逝背后的东西，才是士人伤感的根本。

明朝正德年间，王献臣受到东厂迫害，屡次贬官，因此自嘲“拙于为政”，以大弘寺址拓建为园，命名为“拙政园”。

当时文徵明与王氏意气相投，多次为其绘制园图。嘉靖十二年（1533），文徵明依园中景物绘图三十一幅，各系以诗，并作《王氏拙政园记》。名噪一时的画家兼诗人，再加上冠绝吴中的名园，可谓是园林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这是拙政园的巅峰，也是它坎坷命运的开始。

拙政园航拍。图源：摄图网授权

王献臣死后，其子嗜赌，一夜之间将园输给徐氏。后徐氏子孙亦衰落，园渐荒废。

清兵入苏，兵火蔓延，到处都是瓦败垣颓，楼台零落，花木凋残，更有甚者，已经化作飞灰。拙政园为清兵所占，而后兜兜转转到了浙江海宁望族陈之遴手中。

陈之遴是明崇祯十年的进士，在明末清初为知名诗人，他还有一个同为诗人的妻子——徐灿。崇祯十年至十二年，两人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丈夫求功名，妻子痴相守。

只是，变故很快来了。陈的父亲在清军入侵时失职，被革职逮捕，后因内心冤抑喝毒酒自杀。崇祯迁怒于他的儿子，罢了陈之遴的官职，永不叙用。

没过多少年，清兵入关。徐灿很幸运，没有受到兵火的波及，仿佛大浪中的一叶孤舟，看着波涛倾覆掉身边的小船，而无力挽回。

她是一个女词人，平时写写伤春之作，然后丈夫另有新欢，再感慨婚姻的隐痛。在世人的眼里，爱情是她最大的精神支柱，一旦爱情之柱倒塌，生命之火就熄灭了。

然而徐灿还有另外一面，请看《踏莎行·初春》：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婉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词人谓碧云重叠犹作故国河山之象，而江山易主，月痕还照这江山做什么呢？

易代之后，陈之遴变节仕清，他于顺治二年投降清廷，之后官运亨通。

徐灿曾劝之遴隐退山林，保全名节。但陈之遴由于父亲一事，对明朝并没有多少感情。而且，他的功名之念从来没有泯灭。因此，徐灿的词中充满了对新朝的微词和惧惮，和对夫君出仕清廷的微讽。

陈之遴买下了拙政园，安抚妻子，大加修缮，极尽奢华，似乎也在向世人宣告繁荣的回归。只是，这个焕然一新的拙政园，还能有当初的风雅吗？在这里，徐灿写下了蕴涵着深沉的黍离之痛的《拙政园诗馀》。

丈夫降清，徐灿不能效法不食周粟的伯夷，与之决绝，还得接受清廷一品夫人之恩赏，内心时常遭受自我的拷问。

她说：“悔杀双飞新翼，误到瀛洲。”她眼睁睁看着一个人下水，既不能救他，又不能离他而去，只能和他一同下水，如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内心是多么的悲哀啊！

顺治九年，陈之遴做到了弘文院大学士，但他始终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满清入主中原，满汉矛盾尖锐，士大夫又分北党、南党，彼此倾轧。果不其然，陈之遴两次被贬去沈阳，而徐灿不得不离开拙政园，北上与其相会。

或许她在经过北京的时候，会想到最初的时光，想到文人讳莫如深的明朝，想到自己的那句诗：“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这样的词，不要说陈之遴，就是当时词坛上也无愧为杰出之作。

拙政园有幸保存至今，历代主人添砖加瓦，园貌虽变，但总是还留下一些东西。

钱泳在《文待诏拙政园题跋》中说：“余尝论园亭之兴废有时，而亦系乎其人。其人传，虽废犹兴也；其人不传，虽兴犹废也。”

如此看来，或许不是园林难传、风雅难续，而是园林中有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太难。

所幸拙政园不只有文徵明，还有一个忠贞的女词人——徐灿。

苏州拙政园。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帝国的尽头

明清以来，帝国迎来了它的巅峰，也渐渐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代，人们虽然时不时也要自拟鲲鹏，但更多时候还是要接受自己的平庸，甘心做一只蜗牛。如果得闲，和一两个老友或是年轻人，交游来往，这样的人生也并不无聊。

于是，人们便需要一个较“壶中”更小的天地作为栖身之所，而且必须在其中建起同样精彩的大千世界。于是应其势而产生了“芥子纳须弥”。“芥子纳须弥”是佛教说法，意为极微小的地方也能容纳大山，是“壶中天地”的进一步发展。

康熙元年（1662）前后，李渔离开杭州，来到南京，他在孝侯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

芥子园。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正如这个狭窄的园林，李渔是窘迫的。仅仅为了三亩地，他四处筹集资金，再加上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甚至要折节下交，和那些市侩的官员打交道，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但有了芥子园以后就不一样了。李渔精于造园，并且常常参与造园，哪怕是三亩之地，他也能玩出花来。

在芥子园中，李渔组了个家庭戏班四处演出，又开了书铺印卖图书。钱财有了着落，就可以惬意地生活了。李渔在芥子园完成了《无声戏》《一家言》《闲情偶寄》等著作，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李渔经营的芥子园书铺，不仅刻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热销名作，而且他的全部作品也都在自己的书铺印刻，算是垄断了当时的市场。他改造印刷技术，注重装帧设计，在与伪书、劣书的竞争中终于脱颖而出，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

芥子园是江南园林的一个缩影，文人造园各方面的技巧，手法，布局早已成熟，即便在有限的空间，也可以完成高超的作品。同时，世人的心态逐渐内敛、精细，进取开拓的春的时代早已过去，成熟却沉重的秋的时代已然到来。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城的格局一直沿用了下来。规划之严整，等级之森严是君权日益紧缩的写照，而规模形制远逊于汉唐的趋势也无法阻挡。

皇家园林在清朝一度繁盛。康熙建香山行宫，又建圆明园，至乾隆年间，北京西郊有万寿山、香山、圆明园、清漪园……，北边有承德避暑山庄，皇城内有西苑，宫城内各种小型园林数不胜数。就从清朝对汉唐盛世的追摹，可以说已经尽力了。

如果把圆明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皇家园林的代表，那么它可以用乾隆所题的“九州清晏”来概括。这是乾隆眼中的盛世，也是帝国最后的幻象。

九州清晏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寓意九洲大地河清海晏，天下升平。

然而，即便是乾隆盛世，即便是圆明园这样的大型宫苑，人们也依然要把“芥子纳须弥”作为修建园林的准则。乾隆在《九州清晏》中说：“驺衍谓裨海周环为九州者，九大瀛海环其外，兹境信若造物施设耶！”乃是借用战国末期驺衍的“大九州说”。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宇宙，天地无边际，神洲之外还有瀛海，非有大气魄的人不能征服。哪怕清朝的疆域远大于秦汉，但是秦皇汉武那种敢于模仿天地，追问宇宙的气势，也足以让乾隆眼红。既然无法做到将体天象地，也就只能用圆明园中的巨湖来象征这片宇宙，而它实际只不过是一个长120米、宽60米的水洼。

承德山庄不过是一个5平方公里的园林，离汉唐的宫苑差了十万八千米，但在清人的眼中，它就是天下第一巨制：“宇内山林，无此奇丽；宇内田园，无此宏旷。”

只是，乾隆总是觉得少了点色彩。而他心心念念的那抹色彩，就在江南。

当时，乾隆特别喜欢一幅画——元末画家倪瓒所作《狮子林图》。

画中是江南的一处私家园林，松竹掩映之间，是一个以篱笆合围的小园，篱笆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中有房屋五处，皆为草堂泥墙。画左侧为山石，高处环抱一小屋，园中有虬松两架，园外有老梅一棵。整个画面并无细枝末节，尽显疏朗。

乾隆对这幅画简直是爱到了极点，多次摹仿倪图，还在上面题诗作跋。在其《倪瓒狮子林图》一诗中，起首即为 “借问狮子林，应在无何有”。

但是每每看到这幅画作，乾隆都会惋惜。此画作于明初，现实中的狮子林，恐怕已经在几百年中淹没于历史长河了。

然而命运就是这般奇妙。第二次南巡，乾隆抵达苏州后，当地官员将其迎至狮子林，画中园林竟成了眼前的景色，这使乾隆皇帝十分兴奋。为此，他特意差人从京城将倪瓒画作送到苏州。

迎驾的官员们告诉乾隆皇帝，此处现在名为“涉园”，且未被修饰，是其本来面目。看着此处景致，泉石半毁，房屋未饰，清寥疏朗之中，竟颇有倪图之意韵，乾隆身在其中，犹在行走在画里。

自此之后，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会来到狮子林，而且总是带着倪图随行，即便在北京时，也常常翻出画作，对图忆景，宛如一个痴恋的女子。

他决定将此处的景色搬去北方，在圆明园里的长春园仿建狮子林。就连所挂匾额，都是发往苏州制造的。这样尤嫌不够，两年之后，乾隆又于避暑山庄重仿此景。

无论长春园还是避暑山庄，皇帝都觉得仿建的园景，不如苏州旧园，他在诗中写道：“略看似矣彼新构，只觉输于此古林。”

苏州狮子林。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乾隆对狮子林的追求和仿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南巡期间，乾隆命画师相随，将江南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例如清漪园仿建有“惠山园”、西苑仿建有“千尺雪”，圆明园仿建就更多了，大有狮子林，小有天园、安澜园、瞻园，可谓江南名园景观，尽归一处。

这种的移植行为，为北方的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

从某个角度来看，乾隆更像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古往今来，有文人志趣的皇帝并不少见，词坛开宗后主李煜，书画名家宋徽宗，这些皇帝确实对文化有着浓烈的兴趣，有些人的书画词赋水平也远高于乾隆皇帝，但是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都不可与乾隆同日而语。

前面那些皇帝的风雅，就只是风雅而已。而乾隆仿建江南园林的背后，其实表达了一种对江南的文化、心理上的占有。

有趣的是，在乾隆第四次南巡回京后——也就是乾隆三十年，皇家园林迎来仿建的第二个高峰。

与此同时，文字狱开始回潮：乾隆三十七年，皇帝开始下诏令各州府搜集图书，并整理《永乐大典》，起意编纂 《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年，皇帝令编写 《贰臣传》；次年，下诏编写 《殉节忠臣录》……

风景如画的江南园林，还不是依然在北京——皇帝的怀中。

而作为文人圣地，经济重心的江南，也不过是帝国的一部分。

狮子林航拍。图源：摄图网授权

清代的园林繁荣到了极点，北京城的威严也到了极致，但帝国的衰竭已成定局。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毁于战火，清漪园亦遭到破坏。

这是清朝的面子，这是繁荣的象征，如何能够弃之不理？

1886年，一份名为《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的文件摆到了慈禧太后的桌面上，此文中明确表示应该恢复昆明湖水师操练的旧制。文中写道沿湖的亭台楼阁已经颓废，应该花点银子去好好修缮一下，要不然操练水师的效果不好。

次年，在筹备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幌子之下，重修颐和园的计划悄然开始了，此项工作属于海军部门，所以说经费自然需要海军部门来出。这就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开端。

清漪园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亭台楼阁、草木花卉、奇石翠柳都回来了。光绪十四年（1888），清漪园格局重现，仿佛没有遭遇过兵祸。仔细一看，许多高层建筑由于经费的关系被迫减矮，尺度也有所缩小。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依旧繁华，帝国的面子就还在。从此清漪园正式更名为颐和园。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兵祸又至，珍宝被抢走，树林被砍掉，楼阁被烧掉。这一次，没有谁能够守住它的盛世风采。

此后，西洋建筑开始在中国大地蔓延，它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科学，代表着权力，而古典园林似乎随着帝国沉沦了下去。

颐和园。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园林的重生

沉寂百年，东方的雄狮再度睁开惺忪的睡眼，中国园林终于重回世界的视野。

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三年后，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增补列入这一名单。

关中的汉唐苑囿早已归于尘土，偶尔发掘出遗址，北京的皇家园林吸引八方来客，成为世界级景区，而苏州园林有别于这些遗迹和景区，更像一个个“活”着的历史空间，跃动着中国园林代代相传的薪火。正如作家叶圣陶所说：“我觉得苏州园林是中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

夜游网师园，听一段《牡丹亭》，昆曲悠扬，丝竹不断，古时文人雅士在此吟风弄月，而今游者也可领略此间的诗情画意。

探访留园，读昔日园主楹联“历宦海四朝身，且住为佳，休辜负清风明月；借他乡一廛地，因寄所托，任安排奇石名花”，方知心安何处。

游赏狮子林，石径千回百转，石峰姿态各异，假山叠石给游客带来的想象，是否与古人不谋而合？

漫步拙政园，从一花一木、一楼一亭的清秀典雅中，感受王献臣与文徵明的友谊，以及园林命运的多舛。

进入21世纪，在拙政园之旁，一座新的博物馆拔地而起，再现中式园林之美。

耄耋之年的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亲自操刀为故乡苏州设计了极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当时，贝聿铭的儿子、著名建筑师贝礼中对这个设计也感兴趣。但贝聿铭说：“我的儿子中文已经生疏了，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我是中国人，这个设计要我亲自来。”

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了“中空间-小空间-大空间”的空间组合方式，整体风格清淡、雅致。参观者从大门进入前院（中空间），感受园林式的博物馆氛围，再进入大堂室内（小空间），视野收缩到室内，再从室内空间进入主园（大空间），一下豁然开朗。置身馆内，仿佛游览园林，贝聿铭提取了苏州园林中的经典元素，用青灰瓦、粉白墙、翠竹、松木、假山、池水、曲桥点缀其间。

设计之初，人们担心新建的建筑物会破坏周围由拙政园、忠王府等古典建筑组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但贝聿铭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外观上看，贝先生将博物馆旁的拙政园外墙当作“画底”，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博物馆的外形脱胎于苏州建筑的飞檐翘角、粉墙黛瓦，使其完美地与东侧的忠王府、拙政园融为一体，犹如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

苏州博物馆外墙。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贝聿铭之所以能设计出这样一座园林式的博物馆，说明中国园林的审美和意蕴，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和灵魂之中。贝聿铭出身苏州名门贝氏家族，民国时期，贝聿铭的叔祖贝润生曾购得狮子林，后由家中后辈打理，新中国成立后，贝家将狮子林捐献给国家。尽管贝聿铭早年出国留学，常年身居海外，但江南的园林仍让他魂牵梦萦。

另一方面，如诗如画的园林中，藏着属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求仙的神山，到隐者的壶中天地，从帝王的气象，到士人的雅致，从设计者的构建，到参观者的欣赏，园林之美，包罗万象。

园林的风雅，恰似文徵明亲手栽植的那株紫藤，听任韶华流传，浪漫依然，一眼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