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古岑科叛逃加拿大

有关冷战的起源这一话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纵观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有关冷战起源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种观点：传统派认为，冷战是由于共产主义的专制与扩张、斯大林革命者的狂热和领土欲望使西方震惊并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修正主义派别认为，美国应为冷战的爆发负责;后修正主义学派(新正统派)折中前两派观点，但更倾向于美国的立场。

这些研究围绕冷战起源的国际因素、国家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个人因素而展开，但对个人因素的研究仅限于国家领导人等少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身上。在浩如烟海的冷战史研究中，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那些被历史尘封的小概率事件，某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足矣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一场呈排山倒海之势的历史剧变。

古岑科无疑就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小人物，对于他利用职务之便叛逃加拿大这一历史事件，学界研究非常之少。美国前情报官员迈克尔.苏里克(MichaelJ.Sulick)的《间谍活动在美国》提到了古岑科叛逃事件，但仅是陈述事实，未对此事加以分析;马克.克里斯曼森(Mark Kristmanson)在其著作《自由髙地：加拿大的民族、文化和国家防御，1940—1960》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事件。加拿大学者杰克.格兰纳斯坦(J.L.Granatstein)的文章《从古岑科到戈尔巴乔夫：加拿大的冷战》从古岑科叛逃加拿大一事人手，站在加拿大的角度，阐述了冷战初期加拿大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以及加拿大政府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以提升自身安保能力，同时又忌惮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矛盾心理，随着冷战的持续，加拿大人心态发生变化，力图以一个“道德大国”的形象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作者认为古岑科叛逃是一导火索，驱使加拿大未雨绸缪，寻求改变;但全文几乎没有涉及古岑科叛逃与冷战起源之间关系的论述。国内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对古岑科叛逃原因、事件始末及加拿大官方调査和国内舆情走向都有详细论述，认为古岑科叛逃事件挑起了舆论领域的冷战。

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个月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的格勒乌成员代码员伊戈尔.古岑科(Igor Gouzenko)也投下了一枚重镑炸弹。

伊戈尔.古岑科1919年1月13日出生于苏联，1943年，古岑科被派驻渥太华，他的工作是加密并传递搜集到的情报，以及解密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传人的信息，因此他掌握了大量苏联间谍在西方活动的文件与信息。当时在国外工作的苏联人对“大清洗”时的惨剧仍旧历历在目，对本国的政治局势心存顾虑;古岑科因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视，这让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小心;出国前他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套公寓里，家庭条件较为一般，资本主义世界一派自由繁荣的景象给他造成巨大冲击，这种诱惑对他来说是难以抵挡的。古岑科在这个繁华国家的首都工作了一年之后，一名来渥太华视察的格勒乌高级官员注意到了这个人，命令他回国接受审查，对古岑科一家来说，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古岑科在渥太华与妻儿享受生活，他们还有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考虑到回国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难以预料的状况，他最终选择逃离苏维埃社会主义这艘大船。

1945年9月5日晚，古岑科趁夜夹带一个公文包，内藏密码本和一百零九份涉及苏联在西方国家间谍活动资料的秘密文件，逃出苏联使馆大门，要求加拿大政府提供庇护，作为回报，他打算呈递这个公文包里的所有机密文件。事态接下来的发展超乎他的想象：他先是直奔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CMP)，但警察们根本不相信他的故事;之后他决定诉诸媒体，让事态急剧发酵以保障自身安全，但没承想《渥太华时报》的夜报编辑对他的材料并不感兴趣，他建议古岑科去加拿大司法部;然而直奔至那里的古岑科发现无人值班，这时他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没有料到会是这种情况。冷静下来的他飞奔回家，带着家人躲在邻居家，通过邻居家的锁眼他看到苏联大使馆的人冲进自己家却扑了个空，直到警察赶来他们才匆匆离去。第二天古岑科带着文件再次来到司法部，这次他得到了想要的回应。

这些机密情报的矛头直指苏联大使馆，显示其存在几个互相平行的卧底操纵系统，它们在极端保密的环境中运营，各自拥有独立的密码体系并分别与莫斯科建立通信往来;除此之外，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英国高级专员公署、加拿大军队、政府公职人员及科研机构，包括从事原子能研究的机构中都存在间谍。随后加拿大皇家调查委员会被授权调査此事，在其发布的调査报告中，评估了此事的恶劣影响并公布了苏联大使馆17名涉事人员的名单。但由于古岑科职位较低，接触的情报有限，所以他提供的情报仅够揭发军事情报部门的间谍活动。在这些间谍系统中，最具威胁的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间谍活动，当时的调査无力尽数找出苏联在西方盘根错节的间谍网络，招致舆论哗然，导致加拿大公众信任危机。

古岑科揭露的事实表明，苏联间谍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远，波及英、美、澳等国，牵动了英国军事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査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后，这一事件进人公众视野并迅速升温，引发一系列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战时同盟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矛盾激化，国民群情激愤，舆论不受控制。可以说古岑科的叛逃打响了舆论领域冷战的第一枪。

二，加拿大与苏联态度的转变

对专业的情报人员来说，敌对阵营的叛逃者无疑是天赐的福兵。情报部门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培养一个潜在目标，说服他成为间谍，但一个来自敌方阵营的叛逃者，带来的收效显然更大：他们为证明自己的价值会送来许多机密情报;因为想过新的生活，所以更加依赖新的主人，更容易被控制。但有些叛逃者带来的东西也有可能是特洛伊木马，是敌人故意为之，引诱对手上当的计谋。

古岑科在9月5日之前曾多次向加方释放信号，均未得到及时回应，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本身不足够贏得加方的同情，为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呈递了足以引起轩然大波的机密信息并最终达成目的，获得了加政府的庇护。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方面在证明情报来源完全可靠之后，并未迅速向社会公布这一事件及作出强硬表态。在针对这一事件的调査正式开始前，加拿大与苏联的关系依旧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加拿大在“一战”后并未专门参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运动，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对苏联的理解和同情逐渐增多，因为它们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两国都是年轻的国家，领土面积广但并不富饶，在北部领土和北极地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这种强烈的共情感刺激加拿大人参与到对德战争中，同时他们也强调“英雄的俄罗斯”为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1942年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在渥太华建成时，两国还举办了由双方国民广泛参加的集会……正是由于两国关系越发好转，“加拿大当局为避免使俄方陷入不必要的尴尬处境，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加方媒体也表现得相当克制”。尤为明显的是时任加拿大总理的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的态度，最初得知这件事时，他本能地排斥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他表示自己能够掩盖此事。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它(指古岑科叛逃事件)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这个盟国的叛徒让他伤透了脑筋，他担心这一丑闻会破坏加拿大与苏联的关系，并危及即将举行的有关国际核武器控制的谈判。为此他还曾下令禁止为古岑科提供任何庇护，但他的手下没有执行这一命令。

较之加拿大方面，苏联的反应似乎更让人出乎意料。苏联政府对此事反应迟缓，即便是加方将报告公之于众，他们也未作出正面回应。苏方于12月份召回驻加大使，这一职位之后长期空缺，并且应加拿大政府的要求，16位苏联大使馆官员被撤职。然而，苏联方面的新闻在事件热度消散后竟旧事重提，对加拿大方面横加指责，这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警觉和舆论的不满。克拉特巴克先生(P.Clutterbuck)写给艾迪生子爵(Viscount Addison)的信件中说道：“当我五月底到那儿时，我发现此时调査热情有所减弱，但苏联方面的强硬态度让人愤怒。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就像字谜游戏，即便是智囊团也对此束手无策。它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更加容易误解其政策，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在形成。”

随着调査的深人，想要维系“苏联官方并未直接参与间谍活动”的谎言也越发困难，皇家调査委员会最终用不够坚定的语气证实了苏联的间谍活动。苏方态度也开始转变，渐渐承认自己是皇家调査委员会出具的报告中提及的“外国势力”。与此同时，苏联新闻界开启了一系列暴力活动，滥用并过度解读加拿大政府及总理麦肯齐.金的表态。加拿大方面鉴于此事的严重性，也采取了非常措施：总理麦肯齐.金通过签署《战时法案》，授权通过一个最髙秘密理事会;司法部长路易斯.圣洛朗(未来的总理)指示：“为调査古岑科带来的情报信息，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根据《战时法案》，司法部长想要“逮捕、拘留、驱逐”任何加拿大公民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还可以对这些公民进行无限期关押。

三、古岑科事件对加拿大的影响

加拿大在早期的核弹技术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加拿大和英国是战时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这类重要信息的泄露可能会对加拿大及其盟友的利益造成切实损害。正是由于苏联方面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加拿大西方盟友的联合施压，这场调査必须进行下去，然而在调査中发现的问题又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整个事件在加拿大引起了巨大轰动，与此相关的报道占据新闻头条一月之久，新闻界引导了各种舆论动向，评论普遍认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处理此事。

这一调査最明显的影响是造成了公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慌与仇视。虽然前文提到过苏加两国关系在间谍事件爆发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但加拿大反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悠久，一般来说，加拿大人的思想里绝没有考虑(采纳)或容忍共产主义的意识(甚至是有关共产主义学术行为)，这里同美国一样，对共产主义及其所有工作都有深深的偏见。此次事件中的涉案人员，大多是外籍人士，许多人来自东欧，总的来说，共产主义在加拿大没有收获多少信徒，加拿大共产党还因反战活动在1940年被禁，一度转移到地下，那些受挫的领导人因战时条例被拘，随后他们以劳动进步党人的身份重新出现，但其依旧是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党团;天主教会也从未停止过抨击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在魁北克省甚至遭到迫害。正是由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因、意识形态偏见和案件调查中揭露的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过去就一直存在的偏见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当时的加拿大弥漫着不满、蔑视甚至恐惧共产主义的风气，左翼社会团体亦受牵连，国会里的右翼分子甚至声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影委员会和加拿大信息服务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包含一些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员工。

同样地，公民自由问题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鉴于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刚开始采取行动时加拿大政府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诉讼的延迟，社会中对政府无视公民基本权利的办案手段的批评声逐渐增多。虽然社会各界普遍同意调査委员会采取非常手段，但加拿大人依旧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必须遵循自由、普通法权利。调査人员对涉案人员采取的某些手段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舆论认为它们违反了《大宪章》、人权法案和人身保护令。首先，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在自己的营房中对这些人进行了秘密拘留和审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一直有守卫严密监视，禁止他们同他人交谈，更不用说给他们请律师了，事实上，警方甚至连这些人被拘留的原因都没有给出;其次，皇家调査委员会不是司法机构，却公布了有关被调査者的报告;再次，在这种不合法的情况下，个人提交的证据被公之于众并且被官方用于诉讼。不可忽视的是，即便一些人在审判中被宣告无罪，他们最终也因“疑似叛国”的污名丢了工作、毁了声誉，比如说査尔斯.邓宁(Charles Dunning)，尽管在法庭上被判无罪，但他还是被自己任教的大学解雇。在加拿大自由主义者们看来，官方的这些举动令人厌恶。议会辩论中，司法部长圣洛朗因此表现出不安情绪，在10月6日委员会回答议会提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心不在焉，否认存在任何的秘密指令。得益于新闻媒体、法律界人士、公民自由组织和国内外政界人士等各方力量的支持，议会通过法案，政府受到施压，承诺会就这一问题引入立法。为调査间谍事件而建立的委员会诉讼程序同1970年的十月危机一并被认为是和平时期加拿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权利滥用案件。

当涉事人员的名单公之于众，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受人尊敬，在加拿大政府任职。这就引起了公众对加拿大政府的反思，一个负责任的“公仆”式政府工作人员是如何同意且毫不动摇地选择担任境外势力的代理人的.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是否受到严重威胁?其自身情报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何在?加拿大政府通过设立皇家调査委员会来处理此事，在间谍风波爆发之初，政府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但最终，通过对此次事件比较迅速的反应和处理，政府贏得了更多的信任，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总的来说，加拿大政府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通过此次事件，加拿大情报安全系统也步入了现代化建设新阶段;西方国家也普遍加强了对本国公民的监视、完善了间谍法案。

四、古岑科叛逃事件与冷战

加拿大历史学家杰克.格兰纳斯坦(J.L.Granatstein)认为，“对加拿大人来说，冷战意义重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开始于1945年9月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代码员古岑科的叛逃，至此，活跃在加拿大境内的大部分苏联间谍曝光”。

古岑科事件的曝光，使加拿大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的焦点，成为间谍活动的“战场”，在最初的时间里，这件事竟然使加拿大人有些“小自豪”，因为加方针对此事采取了手段较为强硬的独立行动，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豪感中又夹杂着不安情绪，大家隐约觉得现有的和平局面将被打破。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加拿大的两个母国以及比利时、荷兰、意大利都认为奉行扩张主义的苏联是西方和平的一个巨大威胁，再加上经济上的矛盾与担忧，加拿大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者并第一次于和平时期在国外驻军。

古岑科事件改变了加拿大人的态度，他们不再仰慕苏联红军非凡的战斗力，而是忌惮苏联的威胁。联想到苏联在战后对东欧各国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伊朗及希腊的压制等，媒体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使人民相信苏联“包藏祸心”、社会主义阵营正不断壮大。在古岑科事件公开前一周(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公开演讲，声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并指出爆发另一场大战的可能性，使国际形势更为紧张，加剧了人们的不安情绪。古岑科叛逃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极为敏感，“二战”胜利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意识形态对抗愈发紧张，人人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期不远，古岑科的叛逃为两大阵营爆发战争带来“契机”。

事实上间谍的历史比战争的历史还长久，各国政府都设有不同形式的间谍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对于发展国际间工业、商务、政治、外交以及战争的发生都有影响。据美国估计，1946年全世界有间谍情报人员120万，而1989年170个国家中央级或联邦政府级雇佣的谍报人员已达210万;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谋报人员有120万左右，其中苏联65万，其他华约国家15万，中国30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40多万各种情报人员，其中美国19万，法国3.5万，英国及西德各有3万，其他北约国家有9万。苏联在加拿大安插了间谍，西方国家在苏联也必然有自己的间谍情报人员。

但在加拿大采取强硬手段彻査间谍案之后，苏联媒体发表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批评言论，指责麦肯齐.金是英国政府的马前卒，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他在联合国的失败上来。事实上金想维系两国的友好，也想给苏联人民留下好的印象，但此时的苏联人把他想象成恶棍，而加拿大人却认为金的做法是在向苏联摇尾乞怜，可以说舆论的走向已不受某个人的控制，两大阵营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双方对“敌人”的猜忌和臆想无疑加速了冷战的爆发。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从最初惊慌失措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后，发现了这一丑闻背后蕴藏的巨大能量。加拿大的西方盟友纷纷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引导、煽动舆论，让生活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公众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威胁，使共产党名誉扫地，并大大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古岑科的叛逃给苏联情报部门敲响了警钟，他们急需进行改革;并且，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间谍活动肯定是早就知情的。但是古岑科事件在经过西方国家媒体的大肆渲染后，弓丨起了舆论对苏联的一致反感，使得政界人士，尤其是华盛顿的官员们，有了支撑自己反苏反共观点的重要论据。这也宣告了苏联提出的共享原子能研究成果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死亡。简言之，苏联与其战时盟友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但古岑科叛逃这一突发事件使本就互相猜忌的两大阵营间的合作濒临崩溃，挑起了舆论领域的冷战，也使加拿大成为舆论冷战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