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之力，难破此案

南宋淳熙五年，地点，是江西都昌县。

都昌县有一个老百姓，名字叫做程念二，死了。

程念二的死，是非正常死亡，说明他说被人杀死的，那么最有嫌疑杀害他的人，地方官府锁定到了程念二的妻子阿梁的身上。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司理院，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审讯，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

换言之，查明案件的全部真相，就在该衙门，该官员的手中办妥。

阿梁到了司理院，她交代的也很利索，说丈夫程念二身体欠佳，自己和他感情不好，于是便在外头勾搭了姘头叶胜，叶胜想要把自己据为己有，于是将卧病在床的程念二杀掉了。

司理参军问，说叶胜杀害你丈夫的过程中，你是否协同杀害，或者提供过帮助？

阿梁说没有，自己没有上手，只是抱着孩子站在门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期间，程念二在屋内呼救，自己也全装作听不到，当然到最后自己还是于心不忍，打算制止叶胜，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程念二已经死了。

听起来，好像程念二的死，和阿梁的关系不大，阿梁顶多是人太冷漠，见死不救，但司理院认为，阿梁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杀人从犯的标准，她站在家门口的举动，明显属于是盯梢放哨，就算她后来有悔罪情节，也是难逃重罪。

何况，在后续的审理过程中，阿梁还主动承认，在杀死程念二的事情上，自己和叶胜已经蓄谋很久了。

案件审理到这种程度，司理院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这也是宋代司法和其它朝代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在地方，一桩案件不由一个单位来全权处理，而往往要经过三个单位的依次协作才能完成。

第一个单位就是负责审讯的司理院，第三个单位是负责量刑处罚的司法院，在这两个单位中间，还有一个临时的单位，我们叫录问院。

由于是临时单位，录问院里的官员都是从朝廷各部门抽调的，抽调到此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对司理院的审理结果进行核实检查，看一看是否有冤假错案。

在司理院的时候，阿梁是非常配合的，基本上是问啥说啥，认罪态度也很诚恳，可到了录问院之后，她却突然翻供，连呼无辜，说自己是冤枉的。

宋朝的司法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喊冤叫屈，案件就必须重审，而且不是发还重审，是要交给另外的衙门来审理。

就比如阿梁杀夫案，阿梁在都昌县的录问院喊冤，都昌县的录问院片刻不能耽搁，必须把阿梁尽快移交到除都昌县的司法系统中进行审理，也就是换一波人来重审。

旋即，阿梁被送到了都昌县临近的县里，由临近县的司理院再审。

这一次倒是很顺利，司理院审理，录问院核查，司法院量刑，这三个阶段都没出问题，换了一拨人，换了个地方审，阿梁又不喊冤，又认罪了。

要给阿梁定罪，这事儿很不好办，因为你说阿梁没杀夫吧，她和叶胜处心积虑研究挺老长时间了，她还站在门口给叶胜放风，可你说她杀夫了吧，她没有参与具体的杀人过程，她没动过手，甚至到后来她兴许是良心发现，还出现了救夫的举动。

稳妥起见，司法院没有直接定罪和处刑，而是把案子上报到了京师，汇报给了刑部和大理寺。

刑部和大理寺在研究了案情之后，认为阿梁属于谋杀亲夫，给出了审判意见：

以斩刑处死阿梁。

死刑是上头决定的，司法院照办就得了，可就在宣读对阿梁判决的时候，阿梁再一次翻案了，声称自己被冤枉了。

大理寺和刑部认定阿梁谋杀亲夫，是因为作为姘头的叶胜曾经口头交代过，说阿梁和自己共同蓄谋了杀害程念二的计划，但是阿梁在喊冤时坚称自己只是和叶胜通奸，而没有和叶胜计划杀人，之前主动认罪，是出于恐惧而胡说的。

至于叶胜到家中杀害丈夫，自己听到丈夫呼救却不帮助，不是自己主观上在支持叶胜，而是因为自己当时抱着孩子呢，自己没有能力施救。

宋人在面临刑事时，三番五次喊冤是正常的，不仅正常，而且是宋朝法律所允许的，这体现出了宋朝虽然是一个封建专制政权，但是在对于死刑案件的态度上，是慎重的。

由于阿梁动辄就翻供，动辄就喊冤，这案子一直推进不下去，不仅推进不下去，反而是各种折腾，各种再审，一直卡在各个单位，始终没有一个结果。

（朱熹）

一年之后，都昌县来了一个新长官，这人是谁呢？很有名气，是大儒朱熹。

朱熹是个理学家，那么他难免先天的对涉及到奸情，涉及到谋杀亲夫的阿梁就没有好印象，他接手这个案子之后，他立刻就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疏，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阿梁所犯穷凶极恶，人理之所不容。据其审词自合诛死，无足怜者……

朱熹认为，阿梁是个极其邪恶的犯罪嫌疑人，她所犯下的罪过是不能饶恕的，应该将她处死。

当时的皇帝，是宋孝宗，孝宗的回复也很有意思，皇帝说：

须至依条再行推鞫。

不能这样，要根据法律，依据规矩，结合事实，重新对案件进行勘验。

朱熹后来还上疏过好多次，都没结果，一直到两年后朱熹离任，案子还是悬着，没解决。

朱熹走了，有别的官员赴任，但问题还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阿梁总是在翻供，用专业的术语说，就是阿梁的案子一直在重复“翻异别勘”的流程。

根据统计，阿梁从案发到最后，她一共叫了十次屈，一会儿她认罪，一会儿她又不认罪，就这么着，案子翻来覆去的审查核实，一直拖到了淳熙十四年，到这一年，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

九年时间啊，刚出生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何况成人乎？

这九年里，曾经参与过阿梁杀夫案审理的不少官员，尤其是最初接手案件的官员，有好几个都病死了。

您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他们最先接触案情，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就更多，也更真实，这些官员一死，很多关于这个案件的资料如果没有纸面记载，可能就流失了。

案件的当事人之一，也就是杀人的叶胜，本来他的罪过是无疑的，肯定要把他杀掉，但阿梁和叶胜同属于一个案子，叶胜必须要等着阿梁的定刑下来，两个人一同执行，这案子才能结。

阿梁的定刑拖了九年，叶胜也就在牢里关了九年。

您想想那古代牢房里是什么生存环境啊？那是很恶劣的，叶胜关着关着，直接得病死了。

叶胜是最关键的嫌疑人，他一死，又流失掉很多可调查的证据。

最后，这个案子落到了一个叫做耿延年的人手上。

耿延年也不好办啊，他把案子接过来，他完全是抓瞎，要之前参与案子的同僚帮助，同僚们好几个都驾鹤西去了，要提审人证，叶胜也病死了，要回溯案情，不好意思，这都小十年了，当时的很多人事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耿延年无从下手，可好在，他找到了新的思路。

他认为，如果认定阿梁无罪，把她放掉，那么就说明之前十来次重启案件，参与案件的审理官员，都没有尽职尽责，都冤枉了好人，因为之前谁也没有论定阿梁无罪。

如果认定阿梁有罪，要把她杀掉，这也不合情理，因为一个案子历时九年，这么多的官员参与，也都没有找出切实可信的证据，证明阿梁的确应该处死，那就说明这个案子本身就是疑案，如果这案子早就板上钉钉了，那么阿梁喊冤也没意义，之所以她每次喊冤都能奏效，就说明这个案子的确有可疑的地方。

所以，耿延年认为，此案应该疑罪从轻，也就是不处死阿梁，但也要对她有所惩戒。

（宋孝宗）

耿延年还把这个想法以奏疏的形式汇报给了皇帝，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在奏疏的结尾特地补上了一句话：

乞自圣裁。

微臣说了一大堆，但最终还是要陛下您来做主。

孝宗被这个案子也弄的不厌其烦了，他就采纳了耿延年的办法，免除了阿梁的死刑，给予她杖击二十，流放三千里。

这个处罚，不算轻了，二十棍子要是结结实实的打，也是非死即残，何况还要拖着病体流放千里，但相较于死刑，阿梁有了一线生机。

阿梁，她时而是冷酷无情的共谋，时而是无力施救的弱女，九年的时间里，她的形象，她的命运，她的罪否，在官府的卷宗里变的模糊不定，证据湮灭，人物凋零，只剩下一个无解的谜题，历史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只是将这无尽的沉思，留给了千年之后的我们...